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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引自一位民国元老的诗
朋友，我听到了你们的歌声。
相隔万里，听到你们的歌唱、呜咽。你写道：地中海的涛声里红酒杯杯不醉，大巴山的箫音勾魂摧肝裂肺。上午，在西班牙的你坐公车去经营的小铺，同车一位山东姑娘哼起“在松花江上”，你想起刘宾雁那帮老流亡者会聚也唱“松花江”，不由自主哼起了这支歌曲。唱到“爹娘啊……欢聚一堂？”时，你说自己已经泪流满面，哽咽不成声了……
听着你们的旋律，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是的，我们相识虽新有故情。你们被放逐天涯海角，我等囚禁神州大地，都饱受着与家园和爱的分离。“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你们的歌唱抵达我心田了。可很快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是的，我们身飘蓬转，可为什么这么悲戚？我们漂泊天涯，却包含着自我的选择。即使是“自令放为”，却与古代的屈大夫有些不同。为何一首老掉牙的歌曲使人回肠荡气，想来真有些不是滋味。
“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不。
无地自由的我们，轻易地进入熟悉的电影场景，“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悲壮变成哀切切的啼哭；生活在他处的当仁不让，成了背井离乡、令人同情的游子吟；为自由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在自我感情的旋涡中失身。一声松花江，双泪落君前。我感到一种沧桑与幼稚的混合，鼻子发酸而又怪诞莫名。究竟怎么混合的，又是何时转换？我开始沉吟。啊，不不。只不过一首歌的问题，只不过偶尔的情感脆弱。世上人谁不脆弱？只要你陷入那种处境。流放在外的，容易念旧国；囚禁故土的，往往视故土为深渊。其间可有沟通的话语？都是存在中人，不同的时空自然感受有异。但是，我想有些东西无关“国界”、“时空”。大概人的自由，就是那样的东西吧？把握不好容易迷失，未免“空怜世界迫、孤负桃源心”。
1、荒腔走板的街头演唱
《松花江上》不是自由人的歌。不是自由歌唱，更不是歌唱自由。
一首著名的救亡老歌，见证着荒腔走板的街头乡愁。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稍一放松会“亡国亡种”。“救亡”为此，“解放”为此。记得二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也曾以“球籍”讨论扫清道路。多少次，他们动员，我们不安。
有位著名歌手唱：“人人都向往天堂，为什么人们一见就回头？”
一曲难忘《松花江上》，究竟迷住了谁的眼？“邻居老人已把家里的灯燃亮，我母亲的窗户上突然发光，它们奇怪地在把我诱惑。”确实听上去很美，“说的比唱的好听”。
可如果每个人的故乡是天堂，世间那么多罪恶该怎么讲？
朋友，请听我说。
《松花江上》，失乐园的虚构。悲惨着流浪，呼唤着“公堂”。
唱着催人心肝的歌曲，编织起柔情万种的紧身衣。谁曰无衣，与子同袍。跻彼公堂，万寿无疆。名为故乡谣，实为进行曲。按照《诗》的分类，说是“风”不如说是“颂”。
当然是颂。以人所多有的故土之思组织情感，歌唱我们祖国的伟大花园。几分宣泄、几分宣扬、几分宣传？有趣的是，词曲作者张寒晖不是东北人，也不曾生活在那里。一个左翼文化人，那时多的国族知识分子。准确讲“小知”。他自出生就在“关内”流浪。心怀不遇之志，饱受生命凄凉。“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爱情已将它久久遗忘”。那份凄惶，我们能理解。这样的人，躬逢“九·一八”大历史，理念搅拌体验，事情就成了。个体感受过继给民族危亡，流浪也就到点了。如此这般：未曾涉足的松花江，成为真实的失乐园。肉体抵达不到的，符号却能制造出。疼痛不能还原，热情却能模拟。感觉是自私的，话语是繁衍的。性爱是自己的，快感是人民的。如此这般的：占据了正义制高点，不会营销也推广。最后出口转内销，成为全体东北人的歌。不，它属于“咱们”全体中国人。
这，就是《在松花江上》的故事。它的来历，它的材质。看清了吗？
可否说，它成为一种情感暴政？
表达的不是体验而是观念。直指“四亿亿人民”而无关具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总体话语。作为总体话语，它当然不屑对具体东北蚁民的生存嘘寒问暖，只是面对“国难当头”慷慨陈词。“悲惨的时候”是转捩点，生活齐茬茬断了。可不是？抒情的后面是社会动员，美学的后面是观念强制。假如你对这样的歌不共鸣，怎么算“咱”东北人？怎么算“咱”中国人？从来“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再吃高粱米。这是至高无上，也是唯一。
不难看出，总体性的乡愁话语，包含了怎样的专制。打着一致对外的旗帜，彼君子依旧不素餐兮。他们以前宰制我们，现在领导我们翻身。我们昨天是良民，一夜间全部成了兵。要当亡国奴了，骊山刑徒成了光荣的八旗战士。光荣吧，战士的名称。肩负吧，民族的使命。献身吧，烈火中永生。至于说“打回老家去”后怎么办？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难看出，合法的贸易中携带了怎样的走私品。不，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硬道理。比如美国历史就不是。根据我的了解，南北战争中黑人“为祖国而战”，包含着以参战换取自由的性质。那是双向的契约，而中国是单向要求。在古老中国，义务如铁、权利如絮。
也有不同，就是此一时、彼一时。比如新文化运动时的中国，听任“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现在不行了，国家压倒一切，救亡压倒启蒙。明确讲，只有倒行逆施才能得胜利，不容发杂音。如果有杂音，比如有个东北作家叫萧红的，说什么故乡从来不是自己的：“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她还讽刺“我们呼兰河”的歌唱：不过“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道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了他的。……”此等不以故乡为荣的言论，不说是汉奸言论，起码动摇军心。不难看出，生长关内的张寒晖代表了“东北人”，来自呼兰河畔的萧红们就该死。“生活在别处”是她的罪名。
不，不是该死。伟大的民族复兴需要献祭。
作为颂，可否说《松花江上》认家不认人？
以“江”为主题，江上人不是重心。虽然提到“同胞、爹娘”，基本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森林煤矿”、“大豆高粱”、“无尽的宝藏”也。英国人罗斯金有言：少女可以吟唱她失去的爱情，守财奴不能歌唱他失去的钱财。从《松花江上》叙事的“王顾左右而言它”，不难领会：“我的家”其实无足轻重。甚至让歌唱者信心不足。
你唱，“松花江”是好地方。你也唱，每个地方都有好地方。但是唱歌能够抵挡饥饿吗？那些“大豆高粱”能够无障碍地进入你的口吗？未必。他们说你俗，光想“唱外”的事。他们只让你唱，把歌唱好甭管别的。可你忍不住就要想。生而为人，要吃饭是改不了的缺点。“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不等于我的肚子能管饱。生活没法不具体。就说那篇《桃花源记》，它的迷人在哪里？可能在天真无邪的孩提看，在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景致（其实好景致并不难找）；而在有一定生活阅历的成人看，根本上在于避开秦乱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怡然自乐”。世间或者世外，有个处所摆脱了“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的人间宿命，岂不好得让人眼红、但也难以让人置信？是的。所以，如果你能始终“勒紧裤腰带”，我说“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好的。否则，不如睁开眼。君不见五八、五九、六零那几年，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稻花香里、饿殍遍地，“无尽的宝藏”跟你有何相干？哦，别再唱了。“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那是天上的事。此曲也只应天上有。用萧红的原话：“这是大自然的威风，与小民们无关”。
总之，无真爱的人重物，不美的人炫耀头发，享受不到人生快乐的标榜“高贵的痛苦”。这是我深深的偏见。“全家都在风声里”，无妨“一星如月看多时”。那又如何？
“胜利就在前头，家园则深锁在洼地里。”易卜生如是说。
