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１２月２１日，香港民主派议员团体成功否决了中共意欲强加给香港的政改方案，可以说是香港民众得到的最棒的圣诞礼物。这再次证明了下流主义遇到主流民意后，必然是一败涂地。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初胜后的香港各界仍然保持着足够的理智，后续推动有条不紊。中共诱胁下的极权拥趸自然不会甘心败退，他们必然会更加卖力地盅惑人心。

去年夏天，有关香港电台话语权归属问题的无事生非，给我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谁出资就应该为谁服务”的常识，被中共支持派视为自己想当然的制高点。他们认为，既然香港电台是特区政府出资办的官方电台，自然不应该存在反对政府的声音。然而在经济学高贵的光环下，他们公然藏匿了政府资金的来源，更蛮横地剥夺了民众对政府的所有权。九七后香港鬼气熏天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黑格尔认为，“诡辩的本质就在于孤立地看待事物，把本身片面的、抽象的规定，认为是可靠的。只要这样的规定能够带来个人当前特殊情形下的利益”。一直以来，“中国文盲多，经济基础差以及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等说辞，都是中共为自己的独裁制度辩解时的肺腑之言，被作为天衣无缝的理论创新广为兜售。然而这一貌似坚不可摧的真知灼见，面对精神和物质都极大丰富的香港同胞争取普选权利的诉求时，顿时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那位蒙羞两千多年的楚国军火贩子，显然文化素质太低，经济基础太差，且受传统文化侵蚀太深。相比之下，久经考验的中共自然不会有理屈词穷的腼腆。中共毕竟不仅历史性地拥有 “市场”交易权，还鬼使神差地拥有着“市场”所有权。一旦出现利益击穿既有理论底线的划时代机遇，中共不仅能够鬼斧神工般地重组理论包装，在理论真空期也从来不在乎赤裸裸地拼搏。

香港同胞七一大游行的那年年底，我被中共恩准出狱。恰好赶上中共商务部安大人裸战港九的壮烈场面。一同观战的还有中共国保队的几位官差。那段时间他们总是奉命不请自来。爱港不爱党，休想！屏幕上安大人的满脸煞气，比我身边坐着的几位干湿活的有过之无不及。面部神经严重失调的中共外交部长却偏好以一付艰难的讥诮表情对待香港同胞的诉求。“以前为什么不向英国人要求普选！？”这个涉外问题表明，这位中共外交部长对自身职业是个货真价实的外行。殖民时期没有向英方要求普选不是香港同胞的错，是香港的殖民地法律地位决定的，也就是由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间的租借协约决定的。中共政权以“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名义，对老佛爷画押的那份协约给予了分秒不差的尊重。如果香港同胞当年采用了眼下这位中共外交部长的鬼主意，在回归之前越权要求废止上述租借协约，就等同于寻求独立。

慈禧割让出去的破败渔村，中共回收时已经是繁荣超过京城数十倍的通都大邑。老佛爷这单长线投资获益不菲。然而回收香港的中共似乎比百年前割让香港的满清还要愁苦。如果两位在他界比邻而居，慈禧恐怕会向邓小平提出抗议。其实地狱和天堂的距离可以很近，近到只有一衣带水之遥。在中共暴政肆无忌惮的年代里，珠江口海面上由内地下来的浮尸络绎不绝，深圳河北岸中共军队射杀偷渡难民的枪声也彻夜不息。面对沦为鬼域的祖国，香港同胞实实在在地觉得，这万恶的殖民地水还不是太深，火还不是太热。自大清年间就存续不绝的主权回归的渴望被彻底粉碎了。与此同时，香港同胞更完全丧失了赶走英国港督、要求民主普选的意识能力。

作为选举权的真实体现，普选符合人权的要求。但是如果失去了生存基础，生存权以上的人权诉求也就失去了价值。所幸的是，中共近几年已经开始接受这种观点。依据上述共识，当年处于生存威胁中的香港同胞以及其他同样处境下的人们，首先应该做的当然不是诉求普选，而是应该揭竿而起，武装保卫生存权。毕竟值得以鲜血去保卫的首要的就是生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封建逻辑，早已被民主制度的选举规则所终结。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枪杆子里面出生存权应该还是人类社会的生存铁律。世界各地有史以来，合格的司法当局的枪杆子始终在努力为人们提供着生存安全。人们还可以向当年的楚国人那样，通过传统的拥枪权来弥补司法当局致命的鞭长莫及。当年处于历史特殊时段中的香港同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借助英帝国的军力威慑达到了保卫自身生存权的目的。同时代内地芸芸众生的生存境遇，在 “钢铁长城”的后面则异常悲惨。特别令人难以心平气和的是，中共当局竟然鬼迷心窍地坚持认为，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人权问题至今仍然是生存权。

