在莫斯科西南郊的新圣母公墓，汇集了沙俄时代以来数千位名人的墓穴，因此它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立体的苏俄历史。从果戈理到赫鲁晓夫，从马雅科夫斯基到乌兰诺娃，从火箭设计师到马戏团团长，这里简直就是“群贤备至”。每一个墓碑的设计都与主人的身份契合，每一个墓碑都是一件意味深长的艺术品。新圣母公墓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传统：生前如果不是对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死后根本没有资格埋葬在这里。俄国朋友告诉了我一个关于新圣母公墓的笑话：有一个一夜暴富的金融寡头希望自己死后能安葬到新圣母公墓，便开出了一张一百万美元的巨额支票。管理处的负责人不能违背公墓数百年来的传统，又不敢得罪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寡头，于是便回电告诉对方说：“好，我们可以为您破例，但是您必须在十天之内死去，才能拥有角落里的那块地盘。”当然，那个寡头不可能安排自己在十天之内死去，他知道自己的计划落空了。

新圣母公墓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也是莫斯科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本地居民节假日常来此参观凭吊，外国友人也在此阅读苏俄的历史与艺术。当我徘徊在一排排造型各异的墓碑之间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曾经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而是两名女性——阿利卢耶娃和赖莎，她们分别是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她们见证了苏联帝国的兴衰存亡，她们截然不同的命运也成为惊涛骇浪的苏联历史中两个小小的注脚。

阿利卢耶娃的墓碑前有一尊雪白的雕像，高达两米多，立柱是方形的，直到顶端才出现了人物柔和的头像和手腕。这是一位美丽而忧郁的年轻女子，让我联想起了《红楼梦》中那位清清爽爽、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她在沉思，在眺望，她不愿接受被定格的命运，乃至采取了开枪自杀的极端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阿利卢耶娃去世的时候，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才六岁，但女儿对母亲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记忆：“我记得母亲非常美丽，大约不仅是我觉得这样。我记不太清楚她的面容，但在我总的印象里她是美丽的，优雅的。这是我童年留下的无意识的印象，无非感到她步态轻盈，芳香扑鼻的气息，她的气质。”

奇怪的是，在整个新圣母公墓所有的墓碑和塑像中，惟有阿利卢耶娃的塑像被透明的玻璃框保护起来。难道是因为这种名贵的石料不能承受风吹雨打吗？俄国朋友告诉我说，以前曾出现过该塑像被人用油漆污染的事件，因此公墓管理方被迫将塑像用这种方式保护起来。在短暂的一生中，阿利卢耶娃本人不会有什么仇人，也许是那些受斯大林残害民众及其家属，采取了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发泄他们对斯大林的仇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阿利卢耶娃虽然贵为斯大林的妻子，却同样也是斯大林暴政的受害者。

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她是他朋友和战友的女儿——这是那一代革命领袖通常的婚姻方式，布哈林也是娶了朋友和战友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先后为斯大林生了两个孩子：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在第一个妻子的葬礼上说：“是这个人软化了我的铁石心肠。”在第二个妻子的葬礼上他却说：“她作为我的敌人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结过婚。如果说沙皇和他们的妻子一起统治国家的话——确实如此，伊凡三世的妻子、拜占庭公主索菲娅想要在莫斯科再建造一座君士坦丁堡，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精美建筑都归功于她的努力；那么阿利卢耶瓦在她生活的克里姆林宫中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她平易近人，从来不参与男人们的政治事务，甘愿到工厂去当普通工人，斯大林却将她像宠物般地禁锢在家中。

在精神的意义上，阿利卢耶娃确实是斯大林的敌人。她经常受到斯大林的虐待，有时刚烈地反抗丈夫的专横——她的血液里有茨冈人狂放的因子。她的朋友们都是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如布哈林，但这些人都是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不允许她与敌人交往。阿利卢耶娃在庞大的宫殿中郁郁寡欢，夫妻双方多次发生激烈的争吵。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一起神秘的悲剧在克里姆林宫发生了——斯维特兰娜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早上，人们去敲她的门，发现她已经死去……那插在头发上的那朵玫瑰掉在地上，在门旁。那是她跑进房间时掉的。正因为这样，雕塑家在她的墓碑上装了一朵用大理石刻的玫瑰。”根据大部分当事人的陈述，领袖的妻子是用手枪自杀的，官方的报道则声称她是死于阑尾手术所引发的心脏病。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一个专门为斯大林一家服务的清洁女工说，是斯大林杀死了妻子，但这名女工很快就消失在古拉格群岛之中。此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议论此事。