说到“我的家”，那就多说几句。
《松花江上》不管怎么看，都指向深锁的洼地。不妨把它跟许多类似的歌曲，如“我家就在岸上住”、“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等，放在一起整体打量，有什么发现？基本都是“我们那里”的歌，而不在意在那里过得怎样。是合群的自大，也是万人丛中一身藏，有什么真正“我家”？多少年来，我们只有这样的歌唱。表面上慷慨激昂，内底里虚弱不堪。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总算有点新气象。比如一首题为《九月九的酒》借助酒精壮胆，吞吞吐吐唱出：“家乡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分明是白日见鬼，也说明光“我们那地方”如何美不够了。有时，撒谎比只字不提说明问题。好歹说明不能回避。就像苏联时期一首《祖国进行曲》公然撒谎：“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总比我们这边根本不涉及“自由呼吸”高出一筹。出息到那一步，我们晚了四十年。
有趣的是三人成虎，谎言也能沁人心脾。如同何光沪先生围绕“进行曲”做的深入反思：平生自以为最厌恶谎言，可发现自己要为谎言迷醉。比如说一方面，为“古拉格”所揭示的苏联历史真相而寒彻肺腑；可另一方面，仍然为《祖国进行曲》的旋律、歌词而热血沸腾。无意中哼唱也就罢了，可在美国，在那普通苏联人“没有见过”的地方，也要忍不住跟同龄的中国人一起引吭。怎么会如此？谎言是怎样迷人的？结论：“一代人的精神生活，竟可以被少数人所控制；亿万人的精神状态，竟可以被某种人造环境所养成，这难道不令人感叹，难道不值得反思吗？”（《谎言是怎样迷人的——从〈祖国进行曲〉谈起》）
确实值得反思。包括《松花江上》的引吭。你看那三段论式的叙事：我家环境→“九·一八”及其颠沛流离→呼告，配上逐渐下行、哭诉性的音调（作者坦陈：“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了”），情感表现未免夸张了些。那副“痛不欲生”的样子，让人想到某些街头表演。难怪它能大面积传染开来。在不健康的精神土壤上，煽情、滥情、矫情比真情更有市场。古语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可在中国语境，最是无情才动人。在中国社会，自古称道“诸葛亮吊孝”式的表演。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据说有一种坟头上“代哭”的职业人，他们比真正的孝子哭得投入、哭得受欢迎。“假币驱逐良币”。说远点，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中，有一条是感性煽动。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实施情感煽动、社会动员，多少人因此而迷乱失身。据说那时，“母亲”、“土地”、“血”、“德意志之魂”等话语充斥德国舆论，甚至到有人“一提起德意志母亲我的眼里就充满泪水”的地步。能够那样的人，对他们认为的“德意志敌人”毫不留情，有什么奇怪的？更不用说对施暴者而言，眼泪成为必需品——“施暴之时，每一个人都要对良心进行深度麻醉。每一个人都要设法使自己相信∶他现在已悲痛欲绝，施暴不过是难以抑制的正义的冲动。”（郑义）想来也是：不是义愤填膺，如何大打出手？
不啦，煽情、滥情、矫情。有意思的是，那种精神现象、那种激情美学，在我们这里也不少见（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等）。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情从来是稀缺资源，我不以为《松花江上》刚好是。正好相反。真神、假神难辨，热爱自由的人岂可不慎？《松花江上》能被现成地“拿来”、被工具化，当然有社会学、接受美学的原因（“历史地成为”云云），可不能完全归因于“误读”。毋宁说跟它的自身质素有关。你得承认，它本身具有“为人”的工具性。毕竟，不是所有的故乡歌唱都能够被运用于情感控制、社会动员。比如加拿大歌曲《红河谷》就是。那首歌重心不在空洞的“村庄”，而在“你的微笑”、“我的悲伤”，“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村庄是具体的，感情也很平实。从一首歌，你能感觉“红河谷”是人的家园。美国歌曲《我的肯塔基老家》也是。作为著名的黑人思乡歌曲，它不是“痛说革命家史”，也不是流连“黑人家园”忘返，而是为大好青春转眼逝去忧伤。诉诸的，表面上是“长满甘蔗的田地”，根底里是坚实的生活。语调很亲切，情感亦朴实：“别哭吧，姑娘！今天别再悲伤，让我们为亲爱的故乡歌唱，为那遥远的故乡歌唱！”总之，跟那种专供催情、乃至煽动仇恨的歌唱大不一样。
容我引用高尔泰先生一段话，它在这里很合适：“情感是生长出来的，不是灌输进去的。情感的表现形式很多，可以像水一般的柔和，可以像火一般的热烈，也可以像宝剑一般的幽暗而又锋利。但它绝不会表现为空洞的概念符号。所以在空洞的概念符号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情感——没有情感。”
不是我不爱唱。虚假的歌唱比死还冷。
不。一曲难忘松花江，让我再唱难开口。记得历史上匈奴人曾噙泪唱：“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细想，关于松花江的哭丧跟它可不同。感情的具体（“嫁妇颜色”等）且不讲，起码时代大不同了。想想看，那种荒腔走板的激情表演，给我们带来什么？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马克思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莫非我们，心甘情愿继续领受惩罚？
我想唱歌但唱不出。不是不想唱，没有自己的歌。从古至今，普通人的失语都是真实的问题。你想表达自己，时常感到力不从心。米奇尼克讲，“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长太息以掩涕兮，我的歌曲在哪里？
2、乡愁是个乌托邦
不，唱不出那样的歌。哪怕声带出血。
据说历史事件一般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如果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异族入侵多少还能唱“故乡沦陷”，则今天，“故乡”、“家园”这类美好的词语让人从何说起？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不要唱，朋友，且听飘零人一声叹息。
“松花江”并不属于你。
如果对意淫式占有不感兴趣，不妨看看它的前尘旧事。学术方面，有谢国桢先生经典的《清初东北流人考》；文学方面，有萧红《呼兰河传》；思想方面，有任不寐《商人流亡者日记》等。还有别的东西，陈果拍摄电影《榴莲飘飘》，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等。不，它们不尽是前尘旧事，历史延伸到了今天。
松花江本是女真故乡，对于外人是流放地。“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随便想起的，就有吕留良、金圣叹、方孝标……或其后裔（报载，他们的后代至今在那里）。他们是著名文化人，更多的故事湮没不彰了。前忧猛虎后苍貔，土穴偷生若蝼蚁，那种凄惶不说也罢。如果说，“我家住在东北松花江上”是个事实，那事实并不比某个“斯基”家住西伯利亚说明更多。你会说不同。当然不同了，西伯利亚过去是流放地，松花江今天回到了人民手中。同时往往，对第一代来说是流放的话，过上两、三代人感受自然有异。“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谁能否认？但我还是要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明了。我当然理解“敝帚自珍”，“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可这窝要是你“自己的”。如果明明不是、却以主人自居，让人怎么说你？
我想说，一种心理上的入乡随俗，不能保障那“乡”成为你的。使它成为你的，需要更多的东西。没有那些“更多”，即使祖祖辈辈呆一个地方，不能使你成为那个地方的主人。有时你成为主人，有时你不会，取决于别的一些条件。比如产权关系。如果你没有所有权，甚至连你这个人都是别人的，还好说你是“主人”？打住吧。在这里，“简单的占有感”帮不上你的忙，甚至帮倒忙。道理难懂吗？我们生活的世界，除了“江上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无穷，其余的可以说是“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中国语言中的“问鼎”、“逐鹿中原”，不过就是想成为江山的主人。那不是意淫就作数的。总之江河山川都有主，不是领主即是僭主，原也无分东、西方。只不过真实关系不同。据专家研究，“保障地权，得到自由政体；敌视地权，得到专制。”（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在东方专制主义政体下，那种洛克式的“我在，故我有”不成立。E·弗洛姆有句鞭辟入里的话：中世纪有自私但无个性。套用他的话，则我们有浮财而无恒产，有寄居而无封地。
