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歪曲电视采访《走出千年泥泞》

    本来，讨论曹长青文风的文章，我只准备写一篇（见香港《开放》月刊2006年3月号）。这两天稍有闲暇，又突发奇想，不妨把曹加以引证的三篇文章也找来再读一番。（三篇文章是：刘宾雁的《寻找共产党》以及两位记者对刘宾雁的采访《走出千年泥泞》和《八十岁仍在寻找共產党》。）读后，对曹长青的文风又有新认识，现与读者诸君分享。

曹长青十分宽容地写道：“刘宾雁在中国当时那种封闭情形下提出‘第二种忠诚’还有情可原，但他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接受纽约‘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还明确宣称：‘《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精神。’”

——曹长青的以上转述能否信任呢？我找来这次电视采访（《走出千年泥泞——访刘宾雁》）一查对，发现原文与曹文的转述大异其趣。曹长青从原文中删去了对‘第二种忠诚’的解释，代之以省略号，只留下了一头一尾。他删去了什么内容呢？——“我认为有三种忠诚：一种是老黄牛，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愚忠吗（嘛）。第二种忠诚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敢于和党内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我写的两个人都不是共产党人，但都对党的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面对面的进行了斗争。”本来，作家采用易于误解的题目和提法（如“第二种忠诚”）属于“走险”，这是需要进行一番解释的。在经过如此剪裁的文章里，刘宾雁成了一个对中共尽愚忠的老顽固：“在美国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还“提倡这种精神”。在被曹长青删节的文字里，刘宾雁恰恰以明确的语言解释了“第二种忠诚”不是愚忠，而是“斗争”。你可以说刘宾雁还不够彻底，共产党不仅仅是错误，而是罪行等等，完全可以，但你不能断章取义，故意省略掉人家的核心内容，歪曲观点，然后武断地宣告“第二种忠诚”就是“对共产党的忠诚”。作为一位著名的成熟的写作者，这有明知故犯之嫌了。

事情还没有完。紧接下来，曹写道：“这家电视台的专访结语是，刘宾雁‘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期待着有一天他的真诚能够得到党的理解。’”——好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同盟军！但是，这里说的，似乎不像是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刘宾雁呀！我只有再去查找原文。天哪，这哪里是什么“结语”！连全文的一半还没到。而且，重要的是，虽然采访的是晚年刘宾雁，但此处所谈论的，是刘宾雁刚刚被打成右派之后的状态，是青年刘宾雁。曹长青在这里有两处要紧的改动：第一，把刘宾雁青年时代的已属于“过去时”的政治幼稚偷换为晚年的“现在时”的愚蠢；第二，把采访者在文章前半部分的一句话偷换成“专访结语”。如此一来，刘宾雁1957年刚当右派时的思想，就神奇地越过半个世纪，原封不动地成了晚年的思想！刘宾雁自1957年之后大半生的贬谪、抗争、流亡及其思想流变，全被一笔勾销。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使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再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

让我们来看看，同样一位曹长青，在几年之前是如何写的。在回顾他曾任副主编的《深圳青年报》成就时，他写道：“该报还独家了发表当时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作家刘宾雁写的有争议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肯定性评价，其醒目套红标题为：‘一个国家没有第二种忠诚就不能兴旺，一个政党听不得不同意见就不会长久’。该报道援引万里的话说，中国这场改革不仅需要雷锋式的第一种忠诚，更需要陈世忠式的第二种忠诚。‘即敢于冒死向党中央上书，呼吁政治决策民主化，反对政治盲从。’”——注意：在曹长青的这篇文章里，“第二种忠诚”就不是忠诚于共产党，而成了“反对政治盲从”。不仅如此，曹长青还在“直接挑战共产主义制度”的小标题下，写了大段介绍“著名敢言作家刘宾雁”的文字。（曹长青：《抗争的声音：<深圳青年报>——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三》）在需要批评刘宾雁时，这些几年前说过的话，他忘了。

让我们再回到电视采访上来。

曹长青所谓的“结语”不是结语，那么真正的结语是什么呢？《走出千年泥泞》的真正结语，是在曹文所引证的“结语”3千余字之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这首诗来形容现在刘宾雁也许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他的一生可谓是风风雨雨，坎坷不平。但他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没有因为得到荣耀而变得阿腴奉承，也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屈服权势。他始终保持著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所应有的气节。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由衷地祝愿刘宾雁先生顺利完成他的宏伟写作计划，更期望我们的祖国早日走出那千年的泥泞。”