对于母亲意外的死亡，作为女儿的斯维特兰娜将其归罪于父亲的冷酷与粗暴：“对于我这个上中学的女孩子来说，这些年里，直至战争爆发，父亲都在不断根除和消灭妈妈创造的一切，坚持不懈地毁灭她的精神，不再遵守她立下的规矩，使一切都与之背道而驰……妈妈的好朋友，如布哈林、基洛夫、奥尔忠尼则以及她的其他至亲好友的死亡，我当时都认为是与她有关的事物的毁灭。”也许，阿利卢耶娃选择自杀是明智之举，她再也不用忍受身边的杀戮了。斯大林一生毁灭了无数珍贵的人和事物，包括阿利卢耶娃身上的美和善良。斯大林不容许克里姆林宫里有这样的价值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必追问历史细节也可以肯定：阿利卢耶娃确实是被斯大林杀死的。

在新圣母公墓的另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趟卧着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这两位第一夫人的墓前都有人献上了献花。赖莎的墓前是一尊青铜塑造的少女像，少女似乎在翩翩起舞，那么鲜活，那么娇艳，这是赖莎少女时代的写照吗？在赖莎墓地旁边还有一块颇大的空地，据说这是戈尔巴乔夫留给自己的。管理员介绍说，戈尔巴乔夫经常来这里悼念妻子，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来到赖莎的墓地前，这个叱咤风云的伟人才显得与普通的丧偶的老人没有什么差别。

同样是苏共总书记的妻子，赖莎却要比阿利卢耶娃幸福得多，正如戈尔巴乔夫要比斯大林幸福得多一样。在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访问伦敦时，他发现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戴的耳环非常漂亮，于是就在百忙之中到伦敦的商店里买了一对同样的耳环，送给心爱的妻子。这一幕被敏锐的西方政治观察家们注意到了，他们在评论中如此写道：“这是一个对妻子充满爱和尊重的男人，他不同与此前那些趾高气扬的、从来不与妻子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苏联领袖。既然他是一个具有与我们一样人性的人，那么苏联必将在他的领导下发生变化。”

是的，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她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赖莎是首次在世界面前露面的苏联“第一夫人”。戈氏前任的妻子们，大都是肥胖臃肿、闭门不出的俄罗斯老太太。赖莎与她们不一样，作为学者，她有很高的审美品味，还有睿智的头脑，经常给戈氏提出正确建议。戈尔巴乔夫说过：“赖莎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赖莎也曾这样说过：“不管人们对我有何看法，我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其他都是次要的。”在他们全家被政变分子囚禁在总统别墅中的时候，赖莎始终与丈夫站在一起，告诫丈夫绝对不能在阴谋家们面前屈服。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顽强地守护着他们的“二人世界”，曾有人用“固若金汤的城堡”来形容他们的婚姻。在四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米沙”。无论戈尔巴乔夫走到哪里、工作在哪里，赖莎总是相伴左右，即使短暂的分别，也充满着深深的牵挂。德国前总理科尔曾这样评价说：“他们是真正的一对。她是他的一部分，几乎永远在他身旁。戈尔巴乔夫的事业没有赖莎是不可想象的。”戈氏亦然，在苏联的统治阶级中，他是第一个把妻子看得比帝国更重要的总书记，这恰恰是他与斯大林之间最大的不同——斯大林将权力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却失去了亲人的爱；戈尔巴乔夫过早地失去了权力，却在亲人的爱中享受自己的晚年。

自从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袖之后，赖莎被迫中止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转而充当丈夫的参谋，他们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是天作之合的美满婚姻，而且又是思想上和工作上的联盟”。他们那紧张的、许多人看来值得羡慕的全部生活，不仅是被迫地可以公开的，而且还是公家的、在卫队的隔绝（甚至是看管）下和在不属于他们的地界上的生活。只有在戈氏退休之后，这对夫妻才不把摄影记者当回事，手挽着手，爱去哪儿去哪儿。

赖莎梦寐以求的生活是“多会儿在海边置上一处可以过太平日子的小屋”，但当戈氏被历史的急流所抛出去，可以过一介平民的生活的时候，赖莎却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在赖莎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戈尔巴乔夫几乎寸步没有离开过病房。在病房里，戈氏一直同他的“小刺猬”讲话，甚至在她陷入昏迷和失去知觉时也不停止。他给爱人唱抒情歌曲，回忆大学时她因患咽喉炎住院时，他在宿舍里给她烧土豆并送到病房去的情景。在赖莎重病期间，许多俄罗斯人——其中不少人不满于戈氏的改革政策，也有不少人对赖莎“爱出风头”而颇有微词——全都把戈尔巴乔夫一家的不幸当作自己的不幸。这也许是从沙皇以来所有苏俄领袖都没有得到过的最真实的爱，跟权力无关的爱。赖莎在临终前几天，听到戈尔巴乔夫给她念来信时，眼泪夺眶而出：“难道我应该死去，才对得起他们的爱吗？！”

迄今为止，已经长眠于新圣母公墓的赖莎，仍然是苏俄最出名的、也最幸福的“第一夫人”；而阿利卢耶娃的悲剧以及产生此悲剧的社会根源，终于不复存在了。从阿利卢耶娃到赖莎，她们命运的变迁，其实也是苏俄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在岁月的流转里，在人生的溪水边，这些女人的信念与品质，比克里姆林宫宏伟的宫殿更将被人长久地纪念。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