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一次文友茶聚，流沙河先生给在座者每人一张签名贺年卡，以表友谊。卡内印一书画小品：画是成都著名画家苏国超先生画的他的独门绝活 —— 泥娃，以及狗年主角--一 一条可爱的宠物狗；书法是流沙河先生所题--“记住你的祖先名叫布克，曾入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率领狼群奔跑在阿拉斯加的雪原之上。回归野性，雄风大振，哪能厮守掛掛钱呢？”

      这题字简直绝了！对媚俗文化的批判力透纸背，令人回味再三。本来，苏国超先生是成都市著名的媚俗派画家，拿他的独门绝活“泥娃”来说，艺术的每一个元素都充满着一种彻底的媚俗精神。他唯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坦诚，他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媚俗，较之那些口说“不食人间烟火”却大把捞钱的假野鹤闲云派来得厚道一点。在我看来，他敢于将流沙河先生的批判一并印制出来分赠大家，其勇气仍很难得，其艺术困惑也很显然。

      中国人自祖先发明十二生肖以来，大约都喜欢“逢鸡说鸡”“逢狗说狗”，而且必然将当年之动物性比喻人性。也就是借某动物谈人、人群甚至人类。当然，因为“比喻总是跛足的”，所以人言言殊，其类比与喜恶也就千差万别了。如近来在网上读到东海一枭的诗作《大陆盛产三种动物》，对“狼”就深恶而痛绝。诗不长，抄如下：

    绝大多数人被当成猪

      圈养着。猪栏的门

      总是关得严严的

      时间一长就真成了猪

      生存就是一种幸运

      要活得好就得变

      由猪变狗

      学会摇尾吃屎舔屁股学会

      汪汪汪.狗栏的门

      也总是关得严严的

      狼最自由只有一小撮

      主要靠世袭

      少数由狗进步而成

      猪变狗容易

      狗变狼很难

      狗在狼面前是狗

      在猪面前也是狼

      狼把狗当成狗也当成猪

      狼自以为人模人样

      说到底与猪狗设啥两样

      只不过会牧猪使狗

      会吃很多猪肉

      也喝一些狗血……

     无疑，枭君将狼比喻为那个“威权利益集团”中人，就像曹长青在《同刘賓雁分道扬镳》一文中说刘自始至终都不承认阿共天生就具有“狼性”一样，比喻凸显的是某些人的“吃人性”。而流沙河先生欲张扬的则是人所应当宝贵的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野性”。尤其是当今中国，媚俗文化登峰造极，无孔不入，已将全民蜗化、猪化、宠物化、泥娃化。一百年前，启蒙者高唱“救民于倒悬”；一百年后，觉悟者的确该牢记“拒绝腻甜”。因为在“倒悬”并未改变，反而更加严酷（变本加利、花样翻新、主人意识、美好前程、迷魂汤、AX片等等）的当今社会，所有“腻甜”皆非正常人之感觉；那只是蜗的感觉，猪的感觉，宠物狗的感觉，无心无肺的泥娃娃的感觉。

      马建将这种不自觉被强迫改变的国民性比喻为“面团”，而把那个“威权利益集团”类比为“拉面者”。他的小说《拉面者》就记叙了“面团”在“拉面者”手中是如何被“随心所欲”的过程。当然这记叙是十分悲凉的，好在他还给未来中国国民性一个美好的象征，那就是“野鸽子”。—— 跟流沙河先生一样，強调人的不合作与独立的价值，标榜个人追求自由的野性(天性)。

      前不久在草堂读书会上听余杰讲演，其主题就是：在文化全面堕落的当今，我们的笔的出路何在？他认为中华民族在現代所受的苦难并不比俄罗斯所受更少，但这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却没法相比。对此，当代中国大陆的所有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诗人都应感到羞愧。我们不仅应当记叙苦难（像王力雄、郑义、廖亦武……他们那样），更该对极权专制的吃人性给予揭露与批判。至少，也不该为虎作伥，去点缀“昇平”，去粉饰“和谐”，去装扮“幸福”。对此，王怡总结为“大声写作”。

      我理解的“大声写作”，大约跟鲁迅的“呐喊”相去不远。然而，可悲的是鲁迅的呐喊不仅为毛所掠占利用，现而今已渺不可闻了；余杰王怡们的“大声写作”，纵然你喊破嗓子，喊得鲜血长淌，难道还能唤醒这个又聋又瞎，但在严重缺氧的铁屋中还能活得悠哉游哉，自我感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民族？在我看来，余杰王怡们年轻气盛，热血未冷，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赶上俄罗斯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还抱有幻想，能够理解，也值得敬重。不过，在从毛时代好不容易活过来的我辈眼里，他们毕竟入世不深，对中国人的人性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认识还不够深刻。所以他们还有理想，也居然还对当今这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文学艺术存在幻想。

