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了１２月６日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的中共军警射杀维权民众的暴行。惨案再次提醒世界，当年邓小平六四屠城的凶器还在发烫，当年毛泽东血洗中国的罪恶还在嚣张。

　　汕尾惨案是以暴力土改起家的中共一党独裁政权掠夺土地暴行的延续。一直以来，土地都是人类最根本、最宝贵的财产。经济学史上曾一度出现过土地唯富论。土地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领土之争也几乎是所有国与国战争的肇端。在毛泽东时期，中共以血腥手段彻底剥夺了民众千百年来始终拥有的土地所有权。进入邓小平时期后，中共继续通过暴力手段肆意剥夺民众仅存的土地租用权。致使农村地区大量失地农民流离失所，城镇地区遭受强制拆迁的居民屡屡以自焚相抗。对土地为首的生存资源实施高度垄断，被中共视为自己独裁统治的安全基础。一百年前，美国宪政先驱汉密尔顿就曾指出：控制人们的生存就等于左右了人们的意识。这正是中共一党独裁政权所一直追求的统治境界。

　　在当年的“大跃进”年代，中共横征暴敛，民众稍有不从即被抓被杀。民生之苦惨不忍闻。以典型的河南省信阳地区为例，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九八年版《文革前十年的中国》（晋夫著）一书的记载，５９年１１月至６０年７月间，信阳地区反对高额地租、抵制中共抢夺口粮和种粮的民众，遭中共军警抓捕的有１７７４人，死亡３６人；遭中共官员私自抓捕的有１０７２０人，死亡６６７人。据记载，信阳地区某县官员为了完成催粮逼租的任务，抓来四十多人当街拷打，当场致死４人。有路见不平者亦被当场打死，尸体抛入河中。当时，农村地区的交通被中共军警严密封锁，严禁饥民逃难求生。在小麦根、玉米芯吃光后，民众不得不空腹吃土充饥，最后导致无法排泄而惨死。死人倒在家中，活着的亲属却没有力气掩埋。人吃人的惨况在各地也时有发生。而与此同时，中共各地的粮库都被抢来的粮食填得满满的。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后，城镇居民的私有房屋被大量没收，充为党产。直到２００４年，北京市还有一万多间由中共私定房租的所谓标准租私房没有返还房主，被陆续拆毁的更是不计其数。

　　在今天的“大开发”年代，今年在天府之国有过这样一则报道：进城务工的四川省乐至县放生乡清溪村８组的唐孝军，因为过度饥饿昏死在劳务市场。人们从他嘴里扒出的是昏死前吞下去的河沙。人们还发现在唐的衣袖内缝着三张共记６·５元的钞票，揉得已经发白。放钱的暗兜缝了三道线。据报道，在成都这个最大的劳务市场内，吃不起饭、住不起一元店的务工农民有上百。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的报告，２００３年中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整体低于人均每天１美元的联合国贫困标准。其中，日收入不足１·３７元人民币的有１４５９·５万人，不足２·７４元的有９０３３·４万人，不足４·０１元的有３亿１０７９·３万人。共计一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到２００２年底，中国城镇地区还有２０００万人长期处于饥寒之中。近年来，中共北京市当局开始向本市贫困户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然而当地电视台揭露的“低保”黑幕却令人发指。据报道，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以购物券的形式发放给贫困户，且指定购物店铺。这些店铺的物价竟然高出市价两成。显然，这些指定店铺的所有者和中共扶贫官员有着鱼水深情。

　　在２００３年被中共关押期间，我曾遇到过一个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犯人。四十多年来，他竟然从未进过北京市区。区政府所在地是他到过的最繁华的地方。近几年，中共当局以可观的出境游人口为据，向世界大肆宣扬中国民众美好富裕的生活。最近马来西亚警方侮辱中国女性游客的事件，揭露出了出境游鲜为人知的另一面。２００２年，有１７万到马来西亚观光的中国游客违法滞留；２００３年又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游客没有按时离境。到发生侮辱游客事件时，今年又有５万人非法滞留。这些以年轻女游客为主的滞留者们的原始积累资金，就是中共赖以标榜的“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

