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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获悉任敏女士去世，我的心不禁一沉：这个民族再难哺育出这样一颗美好的心灵。她离开了这个太多灾难的人生。在这片苦难土地上，人生八十而得以寿终，殊非易事。特别是，对于像她这样善良、真挚、有个性的出色女性，尤为不易。我的回忆里，充满她那爽朗的笑声，舒展的笑容，善良的问候和亲人般的关切。二十五年来，在我的心灵里，已经把她和贾植芳先生视为亲人。在上海那些年月，我几乎每周都去他们家。迎接我的，永远是贾先生的爽朗真诚、任敏女士的愉快笑容。他们的客厅，永远是春天。
一九八八年初夏，我如一片孤云，经九华山、太平湖、黄山、新安江、千岛湖，顺富春江而下，到酷暑的上海。二老紧紧握着我的手，当天陪我散步，一直走到江湾五角场。一九九零年十一月，我到南方开会、云游，再次来上海看望二老，下榻贾府，我们几乎日日深谈至子夜时分。他们的历程，深深打动了我。
在胡风的朋友里，个个都是铮铮铁汉，坚守信义、维护人格，不肯向专制者低头，只有一个人（舒芜）出卖朋友。胡风这些朋友的妻子们，同样优秀，她们性格坚贞，不屈不挠，宁愿选择长期监禁、政治流放和荒原劳改，也不肯低头屈从或抛弃丈夫。这些优秀的妻子们里，我认识两位，一位是胡风的妻子梅志女士，一位就是贾植芳先生的妻子任敏女士。她们是那个黑色时代最优秀的两位女性。她们的铁窗岁月和流放生涯都长达二十五、六年之久。她们无辜，只因为她们是胡风“集团”“要犯”的妻子，而且不肯揭发她们的丈夫，不肯与丈夫离婚。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曾写过一部长诗《俄罗斯妇女》，歌颂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歌颂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的妻子，颂扬她们在与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经历的种种人生苦难而坚贞不屈的性格。丈夫或被处死，或被流放西伯利亚，妻子们愿意与丈夫同行，离开莫斯科的贵族生活，奔向荒无人烟的茫茫雪原。我不能忘记俄国画家那幅著名绘画《归来》：丈夫突然褴褛归来，孩子们惊恐不识；我不能忘记妻子俯身亲吻丈夫脚下的冰冷镣铐……
在俄罗斯文学中，女性总比男性坚强，女性性格总比男性出色，这一点在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得到表现。然而，在反思我们中国民族的女性性格时，我常常想到任敏、梅志、林希翎、张志新等人。她们堪称中国民族的伟大女性。而任敏、梅志则是一九五五年“胡风集团”冤案中最出色女性之代表。她们那么久的苦难经历，足以撰写一部可歌可泣的诗篇。
二
任敏女士本是山西汾阳的一位大家闺秀，家境富有却家教严格，孩子中她最小，如掌上明珠，却不娇惯。她从小读书用功，以优秀成绩考到西安西北大学农学院。父亲给她一笔巨款——一万元大洋，准备送她出国读书。一九四三年，她结识年轻作家贾植芳。她喜欢这个为人爽气、不计较小节、视物质为粪土、以道义为归依的青年。次年，他们在黄河边结合。她嫁给了贾植芳，似乎嫁给了苦难。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故事。
此后，贾植芳三次被捕入狱，任敏也三次被牵连入狱。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因为从事文化活动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任敏只有二十七岁。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共产党政府捕入狱，任敏三十五岁。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复查报告，在当时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一九五六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七十八人（内含中共党员三十二人），其中二十三人被划为骨干分子（见《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第三次是一九五九年冬天在青海流放地再次被捕入狱，任敏三十九岁。