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对个人的系统化介入和干预，使得专业分工和电子资讯的高效“节能”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各种客观现实和物理局限，将人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让人们通过虚拟想象抹平各种有差异的处境和特质，未经审察不用实践即可上天入地穷尽人生各种“可能性”。在现代性之下，高度概括的问候，凝固而简略的语词，修辞得体的文法、以及格式化的表情渗合着金属属性的冷漠，将所有动人心魄的场境和人间情事都置换成必须依赖“防腐剂”才能保鲜的空心感受，因为人生变得进退失据从而无需“瞻前顾后”的意义求证；社会失去了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和重量感，所以让人们有理由“将真事隐去”、将记忆删除并省略掉所有的细节，仅仅为了轻松方便一次性消费或“过把隐就死”。由此，人性贪图安逸的品质一再被激活被教唆并完全依赖于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媒体资讯传输和复制，谁还会痴心于神祗的召唤作浪漫的神游呢？世界在简约化，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面对汹汹而来的技术清场和“权力市场化”对人的瓦解重置，个人的抗争显得势单力薄且无济于事，个人自主的表达因缺乏“结合力”而被集体意志所遗弃，一切都不可改变，似乎只有认同公共标准并积极接受极权者翻制的“现代化”改造，与时俱进绕着权商合谋策划的“主旋律”跳舞，异质的个人才能融入主流，才能获得公共认可的评价和命名。

如此，人们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户，画家无需独对造化采天地之灵，诗人不必感时忧世穷年忆黎元，甚至哲学、宗教等一切植根于人的命运处境、熔铸了人的心智并内涵着人生忧患和心灵憧憬的精神乡土，也被现代性之下的“效率迷狂”四处围猎然后论价开发！在市场与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蛊惑与裹挟之下，没有了人性自给自足、可以恬然退守的家园，当然也就不会有灵魂的栖居之所，连思想、语言、乃至情绪表达都被纳入同一性的体制范式进行“货币化”定量分析，哲学不再有直抵生命堂奥的意义阐发，宗教不再关注有限性焦虑从而失去了内在的救赎功能，人们也还在求神拜佛而且不无端肃虔敬的表情，但大多不是基于人生困厄的心灵慰藉，而是异质化的另类利害权衡和颇具波普意味的“信仰秀”。这时候，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势能强大的公权意志大面积浸蚀剥离，鲜活灵动的个人被整饬、被分解重构，然后一个个被按符号或概念编程设置，成为便于行政权力中枢分级操控、率性拿捏的“无机物”。总之，个人既不必作判断当然也就无所谓选择；既无需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作符合切身体验的意义诠释，也不必对个人化的未来作某种价值预期，因为一切都有组织替你着想、有单位帮你谋划，你只需将自己按社会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各路得胜者的趣味和意图裁剪组装，成为符合专权意图和市场化收购的标准材质，将个人自主的功能消解灭失从而完全托身于“代表公众”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权力与经济组织，你便可以作到生存无虞、有“活路”可走有富贵可享。

在现代性与极权“结盟”之下，传统赓续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机制纷纷解构碎裂，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人们便只能收缩目光只顾当下，再加上有如此功率强大的技术助阵，一切都是触手可及而且现成高效的，这正好投合了人性耽于现货收购和不劳而获的怠惰品质。至此，人们不再低眉信首作凝视状，不再临渊遐想听水鸣峡，人间没有了离愁别绪和上下求索，甚至关于青春叙事和男欢女爱的勉力咏唱，也因渗入了精明的交易算计而被拆解为声情分离的口技秀。总之，人们只习惯于灯红酒绿之下的身体休闲和名利场的争吵，只习惯于通过电子读数和视频消费获取现成的人生经验，因而导致感觉疲惫肢体慵懒，缺乏内省的心魂被无所不能的现代传媒牵引着与昆德拉式的“媚俗”共舞时，个人化的经验和生命本应有的神彩便失去了审美的意蕴和可以深究的价值，从而让空心化的犬儒主义将人们进行转基因式的精神移植。

这时候，人们只管用眼晴读图用耳朵听事，人云亦云、无需格物致理做分析作判断，感觉变得粗糙，心灵因不能承受的生活之“俗”而越显晦暗，从而将人性中的爱与激情尽数蒸发。至此，麻木的神经既无意于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管专心去活，端赖骨体肌理之愉悦和肠胃之所好，然后无所事事地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你不必有向外的痴心注目，也无需内在的性灵抒写，甚至也不必有明确的目标和始终如一的信念执守。总之，在个人无法掌控的现代环境里，你只需面对自己的当下策略性地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尺度，确认你的体温尚存理智清醒，习惯于与寡廉鲜耻的鄙俗风尚和平共处，并将这种认知作为你生活境遇的全部要务精心操练，就算是对个人的看顾，就算是对个人于现实困迫中唯一有意义的救赎，所以，卢梭一言成谶：“现代生活给人一个破碎的灵魂，每一个现代人都在经历着精神分裂，人们无路可逃”！

阿德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而现代性之下人类则不需要诗，不需要有对正义和良知有所关注，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爱”去驯服权力之剑，用信仰救赎化解现实的迷误、去抵御对生死寂灭的恐惧。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倚重，暴力和罪恶也经由媒质的过滤性选择并注入了喜剧式、玩意式的游戏性质，然后按浅薄的市井趣味和时尚的消费观念批零经营，使得人们由于见惯不怪，从而将残酷当表演把冷血当理性，日久之后遂将人性属灵的悲悯之心冷却硬化，从而衍生成视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无动于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于沉迷于客观理性的偏执和传媒的误导，人们总是无原则地宽恕社会原欲“利必多”恣意妄为，纵容名利场中寡廉鲜耻、明目张胆的劫掠，并将不对称赌局中被淘汰、被遗弃的弱势者逐出主流然后名之曰市场化博弈的“正向”结果，从而煽惑公众无原则、无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会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当作专属自己、可供利用的赋敛对象，由此激发的征服性想象不仅使人们无法谦卑克制，反而将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伦理颠覆败坏，促使人们更加迷信“幸福”系于发展就是 “硬道理”的简单判断；认定光荣来自“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草莽逻辑。