我想继续说，所谓故乡也不是你的。哪怕许多时候你以为是。你以为是，无非一个“美丽的错误”（借用郑愁予《错误》）而已。不具备基本的支配、处置权，对于栖身的地方你就算不上主人，只能说是房客。当然那样说，不免觉得寒碜。它不如“我的故乡”、“家园”之类好听。事实也是，长期以来“家园”成为心理慰藉。慰藉成了习惯，美学成了社会学，真相就看不清了。现在大家喜欢去江南水乡“周庄”，似乎那里是我们民族的家园。其实回到历史上的今天，周庄“土著”沈万三先生说不出那话。对于客死他乡的他，“家园”不过金陵春梦罢了。沈万三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人”的游戏对于外人、后人并不那么狰狞。只道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们隔岸观火，只见“灼灼其华”。时光稀释了血腥，凭吊使灾难化为美好。可终究是望梅止渴。把我们放进去，就知道事情究竟如何。有时表面上适意，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诗句，内底是异常沉痛的。偌大世界，没有你的容身之地，怎么不沉痛？“刚道故乡如此好，其如游子不归何？自从五柳先生死，空染千年血泪多！”（无名氏《子规》）“故乡亦是惊魂地，只恐山禽尚未知”（赵俞《闻鹧鸪》）。……剩下的，只有“飞鸿踏雪泥”了。
只要还有流放，还有吕留良、沈万三们，故乡就不属于你。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等于你家的地基多坚实。老实说不是祖祖辈辈的领地，只是朝三暮四的“承包地”。松花江主权属于“国家”，不等于间接属于个体的你。你对土地的拥有其实很可疑。就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口头上以给农民土地相许诺。可农民得到了吗？先是彻底收回，后是部分承包。“承包”一词诠释着你的真实身份。还需要多说？世世代代居住这块土地的人，一旦发现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本能选择是学鸵鸟闭上眼睛。“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呼兰河传》）管用的，是自然的结果。可自然不让你学鸵鸟。比如现在到处拆迁，就算你已经很有定力，可推土机在门外轰鸣，怎么办？缺乏“时日何丧，予及汝偕亡”的执著，只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了。还能怎么样？你上访？你反抗？你想不通？批评肉食者“重工程、轻移民”？谴责他们“弱化承包权、强化所有权”是玩弄游戏？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轻重之间，家园风雨飘摇了。是的，他们不该那样。可要紧的是他们能够那样。使他们那样做的，与其说是个人的无法无天，不如说是承包地的真实权力地位。在此，容我援用耶鲁大学张孝直先生的研究结论：“如果从国家、集体与农户三者关系来看农村地权关系，人们便容易发现，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代的地权制度与人民公社的财产权制度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权力地位最终决定地权归属这一点上，农村改革前与农村改革后没有实质区别。权力对权利构成现实和潜在的威胁，这是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总根源。”
“如果权利是不可靠的，当然无法确立农民与大地的感情。”
——结论：“乡愁”其实不确，确的只有“愁”。
愁，属于情感、心理层面。
你问：未必不是主人，就不能拥有“主人感”？那是的。主人意识或者主人翁责任感，是一种微醉熏熏的体验。事实上这么几十年，我们最多那种体验。那种忠诚、那种热情，那种把不是自己的东西体验为自己的能力，是一个奴隶最可称道的品质。“残梦最真、旧境丢难掉”，那类东西我们至今不缺少。可问题有另一方面，就是谷贱会伤农，“忠而被谤”会剥夺奴隶的幸福感。打着国家旗号的伤害是那么频繁、有力，我们有时想要学鸵鸟都办不到。你以为新日历翻开了，经常树欲静而风不止。毫不夸张讲：谷贱伤农、犹有止境，国家害人、罄竹难书。醒来的你终于察觉，“主人感”是刺配者脸上的烫金、自卖者背上的草标，有什么值得自豪？“他乡终日忆吾乡，及到吾乡值乱荒”，故乡从此非故乡。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当谢国桢先生写：清初东北“流人犹如无母的孤儿、失群的羔羊，任人宰割”时，他所揭示的岂止普通的“心理疏离”。那是一种深刻不过的存在体悟，一种丢弃浮冰上的漂离感，一种“到家仍做客，无地可容身”的瓦解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人到那种境地，就能看清自身。就此而言，古今松花江上人心灵是相通的。当萧红眼中的故乡呼兰河，是“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有次她对萧军讲：“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而我呢？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当思想者任不寐永别北大荒，说“故乡死了，在我刚刚有故乡意识的瞬间”；当《榴莲飘飘》的女主角阿燕回到冰天雪地的牡丹江，你会惊竦乡愁的鸟儿如今绕树万匝无枝可依。何处是你可爱的故乡？有人问：“谁能挖掉阿燕眼中的风尘与倦怠？”不知谁人能答？反正我是看着荧光屏，暗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回答是不。这世界自来如此，起码阿燕们不抱期望。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与此同时，一曲《东北人都是黑社会》强打精神地唱：“……这穷苦的老百姓的确谁都不容易，这统治阶级的霸权主义也都不咋地……”
——黑土地的乡愁终结了。它早该终结。
一位网友就此写：的确，眼下的东北像一条触礁的巨轮，尽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但船上的乘客只能选择四处求生。
松花江上，谁的眼泪在飞？
朋友，不该是你。
以前，曾经感动《圣经》的文字：“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现在不了。不打算对着镜子自我作揖。身为中国人，怎好跟人家犹太人相比？两个民族都颠沛流离，但犹太人有自己的“应许地”，华人的“约柜”在哪里？
我们的心灵更荒芜。在自己的祖国，我们时常羞愧难当。“茕茕白兔，东走西顾”，不知天上可有我们的位子？“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一种浓黑的虚无甚至到死也不放过：“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中国人内心的荒芜无药可治。可是，我们被告知有故乡。它的名字叫祖国、叫桑梓、叫长城、叫松花江……花样繁多，列数不尽。花样繁多的游戏填满了我们的生命，改头换面的图腾占满了我们的心灵。没有心灵也就没有痛楚。打记事以来，“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呀依哟”……之类翻动着我们的唇舌。亲不亲、阶级分；美不美，故乡水。不是我们在唱，我们不由自主。自出生以来，我们被告知降生在天堂，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与此同时，“敌人亡我之心不死”，让人“义愤填膺”、“肺都气炸了”。……天可怜见，这是活生生一部近代史，也几乎是我受到的全部人文教育。可怜我那人初的爱心、少年的真挚爱情，还没有长成就掉入泥潭、陷阱。好不容易爬出来，才发现仇恨满胸膛，热情高万丈，地狱深几层。不，别再煽动我的热情。从小，我们的感情挥霍太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我们的善念释放殆尽，如今见到行乞的手，只有掉头不顾。说什么“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我道是屈原死了无数次，楚怀王依旧楚怀王。鳄鱼的眼泪遍布国中，煽情、滥情与残忍、冷酷是双簧的把戏。以至于我不敢再信。呵气成冰的地方，一声泪下代价高。不是我心冷，眼泪比心更冷。不是我不想爱，世间多少爱要你万劫不复。有些教训需要灵魂来记取，需要投胎换骨来记忆，就是那样还不够啊。朋友，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最崇高的人缺乏信仰，最低劣的人却充满激情”（叶芝）。是的，我们有热情洋溢的广告语：“孔府家酒，叫我想家”。明白人知道，那酒怎么沟兑出来的。
