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1890－1976)今天已经不太为人所关注，而在２０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无论在文坛还是学界，她都是一位风头很健的人物，她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任鸿隽的夫人,是胡适精神上的同道者，当她１９１７年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白话小说《一日》时，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没有问世，那个时候力倡白话文的胡适后来感慨地说：“她是我的一最早的同志。”她的小说、散文都是新文学运动早期的收获，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陈衡哲于1914年到美国留学，先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主修西洋历史，兼学西洋文学，后入芝加哥大学，1920年获得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以后，她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担任西洋史教授，1926年前后，她曾因商务印书馆之邀，编写了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上下册，以清新的笔调将复杂交错的西方历史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为风行一时的名作，奠定了她作为史学家的地位。然而，她在民国舞台上扮演的最紧要角色，首先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位热切关怀社会事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到《独立评论》，一直到《观察》，她都是重要的撰稿人。特别是储安平编《观察》周刊时，陈衡哲对他的支持很大，这一点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也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

有人说陈衡哲“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她的眼睛何尝又不是锐利的。她常常能在旁人习以为常的问题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她的目光并不是投向白热化的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关注儿童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她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社会，同时不失批评家的锋芒和学者的睿智，

1935年，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写下有名的《川行琐记》，在《独立评论》连载发表。其中1936年4月发表的《四川的“二云”》一段尤其引起当地势力的嫉恨，遭到他们的围攻，成为任鸿隽辞职离川的原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对底层的四川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四川的农夫是中国最可怜，最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同时她直言不讳地揭穿了四川的许多黑暗面：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决不敢以恶意来批评四川；我也不是喜欢作笼统话的人，说四川这不好，那不行。但我的良心却也不许我作阿谀取悦之言，说什么四川是天府之国呀，四川人民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呀！我觉得廿五年来军阀恶政治的结果，不但使住在四川的人个个走投无路，并且在道德方面，在人生观方面，也似乎发生了许多不幸的影响。一个社会愈混乱，愈没有法纪，那么，那社会的原始人性也一定愈加发达。因为若不如此，一个人便非被逼死不可了——或是身体上的逼迫，或是心灵上的创痛，它的煎熬促死的力量是一样的。这可悲的情形到处都有一点，但在四川却更为显著。”

她的所见所闻处处坐实了有关“社会愈混乱，原始人性也愈发达”的看法，特别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当地的纳妾现象，她深知这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关于有些女学生的‘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报告太多了，可以说是一件讳无可讳的事实。我希望四川女学生中之优秀的，能想个法子来洗一洗这个耻辱。）这是四川的问题与别处不同的又一个例子。”

她还不无吃惊地发现，在那里，人们并不以吸食鸦片为耻。“吸鸦片的中国人当然不以四川为限，但至少在我的经验中，吸鸦片的一件事，不论是在吸者自己或他的亲友的眼中，总还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丑事。在四川却不然，你到一个人家里去吃饭，除非那是一个开明的家庭，像我们的四川朋友的家庭一样，主人是要请你上坑吸个一口两口的，你笑着说不吃，他便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气吧。’有几个外国人告我，他们也曾同样的得到过这个经验。”

她分析说，“四川的病源，近一点的看来，粗枝大叶的说来，可以说有两个，其一是军阀，其二是鸦片”。在军阀治下，她如此大胆直言，当然不会受欢迎了。文章发表几个月后，成都的报纸对她进行大肆攻击，说她攻击四川女学生都想做小老婆，四川七千万人都是鸦片鬼等等。那些报纸惟恐这样的攻击不够，还利用作者是一个女子，“捏造许多不相干的事实，用极秽恶的言辞来加诋毁。”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衡哲所关心的不光是一些具体而迫切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思考更深入、关乎民族长远命运的大问题，1935年6月，她写过一篇《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条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活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她最赞成的是第四条路，那是和无耻的偷生截然不同的，她更强调“内在的预备”，“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织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