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二、三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附录发表。这显然是中共中央的表态和摊牌。酝酿已久的一场政治和文化大迫害的狂风暴雨猝然临头，一场野蛮的思想迫害，由这一声公开的号角拉开了大幕。这一天《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以严厉的口吻写道：“……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这篇按语把胡风及其朋友第一次明确定性为最凶恶的敌人，彻底加以否定，严厉加以打击，并且施展招降策略，向胡风的朋友们敞开一条做“真正的人”的“唯一出路”。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风的朋友中并没有出现第二个舒芜。显然，他们耻于做那种所谓“真正的人”。这篇文字野蛮、粗暴，完全是一副棍子腔，它毫无根据，纯属政治诬蔑和诽谤。它使用的是粗暴的专政手段，调动的是国家机器，不允许对手发言、抗辩。这篇文字，出自毛泽东之手。
两天后，即五月十五日，贾植芳被诱骗到上海市高教局，他不肯揭发而当即被捕入狱。五月十七日，任敏在家里被捕，被关进上海南市监狱。在这里，每个囚徒的姓名都消失了，狱方给每个人一个四位阿拉伯数字做名字。提审时，狱方高喊她的番号，半天无人应。她不习惯那四位数字就是自己的名字。她被多次提审，逼迫她交代丈夫和朋友们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和阴谋”。她很坦然地告诉审讯者，“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行和阴谋。”她很清楚，自己十分熟悉的胡风和胡风的夫人，都是善良正直的作家和为人真诚的朋友，他们之间有多年的友谊和信任。她坚守一个根本的做人原则：决不背弃丈夫，决不出卖朋友，决不伪造事实。
她回忆起一九四七年秋天她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入狱的往事。那时，狱中关的都是政治犯或是杂志的发行人、教员、青年学生。她和女囚徒一起可以在狱中谈笑，唱歌，不理睬狱卒的干涉和禁止，照旧高歌。仅隔八年，现在的监狱，完全不同了，这是共产党的监狱，所谓“新社会”的监狱。她无辜地被监禁了一年零四个月。她到上海卫生出版社工作。工资刚发下来，她立刻去买了一条毛毯，还有饼干、鸡蛋等食品，送给狱中的丈夫。贾植芳见到东西，才知道妻子出狱了。不久，妻子的音讯断绝了。
自胡风事件开始，任敏开始九死一生的苦难历程。一九五八年冬，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掀起一场新运动，号召上海各行各业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号召人们去贫困落后的大西北高原工作。像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一样，旗号总是很漂亮。但这实际上是不让那些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居住在上海，因此想出一个花招，把他（她）们清除出去，变相流放到大西北，让上海成为“五无城市”。任敏对这一点很清楚。不久前，她听说，“胡风分子”王戎在一个月前被专政机关叫去就再没回家，直接被送上开往西北的火车，劳改去了。她知道，自己也属于这类“分子”，属于流放之列。上海有句话：“侬识相点”。任敏报了名。她知道，这样离开上海，比被押走要体面些。
去青海前，她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五十元，交给贾芝先生（贾植芳先生的哥哥），托他转给狱中的丈夫。十二月下旬，天气阴冷，这批奔赴青海的专列，离开上海。任敏带着但丁的《神曲》，奔向冰天雪地、前途茫茫的西北荒原。她读过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十二月党人的坚强妻子们都出生贵族，生活优裕，但为了丈夫的正义事业，为了去寻找自己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丈夫而放弃彼得堡的舞会欢宴。但此时，自己的丈夫却在上海监狱，自己却不得不去茫茫大西北，从此夫妻天各一方。她没掉一滴泪，她不愿别人看到自己有丝毫软弱的表示。她对笔者说：“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真不敢想，我能否回上海，何年何月？我担心的是，他目前仍然关在上海监牢里，他会不会流放大西北，是否会流放到其他地方，他的命运如何？……我只能低着头，默默地祝福他身体健康，不要再遭受意外的折磨和更大的痛苦，健康地活下来就是胜利！”这一年，她三十八岁。