——松花江上，谁的眼泪在飞？
不是你，是鳄鱼。
失去了那种权利。永远地。
看到报上的新闻标题：美军围剿塔利班时，编辑先生悲悯“成千上万阿富汗人逃离家园”；美英联军斩首萨达姆，此时的编辑同情“痛失家园的伊拉克父子”、“女人们为痛失亲人和家园而哀悼”。……此时，你发现他们其实很善良、特别通人性。可是此前，他们的同情心到哪去了？多少年了，塔利班匪徒如何鱼肉阿富汗百姓，萨达姆父子如何暴虐伊拉克人民，他们办的报纸为什么不置一词？哦，我明白了，他们多么势利眼。同样的你，被“同胞”残害是虽死犹荣，接受“异族人”解救则生不如死。哦，我知道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生非生兮死非死。所谓“家园”，究竟是谁的话语？
据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感”。我想高贵是好的，可价格大概也不菲？作为量入为出过日子的凡人，只好对那种“高贵情感”敬谢不敏。穷人不观天象，叫花子没有故乡。“家园”不是我等小老百姓的话语。我们只有每天过的日子。记得有本名为《希特勒与艺术》的书，讲述纳粹集中营司令官常听“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交响乐队”。当演奏到舒曼《梦幻曲》的时候，那位杀人魔王克拉麦竟然动情地落泪。……是的，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落泪。人性啊、梦幻啊、热情啊，那些东西是感情丰富的他们的专利，跟他们治下的犹太罪人有何相干？作为轭下的罪人，能苟活于斯世谢天谢地了。敢有什么非分之想？——除非，想从那人肉的宴席上分一杯羹，破却人权说君权，甘把帝乡作故乡？肉心让大人先生长去了，摊到我们的只有冥顽不化的石头。“乡愁”岂是你能消化的东西？不当得利，最好吐出。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是谁在喃喃自语？
看到互连网上，一位1978年出生的网友涂鸦：“……我操他妈我是得罪谁了，我怎么活不下去呢？！我怎么这么贱呢！别人出国好几年了，我他妈的身无分文，我只想好好吃一顿饱饭，我信仰什么好呢？我写什么诗歌呢！我童谣什么呢！我人格什么呢？我家园什么呢？”哦，永别了，家园。别了，而且记住。
“在你和国家之间／只有冰冷的联系。”（曼德尔斯塔姆）
不能不指出，挥舞乡心宝剑的人是清醒的。没有哪位领主不是四海为家。这很公道：他把“故乡”分配给你，自己不受它的羁绊。记得汉高祖刘邦对家乡父老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可他顶多在长安旁边，为父亲修一座新丰城。不把皇宫搬到那沛县。同理，朱元璋不会扎根凤阳，爱新觉罗们无意坚守松花江，毛润之也不会弃中南海而就韶山冲。他千秋万岁后赖在天安门广场不走，真正人生无处不青山了。那不算什么。“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也不要担心，会没人守坟。
哦，当稳了奴隶多么好，我们拥有避风遮雨的故乡。故乡是井田制的光荣印章，乡与乡间是看不见的高墙。有墙真好，我们不再野狗凄凉。有窝真好，除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想。有主人多好，我们无须凄凄惶惶自作主张。“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还要什么，除了谢主龙恩？“您像天上的北斗，我们像地下的群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我们的爱恨情仇也一样。民胞物与的圣主啊，您在编户齐民、操劳国事的同时，给我们衣食住所又给我们精神的食粮。故乡是我们的库房，也是我们的天堂。故乡就是地上天国。——就像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阿拉伯语为“悬挂的天堂”（据说尼布甲尼撒国王为了治愈爱妻的思乡病，建造了这座超豪华的“天堂”作为礼物，使她的脸上露出欢快的笑容）；也像清代北京的苏州街（据说乾隆皇帝为了使从苏州征来的尼姑高兴，下旨在北京修建了苏州街，他经常携带那尼姑来此解除思乡之愁）。无独有偶，福有双降。先强迫你，后满足你。从此：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娃哈哈——娃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不能不指出，一种美仑美奂的故乡建立在血盟基础上。当然是原始思维，更是现代迷信。谁说我们走出了蒙昧时代？在满足你正当情感眷恋的同时，移花接木、暗渡陈仓，见到界碑就敕封，挥舞鸡毛当旗帜，说穿了是圣化户籍档案、丑化自由行走（有个词叫“盲流”）。这，是我们几十年不断上演的故事。认可悬挂的天堂，就要明确反对出走。维护地上的天国，任何“适彼乐土”都是罪恶。有时一个人，可以人格分裂、言行背离，偶或用腿来投票，却不能张开嘴巴抗议。只能做、不能说。一句话说出就是祸，就是“精神污染”。……对此，经过的人该不陌生？说白了，乡愁是一剂蒙汗药，是与专制主义硬件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是深植于我们每个奴隶内心的“木马冰河”。忠贞在此，毒害在此，奴役在此。今天，该抛弃它的时候了。可能恰当地说，奴役下的“故乡之歌”是“锁链颂”。故乡叙事，是全球时代古老中国最后一个未被驱魅的神话。日暮乡关的怅望，成了我们的精神毒药。面对故乡的深情，织就出歌者自缚的金缕衣。“人有病，天知否？”
当然，也可能历史地讲，文明老国的民族国家动员从《故乡谣》开始。那时，确实有一定存在的合理性（此文写了初稿，刘西普兄提意见：“《松花江上》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即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相关性最大的时段”，他的话有道理。我想强调的是当下生活、庸常状态。处于庸常而强化“特殊”，等于使“特殊”人为延续；处于当下而沉醉“历史”，等于以它麻醉自己），可它的病灶那时也就埋伏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出悖谬的性质。暴露出人质与劫匪“话语合作”的实质。歌唱越嘹亮，解救越无望。是时候抛弃了。莫继续枷锁当作项圈来炫耀。那深情款款的满纸乡愁，岂能当真？所谓“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哪个先生教底？！”究竟什么是真的？据说1957年城乡隔离制度正式实施前，河南省有个村庄，近百个劳动力只剩下队长和副队长两人坚守劳动。我想那是真的。什么是真的？不久前，互连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三八线如果真能偷渡的话
现在
北韩只会剩下一个人
那就是金正日。”
不，说什么“接近故乡就在接近‘万乐之渊’”。万乐引向万恶，只要有记性。这些年来，中国的学院派学者喜欢征引海德格尔、赫尔德等。“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我们可是只顾上谋生。有时生活简化为“饭碗”，我们甚至得为乞讨而辩护。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先吃饱了再说减肥的问题。就算那些大人先生的话有理，诗意地栖息是世界问题，自由走动是中国问题。不知世界是否“后现代”，中国有时还在冷兵器时代。不，要“归”你自己归，不要动员别人。那《说文解字》上明明白白写：“人所归为鬼”。
“血滴成花不自归，衔悲犹泣到天涯；秋声更比春声苦，除却渊明劝得谁！”
别了，故乡。别了，松花江的眼泪。“九·一八”过去已七十多年，你还是你。再往前推，从“紫气东来”清军入关至今已360多年，何曾“换了人间”？别了，镀金的天空。故乡在天上，活人在哪里？念及此，你不能不想起抗战胜利后，“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故事。一本公开出版的书披露：国军劫收东北后，沈阳一带老百姓说：“小鬼子的时候也不过这样惨呀！那时候顶多闹个饿不死吃不饱的日子。现在不得了啊！眼看要饿死了。”……念及此，你不能不想起戴震的愤激之辞：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3、人间何处不巉岩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客人多。
流放不自今天才有。在传统中国，可谓“自古有迁客，何朝无直臣？”如果你神志健全，不具备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愚忱，“逃异路，寻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是本能的选择。《毛诗》早就宣称，要“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注疏者曰：“乐土，有德之国也。”看来《诗》作者对于人类世界的道德，不像后来的屈大夫那么绝望。孔圣人也有不可救药的梦想，他专门思忖道不行，乘槎泛于海的可能。“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话说得再也清楚不过。在西方，如果我们愿意，流放的家谱可以上溯到亚当。可见自有人类，就有放逐和流亡。