曹文歪曲多维长篇专访《八十岁仍在寻找共產党》

    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曹长青继续写道：

    “纽约《多维时报》在刘宾雁去世前几个月对他的长篇专访，题目就是‘寻找共产党’，这是刘宾雁用过的文章标题，他对采访者说，他写过的文章，最喜欢的是这篇，该篇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有过了前述阅读体验，我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对曹长青文章持无保留的信任。我找来《多维时报》这篇专访，作者是高伐林。听到刘宾雁说他最喜欢的文章是《寻找共产党》，高伐林反问道：寻找共產党？為什麼？！——显然，这又是一个易于引起误解的属于“走险”的题目。于是，高伐林特地把“寻找共产党”定为小标题，进行了大段引述。

记者引述刘宾雁的《寻找共产党》：“八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產党。下场各有不同。”1980年，刘宾雁在张志新的档案里看到，她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不管审讯者问她什麼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因為文革使她认清了毛泽东，知道这个党走到邪路上去了。”张志新找党的下场是“被割断喉管”。——显然，张志新要找的党，不是割断她喉管的这个党。——刘宾雁写道：“‘她找党’的结果是找到了死亡。”

    记者继续转述刘宾雁：“又过去了十几年，那个党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还在首都创造了杀人的歷史纪录，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居然又成了热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有这么多人“找党”呢？刘宾雁继续写道：“真正执著於其党籍的党员，有两种。大量的，不是进了牢房、尚未杀头的贪官，就是已经被‘双规’或者可能被‘双规’的官员。但在另一个极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產党员，他们想尽其所能地减轻些百姓的痛苦。”——刘宾雁和这些少数共产党员要找的，显然也不是这个“腐烂”党、“杀人”党。

    接下来，在和多维记者的谈话中，刘宾雁谈到“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曾有意地使15万人活活饿死”，“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血淋淋的真相”，“还多次提到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著中国人的血，七十年代波尔布特屠杀百万以上柬埔寨人的罪行，是由中共指使，提供训练、装备、经费和军事顾问完成的。后来為保护那批杀人犯，中共又於1979年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牵制越军对波尔布特的攻势……”（高伐林：《八十岁仍在寻找共產党——专访旅美著名作家刘宾雁》）——刘宾雁要找的党，难道是这个杀人如麻的“血淋淋”的党吗？

    记者另起一行，鲜明地写道：“他要寻找的共產党，当然不是这样的共產党！”

    记者总结道：“文学上有所谓‘永恆的主题’一说，对於刘宾雁来说，这一生的永恆主题是‘中国老百姓’：他们苦难深重的过去，他们不断恶化的现状，以及他们难以预测的未来。刘宾雁以一个最简单的标準──老百姓的处境，老百姓的希望，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来判断是不是该寻找的共產党。”

    综上所述，读完多维长篇专访和刘宾雁《寻找共产党》两篇文章，不怀偏见的人们，应该能得出以下结论了：

    刘宾雁所谓“寻找共产党”，大致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是如张志新那样的少数党员，在寻找理想中的共产党（张志新找到了死亡）；

二是如贪官污吏那样的大量党员，投靠腐烂的共产党；

三是人民将清算双手染血的共产党：“中共继续衰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会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单是‘六四’和镇压法轮功这两笔帐，它就难以招架。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吃俸禄者，恐怕至少在道义上不能不分担一份责任。至于满朝文武，更难辞其咎。……有理想、有抱负的共产党员，恐怕现在就该考虑如何同江泽民集团划清界限，另立门户了。”（刘宾雁：《寻找共产党》）

你可以说刘宾雁仍然过于理想主义，你可以说共产党绝不可能改邪归正……你唯独不能说刘宾雁的“核心论点，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我真是很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曹长青如此行事？既然对刘宾雁“怀念”、“感动”，还称之为“黑暗中一束道德的光亮”，又何苦如此这般？行文至此，又觉得文风问题恐怕不仅仅是写作规范和职业道德问题。更深一层，还在思想。真理在握，居高临下，自然想打倒论敌。谦卑一些，对自己留有一线疑虑，则又是另一种态度。

大多数作家并不擅长于逻辑严密的政治哲学式表达。刘宾雁亦然。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的确也使他的许多政治表述有欠明朗清晰。这是不应苛求的。在他为拙作《红色纪念碑》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我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怀有强烈兴趣……我并未发现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同样鼓舞我走向革命的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有任何冲突……”——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俄罗斯文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是刘宾雁思想的基础；二，刘宾雁认为，他所理解并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曹长青大约不会认同，我也不能简单认同。于是，当大家都说“马克思主义”时，我们三人的所指，显然就不能同一了。这里有名实之辨，是不应粗暴对待而要小心分析的。同理，我们在谈到共产党时，也各有相异的理解。我和曹长青认为那是杀人党，甚至就是“共匪”。刘宾雁虽然也同意是杀人党，但他感情深处，总是难以抹去他自青少年时代就以身相许的经历与信仰，还有那些仍然在苦苦支撑的好同志。这是刘宾雁“不彻底”之处，但这也是刘宾雁比我们更富于人性之处。限于篇幅，此一问题，不打算在这里展开。