“胡风集团影响分子”这顶政治帽子依然戴在她头上，装在档案里，有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她。
一九五九年春，她被分配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牧区的一个小学校当教师。这所小学只有她一个人是外地来的，其他六人都是本省人。一天下午，校长吩咐几位教师分批去附近小村子里办扫盲学习班。一个姓张的年轻男教师和她分在一个小组，去一个藏族集中居住的小村子。从学校到这个小村子，必须翻过一座小山，弯进山沟。这里只有六、七户人家。三小时后，天阴沉欲雪，人生地不熟，任敏去找那位张老师，想和他一道回去。没想到，那人早就一个人走了。她急得汗直流，只好手拿电筒，一个人在崎岖山路上摸黑往前走。
远处不断传来野狗似的嚎叫声，非常凄厉，由远到近，越来越响，就像在身边黑乎乎的山石上和草丛中朝她狂嗥。天完全黑下来。她感到头皮发紧，不敢往后看，也不敢停下脚步，跌跌撞撞走在荒无人迹的山中。她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回到学校。这时才发现，由于极度恐惧而出了一身汗，里面的衬衣全湿透了，两条腿不住在抖。第二天，她把这事告诉一位姓李的女教师。李老师说，你多亏有那支手电，那不是狗叫，那是狼嚎，狼怕光，才不敢靠近你。听到这里，任敏怕极了。她从小生长在城里，从没在山村里住过，更没在夜里独自走过山路，哪知区分什么狗叫狼嚎。要是没有这支手电救她一命，若在那荒山野径被狼吃掉，恐怕连尸首也找不到。她没去问张老师为什么不叫上自己一起回学校而独自早早跑掉。她知道，那人很革命，有阶级立场，他有意捉弄自己。她不可能从这种人那里得到什么关心或帮助。
没过几天，她发现从上海带来的茶叶、咖呖油等吃的东西都不见了，就连前天刚刚买来的鸡蛋也不见踪影。放假前，她刚领到工资，放在办公桌上，一位女教师把她叫出去说有点事，她出去不过是说一句话的工夫，转身回来，桌上的钱竟不翼而飞。屋里只有那位张老师一个人。任敏笑着问他：“您看见桌上的钱了吗？”“没看见”，他的脸顿时沉下来，“你叫谁替你管钱！”说完，转身离去。
一九五九年冬天，到青海一年，小心谨慎为人、勤勤恳恳教书的任敏，莫名其妙又被捕了，被关在当地公安局看守所。这是青海公安局奉上海公安局之命而采取的行动。这一行动，恰恰暴露去年上海市政府号召人们支援大西北“社会主义建设”的欺骗性，也证明任敏当时的判定是正确的。
她在狱中被关押期间，竟没有审问过一次。监狱里多了一个不必付薪水、整天白干活的“女佣人”。她每天和关在一起的几位少数民族的女犯人拆洗衣服和被褥。大西北的冬天地冻三尺，风如刀割。她的双手冻得通红，十指泡在冰冷的水里，很快就冻僵了，赶紧把双手捂在嘴上呵几口热气，暖暖失去知觉的手，再咬牙接着洗。
这正是人祸而非天灾造成的大饥馑第一年。人间的各种残酷性表现得愈发淋漓尽致。全国的大饥馑也传到这大西北的青海监狱的高墙里。
三
她在狱中，有很多难忘的阅历和经历。一位回族姑娘和她关在同一个牢房。她有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面容白净，五官玲珑细致，两条又黑又长的鞭子编得很美。她是本地卫生院的护士，只有十九岁。据说她跟卫生院院长有“不正当”关系，院长受了处分上吊自杀了。她被关进狱中。
同牢房关押的，还有一位年近半百的撒拉族马米格。这老太太进来时，背着一只牛头，被城西公社民兵押解来。她的罪过是，把快饿死的大黄牛杀死，大伙分着吃了。她自然以为人命要比一头牛更宝贵。
在牢房的墙根下，躺着一位名叫多吉吉的藏族老阿姨。看样子，她足有七十岁，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羊皮袍，身体非常瘦弱，汉话也说不了几句。她因为实在没有充饥的东西可吃，饿得受不了，杀掉十二只羊，吃了肉，总算没饿死，却被民兵押送到监牢里。她又冻又饿地躺在牢房地上，蜷成一团，不住地抖动，不久就死在狱中。
不久，又有一位藏族老太太被关进牢房。任敏问她为什么被关进来。她说自己也不清楚，逮她的人说她逃到印度，是叛国。她说，她离开青海很长很长时间，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刚回到青海还没登家门，就被逮捕，关到这里来。她名叫才旦卓玛。