耶稣感叹：“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
房龙《人类解放的故事》就此写：“显然有些事情是这个世界永远都弄不明白的。从法老时代到列宁时代，所有的政府都试图实行‘关闭边界’政策，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做得到。下决心不惜一切逃亡的人总能找到一条出路。”
宁愿流亡、不愿屈服值得赞美。与此同时，流亡者的思乡病也该正视。“漂泊者啊，你的道路黑暗漫长，/他乡的面包比艾蒿苦得多。”苏俄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是夸张了点却不完全是矫情。“……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朋友，你是那么想家。
“流亡者的思乡”事属必然。它首先事关肠胃。
人的肠胃比任何语言更雄辩。君不见就连庄子都在感叹“旧国旧都，望之畅然”，并拿它来说事，什么“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其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你的胃肠开始思乡，怎么办？去唐人街、吃中国馆子排遣。可对于亲人的思念呢？思念总是具体的：“常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憔悴不缘思旧国，行啼只是为冤家”。你不能把所有亲人带出来，好比生命分作了若干份，它们怎会不相互呼唤？再加上，如果你出去的时候不够年轻，你的文化乡愁也汹涌袭来。它们是你终身的情人或者魔鬼，摆脱她们岂是容易？借用一位盲流作家的话，是“文化的蛋白酶”（阿城）。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流亡者的思乡病都难以根治。
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流亡者的家国情怀比留滞国内的强烈。我想它同样天经地义。人的心理需要全面的营养。窒息中你盼望新鲜空气，可沐浴光天化日你需要臭氧保护。任何有机体都不能完全开放自己。完全开放只能是虚空。一旦你的生命本能与文化基因联盟，“出国后的爱国主义”（我说的是那种真诚的表现。基于现实考量的，不在讨论之列）几乎无可抵挡。那是“亡宋之痛”啊，耻痛表明你还活着。耻痛对于精神难民，是赖以遮风挡雨的茅屋。不，你的文化肌肤，根本无从割舍。所以，在黑屋子里你是先锋，投身自由世界成了遗民。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头？那些在专制母国为“异议人士”的，出走后“抱残守缺”其实有理。保守不是保守，而是保持进取。今天促使他们“保守”的，与昨天促使他们“反叛”的，其实是同一东西。形式容或相反，动力没有改变。
行人一直在走，地平线永远在动。
可是也很难说，任何事不能一概而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哪怕到了海外。有时你本来做得挺好，像西西弗斯推着石头走，可不小心就变成被石头推动了。热情是够的、劲头是足的，可思想不清晰，努力失去了方向。这样的事，谁说没有？经常说人心叵测，对自己也是。由于太自信或太不自信，你可能把握不好自己。权宜成为正途，热情成为盲目，无奈变成无悔，肠胃成为心灵，弄潮儿跟着洪水走，先知成为卖烧饼的角色，外在身份成了人的标记，勇敢流亡者丧魂落魄在异乡。这样的凄凉，谁说没见过？
想援引余世存对北岛的批评。是现成的例子，可也说明问题：“一个专制时代的诗歌英雄成为民主社会里的漂泊者，他所能拥有的会是什么呢？是专制社会里的人心，还是民主时代里的人性？说实话，这两方面的挑战北岛都未能有很好的回应。”就拿一首小诗来说：“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儿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乡音》）。批评者说：“这样的诗读来总让人黯然。问题是，在诗里传神地摹写了漂泊者的处境，存在者又有何为？人就这样被异化成漂泊者了？……”无疑，事情具有悲剧性。当然不是哪个人的特殊。对于我们批评者，故乡不会格外开恩。“无论流亡的还是留在土地上的生命，都在经受着命运的考验。”（《先行者的天空和大地——我看北岛》）
想来想去，觉得他的批评有理。本来就是，人生的艰难和奇特不为地域、种族和文化等所限制，它只是取决于生命本身。作为存在中的生命，人的生老病死比飘零更要紧、更致命。牙疼不会因回乡而不疼。狐臭也相同。再如爱的欢欣，娶位洋妞不说明“中国队胜利”，情欲受挫也犯不着从“祖国贫穷落后”那里找原因。如果不是未成年人的幼稚心理，应该更多从自身找原因。哪怕只是身体方面原因。该诚实面对自己。身体是你的，祖国是身外的。自由是你呼吸的空气，故乡只是天边的云。如不赞成迁怒、贰过，我们有理由“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边寻”。进一步讲，人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固然重要，可人的存在属性更不容回避。如果你避难就易，轻车熟路地温习“乡音”，老实说作为作家或诗人的你，所能取得的成就也就封了顶。说这样，不是无视你们“异国”生活的困难，而是说人的生存在哪儿都不易。“对着镜子说中文”诚然可叹，可曾想许多人在自己的祖国失语？“没有祖国”的何止苍蝇哉，任何一只候鸟都会挺身而出。是的，我理解你的心情。可就算你“绝塞苦寒难受”，可曾想同一时刻，你的亲人在那块熟地“飘零久”？就像几百年前，顾梁汾那首著名的《金缕曲》所结论的：“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团栾骨肉，几家能够？”
思乡的人，莫要纵容你的悲戚。
人过于感伤，大脑就混沌了。果真那样，是自己把自己丢了，不能一切算在“去国”的帐上。那是感情上的虚报冒领，智者不取。记得许多年前，北岛有诗：“我们是/迷失在航空港里的儿童/总想大哭一场”。有人批评它是“撒娇美学”（见基甫《世纪末的诗歌“口香糖”——舒婷批判》），我觉得不无道理。尽管如此，多少年又过去了。思乡的人，莫要把自己模铸为“游子”，一门心思想着“母亲”（当然是公共母亲）。模铸就是自设雷池，哪怕年纪一大把都拒绝长大。不要自设雷池，尽管你的足迹跨越了大洲。不要“寻找队伍”，你不是什么“国家队”。作为真实的活人，你就是你，也只是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的，你脱离了“旧国旧都”，可还行走在大地上。是的，海外生活不易，可回来也无“芝麻开门”。不是我泼冷水，故国于你何有哉，潮打空城寂寞回。不，你真正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会发现自己永远回不去了。置身“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是你的赤裸裸也是你的金不换。一无所有了，但也繁华落尽。太阳出来了，东西南北都明媚。落山又能说什么？
“言归汝亦无归处，何用多言伤我情！”
相信我，没有特别批评谁的心情。
老实说，不独逐客。老实说，不独中国，也不独现在。可是生当现在（现代哲学，对于许多我们看重的东西，都采取“统不认”的态度。包括“我们”），更该容易看清？你呻吟着“不如归去”，一旦“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你又如何？你会失败地说，在异国他乡就开始种树了。那算好的，实际可能更坏。为自由付出代价的你，如果不放弃你的初衷，会面临什么情形？“铁丝网是一种带刺的乡愁，无论向南走或向北走”（余光中）。曾记否，当初正因为反抗那种带刺的网，才不得不流亡。现在那刺、那网、那墙还在。
“收功无路去无田”，“人间未有归耕处”，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承受的命。
如果你不想自我放弃，就别为“失地”而哭泣。“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说什么“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人怎么失去自己没有的东西？那块土地在得到天空之前，在你就等于没有了。说有是心理安慰，说无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妨提醒自己，免得记忆发生紊乱。记忆紊乱，就把流亡生活悲惨化、神圣化了。无论悲惨化或神圣化都是失真的。细致讲，它们都以美化、粉饰故乡为前提。“出门一时难”的结论，建立在“在家千日好”的基础上。既然在家未必好，“他乡的面包”或许可以下咽？漂泊，不是我们额外承受的苦难，即使它不算命运给予的福祉。中性地讲，它是我们的柴米油盐，是我们真实无欺的日子。与此同时，也无须刻意美化留守，“受苦的权威”大概站不住。不！出走不算什么，逃亡不算什么，坚守也不算什么。如果逃亡只是出走、坚守只是留守。无论出走还是留守，本身不能使生命增殖。一切都是你的选择，找不到任何地方报账。这个道理很朴素，我们的古人早就见到了。当唐代杜荀鹤作别他的从叔，说：“世路既如此，客心须自宽。江村亦饥冻，争及问长安。”当宋代王安石为王昭君设身处地∶“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不管是否正确，话说得很平实。
