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吃海喝的“年“终于过完了。今年的媒体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小报，都在讨论什么是“年”味，似乎这年过得意犹未尽。我看，在近一个月漫长的中国式狂欢里，每个蔬菜水果市场周围搬运不及的垃圾山，跟闹市区的灯红酒绿共同编织成了“年”的味道。

“过年”这个概念其实是农历大寒即将过完，次年第一个节气“立春”的前几天，所以又叫春节。是汉民族最盛大的节日，也是农耕社会的文化标志。人们辛勤劳作了一年需要根据自然界休养生息的规律，也要歇息一段时间。《诗经·豳风·七月》里描述的“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就反映了早期农业社会随着季节变换的生产规律。每年，过了正月十五，农人们便要准备农具，开始春耕了。

夏历的大寒，是全年最寒冷的节气。冰天雪地里农作物不能生长，连很多动物也休眠了。同时，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在这段农闲时期，人们也需要调整疲惫的身心，养精蓄锐以便来年更艰辛的劳作。周易说，年是太岁，太岁即木星，旧时俗话“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是惹不起的意思。于是，“年”便有了凶险形象，就要贴桃符放爆杖驱鬼，而年关也不容易翻过。年关凶险之说不知起源什么时候，但至少，王安石“爆竹声中除旧岁，总把新桃换旧符”显示宋以前就有贴符驱鬼的习俗了。

但是今天，过年的味道已经今非昔比，其中“吃”乃是重中之重。本文无意探讨年关“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深层意义，单知从腊月中旬开始，体制内各级官员、机关事业单位便每天都有大小宴会。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上午九点半我到房管局办点事。办事员一边打着隔夜的酒嗝，一边接电话：“……吃饭呀，我正值班。晚上？那，找个口味清淡一点的地方吃啊，昨晚我们吃火锅，我喝得太多……”；而在腊月二十八，跟几个文友聚会，其中唯一的退休文化官员曾经的诗人，谈起已经分别在文联作协吃了六天。而女儿一位搞房地产开发的朋友，从上海打电话，哀叹自己是比“三陪”小姐还惨的“全陪”先生，逢年过节就象走穴歌星一样，每天要赶几个场子。

也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除了孩子时代盼望过年过节以外，许多年以前，我就厌恶过年。我怕到亲戚朋友家去拜访，要送礼要给孩子压岁钱。或者，人家来看望你，给你送了礼，给了你孩子压岁钱，你得记住，赶快还情。这倒不仅是因为处于体制之外，有狐狸的酸葡萄心理，没有足够的资金跟人礼尚往来。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不堪重负。

记得大约10年前那个除夕，下着靡靡的细雨。在母亲家吃过年饭，我独自走上街头。长长的滨江路上令人吃惊的看不见一辆车，一个人。虽然有一丝凄清，却也如释重负的欣慰：偌大的天地间，暗淡的路灯，静悄悄的河水以及这蒙蒙细雨都属于我自己。这种感觉远胜面对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那几个装腔作势搔首弄姿愚弄大众的假打男女。

二

我期望的春节是远方亲朋的一纸书信，一个电话，一声问候。所以觉得，唐人王摩诘“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句子虽然写的是重阳，实际上用在春节的时候最合适。

好久以来，就感到我们家是人丁不旺的。前几年，女儿在上海工作，临到腊月末尾几天，就试探着女儿要不要回家团聚，差不多都是否定。于是心里便有些空落落的，转而嫉妒起别人家的热闹来。往往大年三十到母亲家吃过年夜饭，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手上捏本书，却打开电视机，并非为了忍受总是每年除夕的假唱，而只是让屋子里有些声音。

今年春节却有些变化。不但女儿辞掉了那边的工作，回到家里过年了，更有几个尚在人世，已经年近八十的亲戚受邀请来母亲家聚会。这些亲戚有的几乎没有见过面，跟我们这些晚辈们彼此都十分陌生。因为母亲的母亲只生养了她一个，而外公外婆却是兄弟姐妹众多，都在十个以上，所以我们在七姑八姨那些亲戚的称呼前面应该加上“表”字。

跟哥哥和弟弟们不一样，我一向喜欢刨根问底。比如，三姨妈跟二姨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同姓啦，八表叔和十表叔是外公家的还是外婆的侄子、怎么五十多年没有往来啦等等。当我弄清楚来龙去脉以后，真的是大吃一惊。原来家族中有那么多的“关、管、杀”，难怪母亲从来不愿意提起跟“政治”有关的话题，总是指责我的脑袋里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外婆的娘家姓邓，是双流百家的第一大姓。这次从福建农业大学回到成都参加光华大学校友会的三姨妈，是外婆的六弟的女儿，我们应该称呼六舅爷。20世纪2、30年代，外公在府河南河汇合处的锦官驿，利用废弃的庙宇开办小学。当时，六舅爷已经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回到乡下，外公就请他出任这个小学的校长。由于这个原因，三姨妈从小就在我外公家住着以便上学。外公在1942年病故，六舅爷继续在锦官驿小学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乡下管理自家田产。

六舅爷回去不久，即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委任为某乡乡长。“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时，被“镇压”。我问，他有血债吗？二姨爹说，一个读书人，哪来血债，华阳县31乡，30个乡长被枪毙。三姨妈（六舅爷的女儿）当时正在光华大学读书，并且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听说父亲被枪毙，从此远走他乡，几十年不敢回来。

刘二姨妈父亲，晚清留学日本，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抗战以后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逃跑路过温江，在刘家住过，被枪毙，二姨夫也被枪毙。

叔叔的前妻周婶娘，曾经就读中央政治大学，大陆易帜前担任彭县女中校长，被定为“一贯道”头子“镇压”了，当时我堂姐才一岁多。周婶娘有表兄弟两人，涉嫌当过土匪头子也被枪毙。

外婆最小的兄弟十三舅爷，拥有土地几百亩，并且从小跟着家里雇佣的的拳师，练就了一身拳脚功夫。按照当时标准划成分，不仅“恶霸地主”的头衔免不了，事实上已经排在镇压名单上。但幺舅爷却因为掌握着神效的骨伤治疗技术幸免于难，只把幺舅婆划成地主，管制到80年代全国“分子”统统摘帽那天。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是最实用主义的，什么理想什么信仰全都是骗人的鬼话！

三

面对这些几乎已经被尘封被遗忘的家族历史，母亲和我哥、我弟弟看上去一点都不悲戚、不愤怒。我的质疑与愤懑，他们反而指责为扭住过去不放，不懂得向前看。前面说过，也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虽然我的兄弟们凭自己的能力，在生活上还算勉强，为人处世也都宽容大度，不大计较名利得失。我却以为，总不能宽容到基督徒的“人家要你衬衫就连裤子都给”，人家杀了你的亲人，你还要感谢他的程度吧。

不，我乐观不起来。即使不可以牙还牙也不应该放弃审判权啊，须知放弃追究会让犯罪行为更加规模化、合法化。是谁说过，失掉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个专制政权不仅成功地镇压了自己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更可怕的是，通过长期大规模的洗脑运动，以及制造出民不聊生的环境之后再给以“开放”的经济政策，达到了使劫后余生或苟活者对亲人死难的无动于衷甚至对当权者感恩戴德的效果。

2004年，在《甲申年杂说》一文的结尾，笔者就曾经写过，我们必须记录。否则，经过时间的过滤，连记忆也会欺骗我们。今天，仍然要这样说。

2006/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