      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们（野草群体）从来都跟“这个”无关，我们是艰难生存在“这个”地底下的另类的“那个”。白天，我们是猪，是面团，是俗众中的一员；但在夜晚，我们是人，是自己，是放飞的野鸽子。我们的这种人鬼两重性既注定了我们离群厌世的孤独与悲凉的基调，当然也局限了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永远难以飞越这高高的藩篱。几年前，我在一篇《恐怕难免》的文章中就说过：

           也幸好我生得来不聪明也不笨，与文坛无缘，却与文字混得烂熟；看够了无行文人舔痔吮痈的嘴脸，却也能理解商业社会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媚俗的苦衷。所以，我若再聪明点点，生存危机再严重点点，潜意识骚动再利比多点点，我也会民族主义、新新儒学（干时），我也会霸语话权、知识考古（欺世），我也会废都隐私、金庸琼瑶、上海宝贝，行者无疆（媚俗）。--凭良心说，恐怕难免。

      人性使然，怪不得民族的劣根性，换了其它民族都一样。谁叫我们在毛时代过禁欲的日子那么长呢？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以及传统的“厚黑学”和“潜规则”谁又叫被威权利益集团巧妙地利用了呢？二十年前我就说过，独裁专制让我们的文艺全面“避戮”，全民就已被狗化，也就是奴才化。现而今的“经右政左”，不过让奴才们有了点自行觅食、自生自灭的机会。虽然可以各有各的活法了，但从本质上，尔等依旧夹着尾巴。极权专制不变，文化生意再红火,仍然是避戮的延伸与变形。因为你早已将灵魂贱卖给魔鬼了。——“人”就是这样走失的。因为走失的人性使然，一切干时、欺世及媚俗的文艺其实质都在媚权。干时、欺世及媚俗是生存竞争的需要，而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安全；而最大的安全则是以当局之喜为我之喜，以威权之恶为我之恶。正如张艺谋陈凯歌的曼舞金戈，余华张贤亮的自鸣得意，贾平凹的假闲废病,刘心武的逃花红了,钱理群的急速左转等等，要是没得威权者的子弹监狱和鲜花金钱两手，我相信凭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也能为真正的中国文学艺术添光增辉的。再说，没有浊流，怎显清流的可贵？没有人性普遍化的堕落，又哪来思想者荷花般的幽香，上帝的眷顾，以及被拯救后的逍遥呢？

      所以，当我面对甚嚣尘上的避戮——媚俗文化时，除了反省自己也“恐怕难免”外，也常常对自己、对朋友大喊一声：“给他狗日的雄起！”现在，我想向余杰王怡们大声喊上一句：“君啊，渡过你愤怒的河！”因为我深信——只要有你们的声音存在，无论现在显得多么渺小微弱，也无论遭到怎样的追捕围剿，真又美的披肩发终将飘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鉴于“狼”这个形象近来又被威权利用，掀起了新一轮爱国主义的“狼图腾热”。好像中华民族过于“羊性”，总被侵略，总被欺凌。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是该引进发扬一点狼的侵略性的时候了。当然这种理论对反美反日的愤青们或新军国主义者说来，是太对味口了。所以在强调人的“野性回归”时，既然掠美主义者已把狼掠而占之，我还敢爱狼么？何况我从来是偏爱“野草”或“野鸽子”的。理由是:野草或野鸽子不仅具有独立与自由精神,而且它并不否定忌恨或防碍百花的开放和所有翅膀的飞翔。倒不是它特别懂得宽容，而是它特别卑微，特别渺小，命中注定它不配去否定忌恨或防碍谁。它的所有诉求不外乎“平等”二字，因为它也有生存的权力、飞翔的权力。歧视我、铲除我是没得天理的,我也是永远不服的。但它天生像个负数，天生让所有正数们提防着它，排斥着它；好象它的存在天然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因此，它不仅为我的人生带来新的视角，也给我的文字注入新的哲思。故为我所特别锺爱。当然，流沙河先生并没有错。狗年嘛，面对一条口含挂挂钱媚劲十足的宠物狗时，他只有拿狗被异化前的祖先——狼来说话了。

      有时语境比语言更为重要。语境不仅制约着语言、颠覆着语言，还往往颠覆着语言本身。让你深感语言的无力与无聊，甚至发现上帝让人类发明语言的荒诞。所以像面对“我们这个民族”一类话题时，我除了“无话可说”,就是成都人说的“连语言都没得了”。

      我们的语境是负数？还是我们自己是负数？我想不明白。

      所以我特别孤独。

      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