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真实，存在于小人物们的经历中，而小人物却往往被主流历史所淹没。这是个奇怪的悖论。

我在与乡间老者偶然的闲谈中，听到了两个“土改案例”，顺势写成文章，以期为历史存档一些细节真实。

一、    两个死刑判决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离我出生地（村子）北面２公里处，那个村子叫侯庄。土改时，有一个被定为富农的户主，叫赵连甲。１９４８年秋末的某一天，他与贫农某人发生了冲突，由于他身体健壮（称为“车轴汉子”），痛打了对方。并且，事后贫协会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该次冲突系赵连甲主动挑衅所致。

贫协会的问他为什么打人，他直白地说：“他分了我的地，我就打他。天下哪有白给的东西？”贫协会的人召开全村大会，让群众决定如何处理赵连甲，结果多数意见为“杀”。

死刑定了下来，没有辩驳的机会。

几乎与此同时，东辛店村（在我出生地东南面８公里处）发生了一起斗奸商事件。小店主董双云平时经营苛刻，概不赊帐，为了多赚钱还往白酒里掺水。结果，与买酒的人发生了冲突，他也把对方给打了。虽然，该事与破坏土改成果无关，但也被列入抓典型的范围。

贫协会发动群众的结果仍然是“杀”。

二、    杀了就杀了吧！

赵连甲与董双云在初冬被押往黑龙港河（滹沱河的支流）河岸执行枪决。为了使公开枪决能产生震慑力，附近几个乡的小学生被组织起来，前往观刑。与我谈话的老者当年８虚岁，与同学们一起徒步８公里到达行刑场。喊口号，听判词，看枪决，自然是一系列的仪式。当行刑完后，一匹从县城（离行刑场５公里）跑来的快马上驮着一个满头热气的通讯员。通讯员拿来了一纸暂缓枪决的命令。当主持行刑人员告诉通讯员行刑已毕时，通讯员无奈地说：“杀了就杀了吧，下不为例。”

两条人命就在“杀了就杀了吧”的说词中，随历史而去。究竟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８８年有多少这样的以一个“吧”而丧命的冤魂，已经无法统计。但是１９８９年，中国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杀了就杀了吧”的事件，多少赵连甲、多少董双云的生命随着冲锋枪的子弹、随着坦克履带的吱咯，成为历史不可追述的细节了呢？！

改变“杀了就杀了吧”的习惯，才有望实现一个社会的和谐。

因为那些错判、错杀永远是经历过那些事件的人们心中的痛，除了被害者的亲人，还有事件的“观刑者”们。事件，总会给经历它的人留下一生的心灵创伤，否则就没有“老者讲古”了！

三、    广泛的伤害，谁来察知？

在听完“老者讲古”的两周后，我携太太与小女儿再次返回乡下休闲。时间已过中午，为了不让老母亲再生火做饭，我们在村边小店点了两个乡间小菜，简单吃了些。饭毕，为体验彻底地田园趣味，三口人从店后的田里穿行。

太太一弯腰，捉住一只叫“大丹”的蚂蚱（腿长，善跳）。她拿住大丹腿的后部，让它磕头（其实是一种挣扎）。玩在兴头儿上，她突然掉下了眼泪。

她由这只大丹联想到了她少年时代在姥姥家的时光。她姥姥常给她捉大丹，烤着吃，但是她姥姥也常被人捆起来，去参加批斗会。

老太太年轻时参加过一贯道，“解放”后被划成坏人一类。当初，她参加一贯道，从来就没想到它是什么反动组织，只为找到一种信仰。因为她丈夫年轻时遭到日本人的杀害，她一生都在力图消除那时留下的恐惧。他丈夫不是抗日英雄，只是由于那个村庄经历了一场冲突而丧命：游击队打仗，让村民做掩护，日本人报复村民。

一个中年妇女被捆起来并强迫下跪的恐怖情形，对一个４岁的小女孩的心理伤害可想而知。她要么躲在人群里，在大人们大腿的缝隙里观看批斗现场，要么一个人躲在屋里一秒一秒地盼姥姥回来。

我太太常常提起的一桩仇恨，也与她姥姥的挨打有关，老人的继长子素与其关系不洽。在一次批斗会上，这位继子当众给了她姥姥一顿耳光……在中国社会中还有多少把私怨当公仇来报的细节，已无从得知。但，它所遗留的伤害，还远未熨平。

四、    一个需要全面道德反省的社会

土改杀人、文革批斗，远离了人们，但它却是政治道德亏欠的一部分，值得历史学家们去反省、去记述。这种反省、记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避免，避免悲剧的重演。

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血灾需要政治精英去反省，反省不是为了回避道德追问，而是为了道德重建。中国再也不能在“杀了就杀了吧”的政治习惯中往下滑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