“那你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谁生活在一起呢？”
“和喇嘛爷在一块儿，”话刚说完，她来了激情，忽然站起身，快活地跳起奔放的藏族舞，像一只自由的喜鹊回旋着，不停地扑打着轻盈的翅膀。她一边跳舞，一边唱歌，那歌声像是高原上的第一缕拂动青草的春风……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妈妈，蓦然间像一位十七、八岁活泼的少女。她不仅会跳舞、唱歌，还会讲很多藏族民间故事，还会念藏经。她似乎是藏族文化的活生生的化身，在远方多年的、自由不羁的生活养成了她那种奔放的性格和乐观的态度。年轻时，她肯定是一位极有才能、十分迷人的姑娘。她到这牢房里，为这里苦熬生命蜡烛的几位女囚带来了生命的活力。
没过多久，她终于躺倒了，闭着眼睛，呻吟着。舞，不能跳了；歌，不能唱了。饥饿在啃噬着她的生命。有一天，她无力地挣开眼睛看着，轻轻对任敏叫一声：“阿毛（孩子），我想喝一杯牛奶……好几个月没见到牛奶了……能喝一杯牛奶……升天也定心了……”
第二天，任敏趁着出去打洗衣水的机会，从水桶旁边的一大桶牛奶里偷偷舀了一杯，悄悄带给才旦卓玛老阿姨，让她赶快喝。
偷这杯牛奶，是任敏有生以来第一次作贼。她因此而戴上背铐，浑身像散了架，但她并不后悔。才旦卓玛阿姨临死前喝了这杯代价很高的牛奶，几天后就离开了人世。这位一生流浪、历尽苦难的藏族老人终于摆脱了人世的苦海而升天了。
女牢里的女犯一个接一个饿死，大家像是排着队走向宁静的天堂。
任敏的背铐戴了十天后被解除，因为狱方缺少抬女尸的人手。这是她的一项新工作：把饿死、病死、冻死的女犯一具具尸体从监牢里抬出去。
她本来就体弱无力，和同伴一样又冷又饿，每次抬完尸体回来，总是头晕目眩，累得一下子瘫倒在地。那一具具饿殍的惨相，一个个活生生的女同胞的面容，在她脑海里轮流浮现，永远也抹不掉。人的生命，竟不如一头牛，一只羊，死得这样凄惨，无人理睬，像死掉一只蚂蚁。
一天夜里，任敏突然被对面牢房里关着的小女孩的惨叫声惊醒。小女孩先是大声喊叫：“妈呀！我肚子饿哩！妈呀！我肚子饿哩！……”孩子从半夜一直叫到天亮，声音由大到小，渐渐微弱。
早晨，看守所长叫管教干部给小女孩三个青稞馍馍，叫那母女两个在小院里晒晒太阳。这时，任敏趁干活的间隙，走过去问那位女囚为什么给关进来。那妇女一声不吭。她面黄肌瘦，浮肿，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年纪最多三十岁，身边那个女孩只有七、八岁。小女孩已经把三个馍吃光，手指仍放在小嘴里，不肯拿出来。这女孩面黄肌瘦，两只大眼睛不时地看看她妈妈，又看看任敏。
后来还是孩子对任敏说了实话，她们饿得无法，妈妈把一岁多的小弟弟杀死，煮熟，和她一起吃了。这事被邻居知道后告发，母女被捕。这母女两个又冻又饿，走了半夜，才走到监狱。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馍馍吃，她再也不想回家去了，因为家里的东西全吃光了。女孩躺在妈妈怀里，央求说：“妈呀，这里有馍馍吃，我们不要回去了，就住在这里吧。”她的妈妈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
后来，任敏的一位在文化界工作的老朋友向她讲述自己在皖北劳改时的生活经历。在劳改工地上，劳改犯每天吃午饭时，都有一群农民跑来围一圈，看着他们吃饭，还问劳改队长：“你们还收人不？我们想跟你们一起劳动，有饭吃了，收下我们吧。”其实，这些“劳改犯”吃的不过是些山芋片和杂粮，也吃不饱肚子，可是农民竟还羡慕得什么似的。听说农民们在村子里没东西吃，想出外讨饭，还得成份好，有后台、有关系（村、队干部），才给开证明，才允许外出做乞丐。
后来，据共产党中某些人解释，说那是“天灾”造成的。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为民请命，结果遭到毛泽东及其身边那些捍卫者们的围攻而身败名裂，反倒更左，又一次搞起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国在这伙罪恶势力引导下在“左”方触礁后，继续向“左”，朝更大的灾难、更可怕的冰山驶去。
四
一九六一年清明节前夕，看守所长叫任敏和另一个女囚还有三个男囚，为公安干部做花圈，献给烈士陵园里的那些烈士。三个男犯，一个曾是干部，任敏刚来化隆时，他是县干部，曾负责任敏这些支边人员；一个是当地卫生院医生，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个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某地质勘探队工作。那位“县干部”先领出两斤多白面粉，在他的搪瓷水杯里煮成很稠的面糊糊，他却先偷吃了多一半。他很不好意思，请大家原谅自己，实在饿得难忍。正是因为这个饥饿的肚子，他才挪用了公款买东西吃，被关进监牢，从部长变成囚犯。
