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１６号那天，北大、清华和政法大学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到我家来玩。三校学生坐在一起，自然是海阔天空，闲聊一气。不知不觉间，话题集中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上：许多海归派老师很让学生失望。照理说，海归派的知识界结构和学术眼界都要优于本土学者，可在学生们看来实际未必。他们觉得，海归派普遍显得精神消沉、创造力枯竭。用一句老话可以说是“革命意志衰退”。至于为什么？大家没有答案。

无独有偶，近日网上流传艺术家陈丹青先生的一篇文章《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所持观点与几位研究生的感觉如出一辙。陈先生是海归派的一员，我试图从其字里行间寻找这个本当卓荦出众的群体何以如此“泯然众人矣”的答案，可惜没有找到。我不属于海归派，作为局外人，只能隔着布袋估计猫的颜色。我想答案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海归派四十岁以前几乎全部由一连串的考试组成，中国考罢去外国接着考，几十年疲于应付考试，几乎没有好时候，等拿到学位“功成名就”回国，体力、心力也基本耗尽了。

第二，一直都在被别人考试，也就意味着一直都在按别人的日程表被动地捱日子、熬岁月、拼年头，久而久之，“自由意志”失去太半，野性和冲劲儿消失殆尽。第三，在这漫长的光阴里，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独立思考，也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练笔，以写出一手好中文或好英文。简言之，他们许多人可能甚至没有养成热爱书面表达的习惯，好比一个鞋匠，他们竟不爱拿锥子。

第四，拿到洋学位，回国货与“帝王家” ，又正赶上中国大学的“原始资本积累”，野蛮收费；如今大学教师Ｎ子登科，仿佛什么都不缺，也就什么都不用想。回国就是他们人生抛物线的顶点，此前的学历积累支撑后半生下坡期间的开门七件事没问题。记得１６号那天其中一位同学提到一个很具体的现象：“这些年来这么多海归派学者拿着博士学位回国，可是你听说他们中的哪一位出版了有影响的博士论文？很少，几乎没有。莫说有影响，他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很少出版——根本拿不出手。”我请他解释为什么。他说：“他们博士论文中讨论的那点儿中国学问，也只够唬唬老外；要在中国出版，那就真的是献丑。”

陈丹青先生说：“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

实际上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的，不仅是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人文艺术类海归也都归化到这个现状里去了。他们不仅满意现状，而且成为现状的爪牙。虽然学术无创见，可多半都捞个一官半职，洋学位、官本位，要什么有什么。讲洋，人家是洋博士；讲土，人家是院长系主任，风雨不漏、身名具泰。

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位副院长，美国、香港地游学了不少地方，可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长成色。他有一句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话。每当有学生试图与他探讨法律如何才能对党和政有约束力的时候，他总不阴不阳地说：“某某某，党什么时候又得罪你了？”院长大人这话还不把学生吓死呀！丹青先生说“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您瞧这位海归派院长的人格、思想、价值观如何？“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可是这位海归院长却是这样对中国发生着影响！２００６年１月号的《开放》月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导师是学生思想自由的第一杀手》，写的是两三年前自己的一点感受。现在看来，这种情况恐怕要严重得多。大学里的思想屠杀可能已经达到必须引起全社会正视的、触目惊心的程度。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６ 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