让我们开口说人话，拭干眼泪看看清楚。如果有时看不清，是泪水润湿了眼睛。在煽动起来的乡愁迷雾中，任何人都免不了晕头转向。不要相信“说法”，让肉身感觉为我们导航。天下乌鸦一样黑，“人间何处不巉岩”。犹太人马克思讲得很对：“工人阶级无祖国，不能剥夺他们从来没有的东西。”对于无产者，什么是他的祖国？真的有身体的禁锢，可心灵的飞扬在哪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未必，那是你愿意认领的故乡？未必，那。不，你说是“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我道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所以朋友，不要那么悲切，好像以前得到爱护。不要哭泣“丧失”，俨然以前拥有。不要悲惨流浪，好像以前安然无恙。不是。“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回家”。别人不敢贸然讲，反正我是从记事起，就在不知谁人的“松花江”上飘荡。听惯了鼓噪、唱惯了故乡，蓦然回首，才知“幸福只有天上有”、“我的国不在地上”。谢绝情感合唱，让我们领受自我。领受真我，你会轻松得多。何况，你也是求仁得仁、咎由自取。陶渊明有诗：“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顾炎武有诗：“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更早的时候，孔子讲：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让我们领受自己的命运。多少世纪以来，无论犹太人、吉普赛人、客家人，还是哥伦布、达尔文、“五月花”上的居民，都在领受属于自己的命运。不多也不少。当然，命运无所谓圆满，自由不意味幸福。可在热爱自由的你，不自由更谈不上幸福。而且你能理解：“自由不是无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记得法国作家加缪给人棒喝：“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他的话让人泄气。可消极还是积极，还要看怎么说？换个角度，那意思跟莎士比亚的乐观主义差不多：
“凡是日月所照临的所在，在一个智慧的人看来都是安身的乐土。”
天堂还是地狱，常常系乎一念。根据我的阅历，世上地狱不常有而心狱到处是。勇于担当的朋友，为什么不释放自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谁说人命不包括自己？请别说，救自己比救别人容易。既来之、则安之。何况故乡不是天堂，乡邻不是天使。从来不是。世间多少罪恶，假手乡邻；多少灾难，肇端故乡。得出这个结论，不需要多少智慧，只需要诚实。“爱尔兰，它让我恶心”，詹姆斯·乔伊斯说他的祖国。对于庞然大物中国，难道不能同样讲？记得钱钟书小说《围城》里，有许多讽刺的议论。有处讲述三闾大学教授们叹息往日的荣光：“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杀抢掠了我们的一切，同时也就烧杀抢掠了我们没有的东西：虚荣心里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等等。好你个鬼子，这下，我们可有报账的地方了。“我们”（乡人、族人、国人），永远是无辜的羔羊；“他们”（异乡人、异族人、异国人）是灾难的根源。没有了各样“鬼子”，中国人民的日子怎么过呀？既然认定了有鬼子们（“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外反华势力”云云）买单，无畏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挥霍不起？！“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不能不想：打着爱国旗号“发国难财”的，何止是“统治阶级的霸权主义”？看啦，几十年后，那祖祖辈辈的叫花子还在街头噙着眼泪深情地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呜呜呜～无尽的宝藏～呜呜”。
——看见这种场景，你永远地失去了乡愁。如果还有一点穷人的自尊。你想活下去，可还想要脸面。你常赊账欠账可并不居功赖帐。即便祖国无恩于你（好比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胡适云“既然无意，如何居功”），可还做不到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你不标榜自己爱国，可也看不惯“爱国贼”浑水摸鱼不是自己的东西。“乾坤满群盗，何日是归年”？从那以后，你再不能天真而无耻，把“故乡”、“祖国”那类抹了蜜的词挂在嘴上。你说不出口。即使是无家野狗，也比“爱国贼”需要更多的尊严。“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不，你偏激。朋友，我好像听见你说：
“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
你的批评当然有理。无论如何，你只在哼一首歌，流露的是情感无关理性。“人的自然情感只有真伪，而不能有道德价值判断”（一平）。情感并不总是进入意识。意识有对错，情感无是非。对人的自然情感动辄上纲上线，不是“极权性格”是什么？是的，你反驳得有理。明确讲，我们的话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们回肠荡气的乡愁，在我这里只是“回不去”，无非歌者自歌、听者自听罢了。既然借题发挥，那又“何必见戴”？说到底处境不同，感受也就有异。古语云“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事实不是那样。更普遍的事实是，“少年心壮轻为客，一日病来思在家”。你看，同一个李清照，年轻时唱“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南渡后吟唱“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那很自然，再怎样坚强的人也会心软。当一个人感到疲惫时，脑海里就升起凯丽金的萨克斯。“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我还想进一步讲，在正当、过当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尘心未尽”难免，可也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由于跟乡县土地的绝缘，而把那里的一切美化。我们不妨设想：假使他们跟那块土地保持真实的接触，他们的情怀与思考会健康得多。可是很不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丧失了那种可能。于是有一天，“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说不清的迷惘，可事情发生了。
面对这样的事，你时常无话可说。
显然，流亡者的相思未免太苦：即之不得，欲罢不能。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跟寻常看法相反，我觉得浪子的心灵比游子要柔软。浪子的心不能承受坚硬，所以选择“背叛”。游子的爱恋则往石心靠拢，何啻趋炎附势。正因如此，要求一个弃国出走的浪子“慧剑斩情丝”，是要求一个人做他办不到的事。何况事情还有更复杂的，就是现代心理学所揭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那种事实，让你怎么说？确实是受害，可甘之若饴。好比王小波笔下的同性恋者阿兰对警察小史讲，“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选择?”（《东宫西宫》）
是受虐心理？是犯贱？是“矢志不渝”？……需要具体分析。以匈牙利犹太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为例。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曾明明白白表达自己的两难心理：“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品尝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痛定思痛的他，写了本《无法选择的命运》，展示“在一个人们受到社会严重压迫的时代里继续作为个体生活和思考的可能性”。书中让人震撼的，是主人公返乡后与亲人们感到难以沟通，而反过来对集中营产生思乡之情：