那位医生从兰州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化隆县卫生院工作，他安慰这位“干部”说：“不要紧，我医务室里还有胶布可以贴花圈。”这位偷吃浆糊的“干部”几乎感激涕零：“哎呀，你老弟真是一位治病（饥饿）救人的好医生！”
夏天，监狱里蚊蝇成群，昼夜侵扰；冬天，监狱里寒风回旋，赛过冰窖。任敏和女囚友们把干草铺在身下，瑟瑟发抖地蜷缩着身子，挨挤在一起，借着彼此的体温取暖。她惦念着六、七千里之外的丈夫，不知他是死是活。她担忧他会走上自杀之路。在这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从未皱过眉。她坚信自己无罪。她不埋怨丈夫，不埋怨胡风。她知道，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身上。她丝毫不为自己当初的婚姻选择而后悔。
任敏在青海狱中熬了四年，度过了大饥馑。直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出狱。她被判十年徒刑，罪名依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那种共同的所谓“反革命罪”。后来，她被遣送到青海的一个劳改农场，不久又到一个工厂里做工。自一九五五年他们夫妇双双入狱到现在，已经整整八个年头，他们之间音讯两无，不知对方死活。出狱后，她仍吃不饱，还要受人白眼，孤苦伶仃一个人在这荒原饱受人间欺凌。她不敢和任何人谈自己心中的话，不敢放声喊一喊自己内心的愤懑。虽然出狱，但那顶政治帽子仍像一座大山压在她心头。她处处要谨小慎微，不苟言笑，偶有不慎，就会重新镣铐加身，重进铁窗。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处境，她决定离开这里，抛弃拿工资的待遇，回到丈夫老家作农民去。这样，万一丈夫出狱有望，联系起来还容易些。再说，农民还算朴实些，少些欺诈，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简单些。
一九六三年秋天，她的申请得到批准。她离开青海，离开这监禁她整整四个年头的荒原。她带走五年来在这里的痛苦记忆，带走一具具尸体给她留下的心灵震撼。她来到山西襄汾农村落户，从此开始长达十八年的农民生涯。她踏进这个山村时，还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妇女，她离开这里回到上海时，已是一位六十岁的老太太了。
一九六三年冬天，在上海监狱中蹲了八年的贾植芳领到一个包裹。这是用家乡那种土布包扎成的一个小包袱。他匆匆解开，里面是一双圆口黑布鞋，老家的庄户人常穿的那种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颗核桃。这是家乡人的习俗，给远方的亲人遥寄红枣、核桃，表达自己的思念和祝福。
这是无字家书。它巧妙地把妻子回到家乡的消息传达给丈夫，也把妻子的一片真诚祝愿和心思传达给丈夫。四年后，他们见面时，他才知道，这是妻子刚刚从青海回到老家落户当农民后，用打毛线与同村妇女换工，挣下这双鞋，然后起个大早去赶集，寄出这封“家书”。她不敢写信，也不敢在鞋里留字，她怕被监狱看守没收，反倒惹麻烦，招来新罪名。
她住的是一间四面透风的低矮土坯房，窗子离地只有一尺多高。她知道自己是回乡“改造”，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头上还有帽子。她像一个农妇那样，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从春耕到秋收，样样农活她都得干。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匆匆吃了饭，扛着锄头跑三里路，才到地头，还没干活就已经累得呼哧带喘了。下了工，常常还要拾些柴火，背些庄稼什么的。