至此，无止境的征服和开发裹挟着人性本质“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荀子语）的“幸福”诉求，只要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即使灭天理也要存人欲而且无所顾忌。正是根源于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质总是最易被挑衅、被利用这一事实，现代性之下秉承国家意志的极权者们总是能顺应时势，将这一认知作为“新时代”权利整合的不二法门，随机应变将其不断放大为政治动员的攻心术，以投合公众不知厌足的“罪性”期待为其治乱之道，从而将人心变坏、将人性导向自戕自毁的渊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既不是基于人的荣誉和尊严的自足而将人的善性激活，然后引向互利共生的文明之域；也不是出于人心同然、推己及人直抵人性自私的“软肋”以引起集体的警惕和检讨，从而据此合成出具有反思性的建政理论将人的“恶欲”从法理制度上套牢，而是不择手段投其所好、相机行事将人的自然属性全面展开，然后导向族群社会从事你死我活的罪性倾轧，以此满足个人或政团私欲的权力换班和利益分割，从而使人们基于利害比较和生存的常识理性，跟风投入到权商合伙经营的社会工程，以此灭失个人的主体认知和权利自觉然后心甘情愿服从“大局需要”，最终异质为没有灵魂和实证意义的“人民”，从而使分散而不具粘合力的原子化庸庸大众，尽数沦为非法国家构制系统中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和材质，让极权之下的政治功利主义 “因势利导”将人们收入专制编织的权利网络，任由秉权者主导将人的生存诉求压缩在形而下区间率性把玩，最终培育出一种泛滥于社会公共空间，一切都仅仅是基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争讼的交往伦理和鄙俗的价值范式。

在现代性之下，人们由于常常被欲望所挟持，所以总是太焦虑太急切、太笈笈于名利的点滴盘算，因而不该也不会再有诗性的默念和玄想，不会有超越现实存在的精神远游。生命的外延在收缩，神采变得灰暗，身体被过度地关注并将灵魂紧紧套牢，即使间或有鲜活的热情，也被权力意志和商业牵引而被投向利益场域作予取予夺的交易游戏。由于总是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只贪恋权势迷信科学，只认定一切可以实证的物事，然后才能妥贴地把握和经营好当下的存在维度。所以，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的文化想象力是蹒跚的、小心翼翼的，那么现代性之下个人的叙事和表达则是吊诡而娇情的，市侩而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价值内涵，也没有原生田野语境中自娱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罗文化置身于乡俗伦理中的陶醉与忘情，也不能抵御现实的荒谬“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基尔凯郭尔语）。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语调，纤巧做派的肢体秀渗合着现代人无着无落、虚张声势的意志谵妄。

是的，现代性之下人们总是避重就轻、讲求策略，功利化的价值服从迫使人们总是沉湎于浮华艳俗的趣味，因为快捷、简单而又实际的生活不需要靠近永恒，不需要扼腕咏叹，不需要慎独怀远俯仰古今，所以，对于“乱轰轰你方门唱罢我登台”的周遭情事，人们只要记住名姓脸象和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说词并略作修饰，即可作出不负责任的意义阐释，所有人在处境中的况味都不必经过大脑，也无需历史的回望和心灵的过滤就直接反映在表情肌上，于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一切立足于有关人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追究，都因不切实用、不具效率而被冷落并从人心中放逐。这时候人们谈芳芳论绵绵，臆想木子美芙蓉姐姐，眼球跟定超级女声，更多不是基于命运顿挫的现实慰藉，也无涉审美感知和心灵倾诉，而是下半身叙事激发出的庸人自扰和肉感抒情。故此，人们尽管也还有阅读的欲望，但其所关注的既不是写作者的心智所透析出的生命律动，也不在乎个人自在状态中的独特经验，而是当中蕴涵的生存智能和处变机巧，是财富、机会和成功的激素催化出的现实光鲜和荣辱得失。

既已如此，原本出于敦促社会趋向良性运作，以构建与“每个人都活得好”相关的文明制度的建设性努力，也因受众“逃逸”而几成绝响，即使偶或为之的道德与正义诉求，也仅仅满足于社会心理救济以超度无助之魂而已，对于“正在阔气”的弄权政团而言，除了作为安抚不具抗辩力的败北者因祈求“明天会更好”，从而不致于绝望然后“放胆犯横”造反之外，社会本身已无所谓“德治仁政”，也不在乎民主裁决和人权表达，由于有“活着”当属不易的身体需要护理和顾惜，有当下侥幸得来的“幸福”需要消化，因而只要没有刀枪打劫和监狱管制，所谓尊严、自信以及主体的觉醒和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延伸与定位，则都因其不具利益效应和可指认的价值实体，从而被人们罔顾和弃置。至此，人们只相信力量和权势，只服从效率原教旨主义和各路权利博击中的优胜者。因为个人品质对于社会普遍伦理建构已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所以道德可以缺席、人格可以分裂，人们既无需修身正性颐养德行，也就不会拘泥于人的品质评价然后去争论是非曲直，更不在乎公共舆论无关痛痒的褒贬臧否。正是由于现代性之下人们对公共选择和评价的过度依赖，对传媒资讯供给的过度迷信，公权才可以肆无忌惮对个人自为领域进行全面侵犯，“弱肉强食”才再度成为人们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所依赖的“市场化”选择路径。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日完稿于麻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