“……即使是现在，即使是在这里，我也认得出它——这就是我在营地里最喜欢的那个特别的一小时，此后有一种尖利的、痛楚的、徒劳的情感攫住了我的心：是想家了。一下子，一切都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这时涌上了我的心头，它古怪的氛围完全淹没了我、那些琐碎的回忆让我颤抖不已。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里的生活更清楚、更简单。”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一种“集中营的乡愁”岂不过于荒诞、太不可思议？但凯尔泰斯是真诚的。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而是忠实自己的感受。显然，与亲人们的疏离可以理解。经历了那么多事，“奥德赛式的返乡”委实可疑。陆放翁词：“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朱希真诗：“早年京洛识前辈，晚景江湖无故人；难与儿童谈旧事，夜攀庭树数星辰。”文天祥道：“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交久已化豺狼。”看来在这方面，古今中外有同慨。更不用说在价值上，我们不承认故乡（包括“乡人”）是圣地，“游子”就得无条件向它顶礼或者纳供。我想那套逻辑，即使在古人那里也行不通。
然则，“集中营的乡愁”可有正当性？诘难在这里发生。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位关押了几十年的囚犯议论：“监狱是个怪地方，开始你恨它，然后开始习惯，足够长的时间后，你会不能没有它了。”弗洛姆《逃避自由》则说：当奴隶们失去脚镣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脚镣给他们带去的安全感，他们陷入了对新环境惶惶不安的恐惧中。但是显然，凯尔泰斯不是上述情况。想来每个人经验不一样。即使那“没法过的生活”，也不是除了残酷、恐怖就找不到任何快乐。哪怕是卑微的、无耻的快乐。任何场合，做爱的人都不放弃做爱的机会，盗贼在任何时代都是盗贼。即便恐怖如奥斯维辛，生活也不见得齐茬茬断了。它像石缝中的野草抓住一切可能顽强地生长。这是生命的卑微、生命的无奈，——也不妨说无耻。但生命因此而持续，生活得以继续。卑微、悲悯中有属于上帝的光辉。
奥斯维辛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天边魑魅愁迁客，江上荨鲈话故山”具有正当性。“人们无法开始新的生活，你只能继续现在的生活”，凯尔泰斯说。对他而言，继续现在的生活，意味着“奥斯威辛之后只能写奥斯威辛的诗”。我以为，“奥斯威辛的诗”比鸵鸟式的写作更勇敢、更诚实，是一个人历经磨难不被摧毁的标志。从而“无法选择的命运”也就不是宿命论，而是诺曼底登陆在精神海滩的持续。一个人的登陆，一个人的肉搏。是咬定自我不放松，而非面向过去寻求皈依。也就跟“诗人全部的使命就是还乡”的呓语不可同日而语。莫要痴迷“伟大的回归”。中国人讲“怀璧不可以越乡”。自由女神像前的铭文是：“你们古国的珍宝你们自己留着吧/我乞求你们送来的/只不过是些贫苦衰弱/无依落难的人罢了。”远在天涯的你，请善自珍重。“古国的珍宝”如果太重，当然不妨丢弃。你看正是凯尔泰斯，他说在西方的边缘没有道路可以绕行。该把所谓东欧的价值观存放到博物馆中去：
“请您乘坐飞机低空飞越东欧，在那里您看到的是美丽古老的村庄，大片大片的森林，而不是高速公路。从空中俯视是美好的，但是您不要试图着陆，因为在那里无法生活。”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4、继续走，中国的盲流
生为中国人，家园是永远的痛。
有时，我忍不住想：如果三闾大夫再世，他会怎么唱？
或许他唱：长太息以掩涕兮，我的家乡在哪里？
有那可能。随着“高峡出平湖”成为现实，风流神女无恙而屈子的故乡沉到了水底。且看下面的新闻标题：《屈原故里被整体爆破拆除》何等果断，《“屈原故里”要移居他乡》何等委婉，《“屈原故里”将重放异彩》何等无耻，《曾为楚国诗人屈原故里，三千年归州今“归”去》何等轻佻。如果三闾大夫再世，他如何找到归家的路？是的，国家为他指定了新居。可如果他不认同呢？不识抬举，大约只能当盲流了。
——这是个隐喻。
反过来，不当盲流当奴隶，又能好到哪里？
有朋友表示纳闷：中国的流亡者人数众多，在异国他乡长年漂泊，却始终没有产生出足够让人称道的流亡文化、流亡文学。为什么？
我想，咱们可不能跟别国的流亡者相比。譬如俄罗斯侨民，他们的文化贡献世所公认。据说西方流行“俄罗斯人不适于做侨民”的话。那阵仗，相信看过塔尔科夫斯基《乡愁》会有印象。塔尔科夫斯基自己讲：“我从来不曾料想到，自己那极其真切的乡愁，竟然就此迅速盘踞了我的灵魂，直到永远。”怎么说呢？我个人不大喜欢《乡愁》。影片主人公“苦大仇深”的模样我难以认同。难怪别尔嘉耶夫批评俄罗斯人天性极化，“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更难怪，另外一个世界级大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有类似的意思。他在苏联的“古拉格”度过了四年，海外后与塔尔科夫斯基成为知交。“成为导演我还缺少什么？”有一次后者问他。答曰：“你缺少牢狱之灾”。
可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想，人家格外故土难离未必完全无因？不适于做侨民，是否说明在母国过得还不错？当然说“不错”，是同中国流亡人群相比较。那种不同，不只是“文化传统”不同，不仅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差异，中国皇帝与俄国沙皇、叶赫那拉氏与叶卡捷琳娜的差异，根本上可能是奴隶制与农奴制的不同。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农奴制得不到辩护，可是问题在于，农奴制再坏，轮不到比它更不如的中国奴隶来批评。说到对于家园的感情，公社的农奴总比国家的奴隶深挚些。“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马克思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样一支穷棒子队伍，怎么跟别国的侨民相比？就是跟本民族历史相比，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对此，我以为几百年前的吴汉槎是清醒的。他在著名的《寄顾舍人书》中，对自己的工作如是评估：“……课徒之下，间有吟咏，正如哀雁寒蛩，自鸣愁恨，安敢于六代、三唐竞其优劣哉？”
当然，关于中国流亡者的文化贡献，现在评估可能太早。我没有能力全面研究，只是觉得不必寄望太高。沉疴之人，总以休养生息为重。哀雁寒蛩、自鸣愁恨，何必与人攀比？与其汲汲于“与国际接轨”，不如春鸟秋虫自做声。当然，应该对“出去”的人有更多关注。我想，可能对流亡作家讲，最大问题是找不到读者，一切鸣叫沦为“致命的独唱”？就此而言，国内的情况当然要好得多。但可能只是程度的不同？如果你不肯参加合唱，也就难以找到话筒。不争之实是，最好的作品要不被封杀，要不被泡沫繁荣中湮没。就算你有大气魄、大能耐，敢于千山独行并且赢得掌声，下一步该怎么走？“无声的中国”暂不说；风云际会的人，你或许你有流沙的舞台，依然没有永远的、属于自己的土地。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根本不深，花叶难美。郢人去矣，谁复与言？（不希望“成功→出逃”成为一种模式。从新的情况看，似乎专制者是乐观其成的）……考虑到所有这些，谈论“文化贡献”（不管出去与否），我总觉着底气不足。精神产品的生产、再生产及积累，不是完全靠个人努力可以得来。当然会有“小概率”，可我们不好站在树下等。所能做的，只有尽人事、听天命而已。此外还能怎样？中国人的荒芜没法说。甚至，它不叫荒芜。
“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立锥无地的人群，更不能跟犹太人相比。表面上看，海外的华人与犹太人有许多相同。可心灵上、精神上呢？不说别的，就说人们经常骄傲的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据研究东南亚华人史的权威王赓武教授考察，侨居是基于与其祖国的贸易关系等。“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中所显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和精神力量，华侨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移民及其敌人》〕能说明什么？甚至，我们比不上吉普赛人。有学者自豪地指出，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流浪的吉普赛人比华侨不幸。我想就算那样，吉普赛人有苦中之乐。该民族有个传说：开天辟地时，上帝用黏土造了一个男人，又用其肋骨造了个女人。觉得这个世界太沉闷，一天晚上趁男人睡觉，取走了他的牙床骨，一眨眼工夫造好一个活蹦乱跳的吉普赛人。从此，人的生活有趣多了。——显然，这是那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他们善于把苦难化为审美，我们呢？从那么多苦难里，提炼出多少宝贝东西？