中共自认，当年其治下的大陆社会处于“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耐人寻味的是，此“史”何指未明。是所谓的新中国史还是中共党史？是数千年的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其实，当时处于国门之外的香港同胞也同样经历着“史无前例 ”。在殖民史上，殖民地人民得到殖民统治者如此迫切和巨大的保护，前所未闻。沦为殖民地居民的渴望从未具有如此致命的诱惑。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年香港同胞选择依偎在宗主国的怀抱里是人性的必然。对于“亲民新政”的大员来讲，似乎不应该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香港的回归是历史的自然延续。但是，如同在经济方面香港不能向历史回归一样，在作为市场公平性基础的社会自由方面，香港同样不能倒退。回归谈判起讫间的二十年里，中共始终竭力阻挠港英当局扩展香港社会已有的民主权利的尝试。中共企图首先通过冻结香港社会自由的发展，进而达到有效压低整体收编成本的最终目的。为此，中共在邓小平时期轰轰烈烈地启动了“一国两制”政治保险的定向营销。同一时期，中共为自己人设计了“司法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等一系列福利待遇，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借此，内斗中遍体鳞伤的党国同志们在改革大潮之初，就得以迅即恢复了人上人的革命事业激情。然而令志在必得的中共出乎意料的是，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这一绝无仅有的国中国“开明政策”并不领情。香港同胞的参照系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自由的通行规则。法律至上的社会原则已经融合于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的个人幸福也有赖于上不封顶的社会自由。在香港同胞看来，中共御赐的一党之下、万人之上的 “一国两制”恩惠形同虚设。与其他任何人比较起来，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回归谈判伊始，香港同胞就开始了远避他乡的自我防卫，与中共派来掺沙子的南下队伍背道而驰。

虽然在六四镇压中再次目睹了中共的狰狞本质，多数香港同胞仍然坚持认为，逃避不是真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们勇敢地坚守家园，开始了保卫生而具有的自由权利的背水一战。既然不得不与价值观与众不同的新国家机器打交道，香港同胞自然需要构建新的自由防卫体系。回归以来，香港同胞要求普选的诉求声浪持续不息，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内地民众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香港同胞的自由活力也激荡着中国民众内心潜藏着的民主共识。香港今天激越的民情局面应该是邓小平生前始料不及的，自然也就超越了他一手炮制的“一国两制”过渡圈套的预设范围。不幸的是，这一陈旧圈套的迷醉作用似乎全部反作用在了邓的后任者身上。面对香港同胞义正辞严的一再诉求，后任者只是一味虚辞滥调、蹈袭覆辙，顽固地寄希望于“一国两制”传说中的自适应功能。

邓小平与香港永别９年后，“一国两制”已经真正成为了中共解决香港问题的“鬼画符”。说来也是，腐朽没落的西太后归土百年后，尚能遥控香港的回归。伟大的革命家邓小平的旷古伟略为何不能继而主导香港随后的百年命运呢？至今，香港同胞对邓小平誉谳不一。褒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巨人，贬之为毛氏弹坑中的矮子。矮子所能超出坑底的高度自然有限，这或许就是他能够在内斗的累累白骨中毁不危身的原因。对于开埠百年的香港来说，邓小平的邪恶至少在于他试图部分重建封建秩序。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实质上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三七开。不过，邓小平受到一些香港同胞的顶礼膜拜或许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古希腊流变派智者赫拉克利特告诉过我们，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邓小平毕竟总有办法摸到同一块石头。“一国两制”这一邓小平的政治鬼魂不知能否如愿以偿地在香港上空游荡下去，但是在经历过人治和鬼治后，后面大概就是没治了。所以，保卫自由香港，刻不容缓；与人斗，与鬼斗，再接再厉。

寻找李毅兵先生

２００６年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