在这个山村里，甚至在这个县城里，像任敏这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实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大队干部不让她到村小学去做教师，他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阶级路线，不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去占据教育阵地。他们也不能让她去担任大队会计或保管员一类工作，不能把印把子、钱柜子或公共财产交给她去掌管。他们宁肯让那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站在课堂上误人子弟，也不能犯政治错误、路线错误。因此，村里一切需要文化的工作，比较轻松、自由一些的工作，都与任敏无缘。她只能下地出死力去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和土坷拉打交道。
她倒宁愿默默无言地务农。她知道，倘若做了教师之类工作，等待着她的只能是祸而不是福，她会遭到有口难辩的诬陷，“毒害少年心灵”“到处散毒”“钻到内部”之类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便会很现成地落到她头上。（一年后毛泽东发动的所谓“四清运动”不知又有多少人遭到思想整肃、政治诬陷、经济追查和组织清理）因此，和土地打交道反倒简单得多。
慢慢地，村民们觉出这位眉清目秀的知识妇女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善良、和气、懂事、知礼的人。男男女女都纳闷：怎么这样一个好人也会成反革命，到俺村和俺们一块遭这份罪呢？
她和这里的姑娘、媳妇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她们一起干活，互相帮助。任敏的毛衣织得又快又漂亮，村里的女人们羡慕极了。她一个月能打五件毛衣。她耐心地一针一线教她们，拆了打，打了拆，不嫌麻烦。这些农村姑娘和媳妇们没有共产党那种“阶级观念”和“路线觉悟”。她们的直觉比那些被吹捧成所谓伟大领袖的人炮制的那些骗人的理论不知正确和高明多少。
任敏非常喜欢她们。十八年后她们离别时，这些女人们很感谢任敏，任敏也很感动地说：“我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帮助，像挑水、背煤这些劳累的活儿，多亏了你们帮忙，我才熬过了这里的生活。”
五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一场席卷整个中国的空前的政治大疯狂——“文化大革命”——来临前夕，贾植芳被判刑了。上海中级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他十二年徒刑。这是他被关押了十一年之久才宣判的。宣判之后，他被押回复旦大学，到学校印刷厂，由“革命群众”监督劳改。他开始遭到新一轮人格侮辱——“文革”十年中的不断批斗、凌辱、殴打和歧视。他住到集体宿舍。十一年前的家，早已雀巢鸠占。家被抄得干干净净。现在，他成为狱外囚徒。
出狱后，他不禁愕然。外面这一切不仅没比十一年前入狱时有进步，反而更坏了。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离散十一年之久的妻子。他立即给老家写了一封信。任敏在回信中叮嘱：“你常说：”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唯一的财富。‘我深有体会。所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保重身体为要，切记。……我们团聚的日子，不久就会实现，你等着吧。“在这封信中，她不得不说些套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学习“”在劳动中锻炼“或”改造“。在那个年月里，各类”黑分子“及其亲友们，都在刀口上过日子，朝不保夕，能活下来是多麽不易！
几个月后，中共得权以来积聚的一场最大的政治灾难爆发了。复旦大学几乎每天都有教授被批斗而自杀身亡，以此保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向这伙丑恶势力表达抗议之声。这年夏天，这股“文革”狂流也卷到任敏所在的那个大队。她两次被农村民兵和红卫兵抄了家。从一九五五年起，这已是第四次抄家了，她已没有什么值得一抄的了。她家里已没有一本书、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只有几件衣服，一个饭盒，此外就是土炕、大铁锅、锄头和镰刀。她在农闲时整理出来的一大本故事集和剪出来的一大册纸花都被民兵和红卫兵抄走，再无下落。民间艺术被当成“封资修”而遭到扫荡。