　　在毛泽东式的计划经济时期，独裁者不仅严格掌控着富有阶层的人选，对贱民阶层的贫困等级也警觉百倍地予以统筹细分。从出民众的生地点到死亡的方式无不在其计划范围。当毛式体系走到“崩溃的边缘”后，一方面因为千创百孔的专制体系对民众已是心有余悸而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存续了上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已经被中共以“公有制”为名洗劫一空。民众早已是家徒四壁，穷困聊倒。为了改善自身利益的成本产出率，中共调整了对社会的控制范围。计划经济由此逐渐瘦身为计划富裕。依据祖上荫庇的盛衰，党内“红五类”依旧生而具有地享受着不同级别的富贵特权。民间“黑五类”的等级区别则大体上得到废止，统合后的贱民阶层始得以在“公有制”下自生自灭。计划者一如既往地掌控着贫富予夺的权力，操控着黎民百姓的人生境遇。民众得以无偿收回的人身权利，仅限于自由选择死于非命的方式。你可以选择被掩埋在古老的矿坑内，也可以选择被一辆新款汽车撞上半空；你可以等待每年必至的洪水带走你的尸体，也可以随时被防不胜防的有毒食品或层出不穷的疫病夺去生命；你还可以选择在庄严的法庭遭错判而命丧法场，或在无处不在的凶杀抢劫现场被肢解；倘若不幸没死了，随后一场屡见不鲜的医疗事故还可以了结你的残命。

　　当年的历史伟人们为十亿民众计划过“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今天的当朝圣主又在为二十一世纪构思着“亲民社会”的美景；当年已经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赶英超美的百姓，今天却要在“三个代表”的带领下寻找小康；当年民众被迫饿着肚子“大炼钢铁”，今天他们又被迫搬出家园办“大奥运”；当年年轻人被要求“上山下乡”支援“国家建设”，今天人过中年的他们又被要求“下岗分流”支持“社会转型”；当年民众被驱赶到异国他乡的战场，今天他们的后代被贩卖到全国各地的血汗车间。中共大概是人类史上最丑陋的计划癖患者。人们在生命形成之前即被其纳入了计划生育。所谓计划就是权力，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权力经济，所谓计划富裕就是权力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计划，显然是以凭借权力阻止其余人同时富起来为成立前提。当年中共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党组织所有制”，充其量是“党内同伙制”。眼下中共所谓的“私有制”的实质则是“官位所有制”。在循环往复的计划支配下，民众付出的是生命，留给后代的是改头换面的新计划。中共权贵则完成了由老毛打劫到老邓分脏的社会资本转移过程。

　　两手空空的唐孝军们的父辈，或许就是出身于明清的书香门第；在“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中，或许就有当年遭镇反的民国抗战将领的后代沦落风尘；当年被流放不毛之地的才华横溢的右派们，或许会在数以万计的矿难尸骨堆中找到自己骨肉的残骸。在《血统论》的年代，民众手中已经不再拥有任何具有交换优势的社会资本，但是深藏在他们心中的父辈们高贵的血性，仍足以令统治者惶恐不宁。经过数代人的生活重压和意识清洗，后辈们已不再追求父辈们的追求，也不再理解父辈们的理解。他们在肉体之外一无所有，生命之外一无所求。此时，统治者才放心地允许他们以肉体和生命为资本，参与最底层的原始交换。交换中的幸存者所得到的只是自身痛苦生活的延续和后代对原始交换的继承。在东方，经世济民是中国人对经济的传统理解。在西方，经济自由和私产权利以“神圣的自然权利和神圣的社会契约”为基础。在今天“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只要人们勤奋节俭，他们至少应该拥有信心供养考上大学的孩子；只要人们勤劳善良，他们至少应该拥有机会为病中的双亲请来医生；只要人们诚实宽容，他们至少应该拥有把握免于来自法律的剥夺。在今天“私产入宪”的中国，人们可以承受贫穷，但是他们至少应该拥有通过反省自身的不足和失误而改变现状的希望；人们可以尊重富贵，但是他们至少应该拥有通过赞美成功人士的毅力和智慧而获得启发的权利；社会财富的分配可以存在差别，但是至少应该做到富的清白，穷的明白。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四十年五前忠告美国人：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没有能力帮助他的穷人，也就不能保护为数不多的富人。今天，汕尾惨案则再次告诫中国人：在一党独裁统治的国家里，统治者始终会热衷于用子弹制造贫富差距，始终会坚信只有在别人的恐惧中才有自己的安全。

寻找李毅兵先生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