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调查机构“政治及经济风险顾问公司”近期发表了一份关于亚太地区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个人自由排名”。这个排名的先后次序如下：美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菲律宾、日本、南韩、泰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越南。中国大陆的评分仅仅略高于越南，在名单中名列倒数第二；而香港则名列第四位，落到了台湾之后。

　　这份评估报告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两个方面。报告显示，无论在言论自由还是宗教自由方面，香港都比不上台湾，香港的言论自由更是连菲律宾也不如。该报告指出，“二十三条”的立法程序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立法过程分化了政府与民众，为董建华政府带来当前最大的挑战。报告对香港的未来持比较悲观的态度：“香港并非民主国度，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嫌隙。这种情况痛苦地展现在‘七·一’五十万人反‘二十三条’和反特首大游行的事件上。官民之间的鸿沟愈阔，就愈难恢复未来经济信心，也愈难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商业中心。”港台位置的错位，显示了近年来台湾民主化的突飞猛进和香港自由的逐渐丧失。一进一退，对比明显。在台湾，总统直选已经实现了三次，政党轮替基本和平过渡，就连百年老店、沉疴不起的国民党也实现了党主席直接选举，可谓“病树前头万木春”。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中国大陆前夕，在日本盛赞台湾的民主成就，显示了台湾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大家庭中光荣的一员。我在羡慕台湾的民主成就的同时，也在为香港的日益“大陆化”而感到忧虑。不仅像我这样的内地人士感到忧虑，香港的有识之士也都忧心忡忡并开始了行动——不仅是一批大律师不惜牺牲职业生涯走上争取民主的第一线，就连一向爱惜羽毛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首次走上街头，参加香港市民要求自选的大游行。而香港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从近年来几次大游行中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积极参与，天主教大主教陈日君高调号召教徒捍卫信仰自由权利，亦可看出情况不妙。

香港回归之后八年多来，其奉行一百多年的新闻自由的原则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中共在香港以一种“地下活动”的方式向新闻界渗透。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或通过亲共的大资本家收购媒体，并逐渐改变媒体的独立客观的立场；或直接上阵，组建中资背景的媒体，为中共政权摇旗呐喊、溜须拍马。前者如《明报》集团，后者如凤凰卫视。而一旦出现“不听话”的记者或编辑，则对其实施解聘、打压乃至陷罪等诸多手段，如被《南华早报》解聘的评论员林和立以及不久前被捕的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大棒只是在少数时候使用，大多数时候还是怀柔的胡萝卜，而站在台前的是那些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商人——这亦是对中共建党理论根基的一大反讽。新闻界是中共地下党在香港着力最多的领域。他们的工作早在回归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经过回归之后八年变本加厉地努力，已经收编或软化了大部分的香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主流报纸中仅有《苹果日报》仍然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然后就是几家非主流的政论刊物《开放》、《争鸣》、《动向》、《前哨》在苦苦支撑。

在香港记者协会的题为《收紧政策：严控公民权利，威胁香港言论自由》的二零零二年年报中，生动地对比了香港新闻界在回归前后的巨大差异。在回归之前，“香港传媒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并非不无缺点，但他们当时至少提供了大量中国和中共领导人的资料。那时香港报章满载中国政策的争论和权力斗争的传闻和精辟之见，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的必然读物，而国内记者只能恨得牙痒痒地看着他们怯于报道的真相在港英这片殖民地得见天日。”而在回归之后，“时至今日，香港记者反而要看国内行家的风吹草动来测试什么报道最安全，原因是忧虑人身安全。一个资深新闻行政人员称，她的报章专注报道消费新闻，突发和罪案及中下层的贪污情况，报道这些是很安全的，因为大陆大部分的报刊也是报道这些东西；一个电视制作人更指出，‘大家心里明白，中央领导人的性格和过错与西藏和新疆的分离活动等问题，都是报道的禁区。’”这是一种静悄悄的“温水煮青蛙”的消灭自由的方式，这也是一种缓慢而有效的、水滴石穿的侵蚀自由的方式。中共的这一策略在香港的运作，获得了相当的成功。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不容乐观。

“二十三条”却宛如在这锅温水中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原本不知不觉地在锅中游弋的青蛙们顿时被烫得蹦出了锅盖。中共在香港所有的机构和眼线，都未能估计到香港上街反对这道“紧箍咒”的市民会有五十万至一百万之多。他们以为青蛙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他们错误估计了青蛙对自由之热爱以及生命力之顽强。他们弄巧成拙，再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授意董建华宣布撤回“二十三条”，就像当初强令他通过此立法一样。不过，中共当局向来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诗篇》十二章而节）。前外长、国务委员唐家璇大言不惭、面不红、耳不赤、心不跳地对海外媒体说：“‘二十三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行立法，其撤回也是特区政府自行撤回。”唐大委员特意向外国记者强调“自行”一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振振有词地表示：“尊重特区政府的决定。”他们以这种镇定自若来掩饰自己的失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于说谎者来说，越是虚假的东西，越是要强调和突出地表述。这些表态再次说明：在中共的权力秩序中，错的永远是傀儡，而不可能是主人。

从反面的意义上说，“二十三条”对香港人恢复自由民主的意识功不可没。自以为拿着中共的尚方宝剑而对香港市民大发淫威的恶婆婆叶刘淑仪，是首先被中共抛弃的“负资产”。中共自己也认识到，这样一个“狼外婆”的存在，乃是香港市民遭遇到的活生生的“公民自由教材”。可以说，没有“二十三条”之恶法，香港人还意识不到自由正在被一点一点地被侵蚀；没有叶刘淑仪的存在，香港人还感觉不到专制和蛮横的官员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叶太远走他乡之后两年，突然董老伯也称病下台，再次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董老伯忠心耿耿为中共卖命，但在最高当局眼中，其功效充其量也就是一张卫生纸而已，擦了屁股之后毫不犹豫地就被扔掉了。

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最好的礼物，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良心的自由等等，当然还有选举官员的自由。远处的伊拉克、阿富汗人民实现了直接选举最高行政长官和议会；近处的菲律宾、印尼也在选举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那么，香港市民为什么不能享有这样的自由呢？中共当局经常说，自由和民主跟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程度紧紧相连，我们不是不想搞自由和民主，只不过现在大陆经济发展水平不够，民众的素质尚低，所以自由民主应当“缓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近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的时候便是如此高谈阔论的。按照这个理论，在经济上早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市民普遍的教育程度上亦在亚洲名列前茅的香港，早该实行特首和立法会的直选了。中共为何不惜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依然阻挠香港的直选呢？在我看来，中共害怕香港直选，乃是害怕香港直选出来的特首和立法会不会继续对中央言听计从、俯首帖耳，同时亦害怕香港的直选对大陆造成巨大的冲击波。这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企图对生机勃勃的孙子进行遥控，这样的企图会成功吗？

香港繁荣稳定的根基，在于其“自由港”的身份，而绝对不是香港变得像大陆一样。试想，如果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如果言论不能自由表达、如果才华不能自由发挥，香港还有什么活力可言呢？香港还能称为“香港”吗？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