一九六七年，中秋节刚过，任敏终于从数千里外的山西农村来到上海，看望十二年来生死两茫茫的丈夫。她带着家乡的各种土产，苹果、柿子、大红枣、石榴，还有乡亲们送给贾植芳的一大包家乡月饼。这一路火车，竟走了四天四夜，车厢里大都是串联的红卫兵，个个像好斗的公鸡。
他们相聚在复旦。十二年失散和痛苦，使他们无语凝噎。他们感到唯一的欣慰是——都活着。他们住到一间工地施工用的竹席棚里。他每天出去劳动，任敏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把旧棉被也拆洗了。
有一天，贾植芳被大会批斗后放回来，一进门就倒在地上。他的头被批斗者打破，淌着血。任敏一时惊吓得呆住。她赶紧扶起他，安慰他：“……想开些，千万别寻短见……我们已经熬了十多年了，总算从牢里出来了，最难熬的日子都过去了，我们要挺住，将来总有个水落石出……”
负责看管他们的工宣队每天都给他们脸色看，训斥这对患难夫妇：“怎么还不快走？现在到处‘抓革命，促生产’，你待在这里干什么？贾植芳是反革命分子，现在是在监督改造。你待在这里，不利于对他的改造，你晓得吗？”
他们团聚仅仅一个月。迫于这种政治压力，任敏不能再住了。他们拿不出买一张回山西的火车票钱。任敏只好把给丈夫带来的过去穿的旧呢制服和呢子大衣卖给旧货店，勉勉强强凑够回乡的路费。
任敏在一九九零年五月致笔者的回忆材料中，谈起这段农村生活，感触良多：“侯村这块肥沃的土地，在很多地头边上种着有二、三十年树龄的老柿子树，还有新种的胡桃树、苹果树。在梯田边沿上的野生酸枣上又嫁接上大红枣树，这些树木长得枝叶很繁茂。……这村庄，背靠吕梁山，这是座埋藏着无数矿藏的山脉，有煤、铁、铜等；前面是汾河流域的一片大平原，主要的农产品是小麦和棉花，这里可说是山西的富庶地区。如果这里的年轻小伙子们能脚踏实地、认真劳动……，社员们就不会吃不饱饭，一副穷兮兮样子了。……山不是穷山，水不是恶水，妇女们倒很勤劳，都会纺棉花、织土布，她们都喜欢帮助别人，我在侯村居住了十八年，她们留给我的印象太美了！”
可是，这“新中国”左一个运动，右一个斗争，再加上一场“文革”，把勤劳的人们折腾得六神无主，心灰意冷，宁肯守穷挨饿也不敢发挥才智去创造财富，去建设美好家园，因为那被共产党毛泽东们说成是“物质挂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尾巴”，要挨批斗，受惩罚。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终于死了，他卵翼下的“四人帮”被捕，十年“文革”收场。一九七八年九月，贾植芳结束了漫长的十二年劳动改造生涯。不过，在他的档案里还留着一个尾巴，仍被视为反革命。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为他正式平反的文件终于姗姗下达：“撤销对贾植芳的原判，宣告无罪。”
这里，没有对当年错误的原判作任何法律追究。到底谁应当对这一冤案负责呢？毛泽东曾夸口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初抓人、斗人、迫害人时，为什么就不讲讲认真，去核查事实呢？
在一个虽有法律条文却不讲法律尊严、也不讲法制的国度里，不肯糊涂的人是活不下去的。清代人郑板桥“难得糊涂”这句箴言颇得个中三昧。
任敏也结束长达十八年的山西农村生活，重归上海，与丈夫团聚。自一九五五年五月他们夫妇因胡风事件入狱至此，他们天各一方，在狱内监禁、狱外劳改中，度过漫长的二十六年岁月。他们入狱时，年仅三十多岁；平反时，他们已届花甲之年。他们始终坚持人格的正直，爱情的坚贞，人品的善良。在地狱般不见天日的反复摧折中，在罡风苦雨的日日磨砺下，他们把人这个字写得端端正正，向这个软弱、倒伏、恶浊的世界和民族显示出他们人格的高贵性、教养的高雅性、感情的真挚性。
我常感叹：历经如此漫长的人生苦难，任敏女士依然那么气质高雅，爽朗纯真，待人总那么真挚，笑起来那么快活，你看到她开朗的面容，就看到了她的心。她的心灵，永远是少女似的，似乎一尘不染。这颗心灵深处，蕴藏着多麽深厚、广阔的文化修养呵。她待我，就是亲人。和她谈话，感到那么亲切、温暖。她的音容笑貌历历浮现在眼前，我为我们这个人格贫弱、道义浅薄的民族丧失了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优秀女性而深感悲哀。她的人格、人品和微笑，象一支优美的回旋曲，时时鸣奏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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