打住。想必早就有人皱眉：“这是民族虚无主义”，“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对不起，我的话不是跟尔等寻求沟通。吾道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心灵的荒芜没法讲，哪怕把所有豪言壮语算进去。巴尔扎克在手杖上写：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后来卡夫卡感慨：一切障碍粉碎了我。身为中国人，你能怎么说？“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我们早已成为沙漠。看看我们的历史，正视我们的现实，你能怎么说？据说抗战时期，我们有六百万“伪军”。“我们无法简单地斥责他们背叛祖国，无论是在本族或异族面前，他们都不过是奴隶。为什么我们国家有最适合叛徒繁殖的土壤？一个造就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它造就的懦夫变为保卫它的勇士？”（余世存）面对那样的耻辱，你不能不想起孟子的愤激：“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当然，说那话的孟子活到今天，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大概跑不掉。
其实几百年前，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同志就发狠：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故乡已故。不论逐客与楚囚。
一个所指，不同能指。官方报纸的标题是：加大拆迁力度，塑造美好家园。民间言论则说：“沦陷”声声起，世纪大逃亡。援用唐君毅先生的话，则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人心，失去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随风吹散。借用民国元老于右任的诗句：“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可否说，我们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国殇”？
“千古神州，一旦陸沉，高岸深谷。”
想到了张良，想到了陶潜。前者“送秦一椎，辞汉万钟”，后者集“归去来兮”与“金刚怒目”于一身。故事、性情没法比，不同下面有着心灵的相通。小说《西游补》作者、明代遗民董若雨眼光很毒，提出“不能为报韩之子房，则当法避秦之楚客。陶氏《咏荆轲》与《桃花源记》异用而同体。”我想表面大相径庭，张良、陶潜可谓异用而同体了。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航船沉没的时候，重要的是救出你自己”。
这是“五四”时期，胡适之先生挂在嘴上的个人主义。我以为对普通人很切实。多少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看，还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翻版，不适合普通人。作为自舟自度的普通人，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说：国籍不是问题，弃国不是原罪。甚至，邦国可以有时而亡，生活未可须臾断绝。
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二十五史城头旗帜频换，纯正的汉人血统在哪里？统治者不爱人民，人民何必爱他？且不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据台湾学者龚鹏程研究，中国古代具有逍遥游的精神。安土重迁的表象下是四海为家。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凝固稳定的乡土社会，而是充满了各类游人、流民及游之活动的世界（《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可否说，中国文化是支持流动的？尽管显得“消极”，中国文化的构建者还是为自己、也为赴告无门的万千草民预留了后门程序？让我们认领。天网恢恢，疏而有漏；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你一味死缠，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发现自由无所遁于天地间；可认清形势“不玩了”，惹不起未必躲不起，石头大了绕着走，会发现中国文化其实有着蛮温情的一面（跟希伯来等文化相比）。结构上的混沌本来是中国文化的缺点，现在坏事变好事了。诅咒一旦解除，就成祝福话语。认清世上有别处的田园，你将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那时，你慨叹“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一叶舟中吟复醉，云水，此时方识自由身。”
故乡已故，自由何为？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出埃及”。像著名的黑人圣歌《出走，摩西》歌唱的：“只要以色列还在埃及，放我的臣民走！他们无法忍受这深重的奴役，放我的臣民走！……”前面说过，不敢将自己同胞跟犹太等民族相比。切实地说，有一点历史上美国黑人奴隶的精神就足够了。不，不管是贩卖北美为奴隶的，还是囚禁在非洲“家园”里的，黑人获得解放的故事对我们有启迪。毫无疑问，他们表现出的出埃及的英勇，以及不把自由之类价值当成白人专利来排斥的智慧，值得我们“龙的传人”好好学习。（可笑的是，许多中国人对于印度人、美国黑人都莫名其妙瞧不起。哪来的傲慢？真让人笑掉大牙！）毫无疑问，轻易就为“黄人家园”回肠荡气，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自暴自弃。应该见贤思齐，也就是，向黑土地上的曼德拉，北美的路德·金，以及更早的哈丽特·塔布曼女士们致意。
承认内心荒芜，有什么难为情？道理是明摆着的：知耻近乎勇，水落则石出。消除虚假的乡愁，才有指望获得真实的土地。一个人老是满足于虚假，怎么有动力追求真实？
人若想收藏自己的脚印，他又怎么迈得开步？
路远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我的梦想，就是你们自由归来。不是什么“奥德赛之旅”，而是流放者与囚禁者共同获得土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们诗意地栖居。那土地，即使不是经过上帝“应许”，自由人的心灵就是约柜。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祖国存在的元素。没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个人感受，所谓“国家”建在哪里？毕竟时代不同了，人性比差异根本。谁也无权以家国自居，“不让走”与“往外推”都是对人性犯罪。“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卡夫卡）
继续走，中国的盲流。《新约》说得很清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旧约》里的教训是，求生就不能向后看。一回头就会被钉在原地变成盐柱。往前继续走。
抬起放下的，是我们的腿；山重水复的，是上升的路。
有一天我们能像保罗一样，坦然无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想起了著名的哈丽特·塔布曼女士。她本来是个美国黑人奴隶，获得自由后勇敢回到南方，帮助其它黑奴走向自由。经常地，她摆脱后面的追捕，保护着奴隶们安全脱险。经常地，她对那些又渴又累、仍然挣扎着迈向自由之路的奴隶讲：
如果你疲倦，继续走；
如果你害怕，继续走；
如果你肚子饿，继续走；
如果你想品尝自由的滋味，继续走。
2004年11月22日，成都
2005年1月2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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