曹文张冠李戴更改引文出处

真可谓开卷有益。在阅读过程中，我多次看见如下一段文字：“刘宾雁在自传中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敌人。’”这段文字，位于曹文“刘宾雁认不清共产党的狼性”那一小节中，目的要证明刘宾雁对共产党的幻想与忠诚。我觉得刘宾雁这段话很眼熟，记得还标了红，不是自传，而是哪篇文章。稍一查阅，果然，其出处是《走出幻想》（《北京之春》1994年第1期）。但曹文明确说引自刘宾雁自传，这就等于说刘宾雁自己抄自己。这倒也不希罕，但怎么一字不改呢？我上网查刘宾雁自传，认真阅读了反右前后几章，没有找到这段话。会不会在其他位置呢？又特地找来一个便于电脑查找的刘宾雁自传文本，分别搜寻了四个关键词：“同心同德”、“创造性”、“献出”和“最危险”，结果毫无所获。也就是说，这段引文并非出自刘宾雁自传，而确实引自《走出幻想》。——这可真是一件费思量的事情。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的猜测，读者诸君看是否有理：曹长青引述之目的，是要证明刘宾雁对党的忠诚与幻想，如果注明引文出处是《走出幻想》，说服力恐怕就不太强了。可是，引文还是符合需要的，不如就把它嫁接到自传上去，反正也是回忆性文字，谁能看得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我误解了，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不过，以我这智商，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了。如果真是这样，也就不好了。

我不反对批评刘宾雁。我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真诚拥护者。刘宾雁确实有局限性，并非完人，但要批也不是这么个批法。我只希望，批评时，要遵守基本写作规范，要注意人的复杂性，不能选择性太强，把不符合自己论点的材料全部扔进大西洋。曹长青使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位他希望我们相信的刘宾雁。他笔下的刘宾雁，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份子，而只是一个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那个真实的刘宾雁：

    “……几乎从我接触中国共产党那一时刻开始，它对于个人、个人自由的近似残酷的压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刘宾雁：《红色纪念碑》序言）

“中国共產党正在向黑社会势力转交政权。官方承认，黑社会已经拥有三千多万人马，是中国除共產党外最强大的有组织势力。共產党和黑社会在广大地区已经组成联合政府。”（《刘宾雁在独立笔会自由写作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见博讯网笔会网页）

“一些不知近代文明为何物的农民领袖……迷信武力、推崇蒙昧，对现代文明油盐不进，否定个人和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便以‘革命传统’之名推行全国。残酷、卑鄙和虚伪便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宝。”（刘宾雁：《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刘宾雁：《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曾以为自己献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可以使我们的子女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此刻，我们下一代中的优秀分子不是已经惨死于屠刀之下，便是在被疯狂追捕之中。……/四十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叛亲离，遭到全世界的敌视，从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须靠谎言以及对一切可疑者斩尽杀绝的办法图求苟安。……/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刘宾雁自传后记》）

    ——这是我随手摘录的几段文字。这类文字，只要篇幅允许，还可以这样一直摘录下去。如果写下了这些文字的刘宾雁“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政权的异议分子”，那谁还是呢？是我？是曹长青？难道这就是“眷恋共产党”（见曹文）？难道这就是“被共产党遗弃的忠诚的共产党员”？最后这段文字，写于六四镇压之后不久。那不可抑制的义愤至今仍在字里行间燃烧！正是类似的写作和演讲所反复发出的对中共极权制度的绝决声讨，使刘宾雁夫妇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漫长的流亡生涯。一直到临去世前两个月，被癌症消耗得饮食难进、气息奄奄的老人，还通过广播向欺凌工农民众的统治者发出最后的抗议。为着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刘宾雁确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刘宾雁：人道主义传统的光辉典范

曹长青责问道：“没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产党人的责任，让他们上绞刑架，但他们为什么就死活不承认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呢？如果他们都没错，从胡耀邦、赵紫阳，到刘宾雁们，个个都是受害者，都没有责任，难道中共的所有罪恶，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干的？”

这段责问是有一定道理的。每个参与者，都要分担责任，都要忏悔。哈维尔已经把话说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细思量，胡赵刘们参加革命尚在青少年时代，我和曹当官方报刊副主编已在40岁上下，完全懂事了。在这个意义上，曹和我有没有罪呢？将心比心，我们又承担了什么罪责呢？在上述曹长青介绍《深圳青年报》成就的文章中，唯有评功摆好，罪责是丝毫无有的。

中国共产党，从它武装暴动武装割据起，经两度内战、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人造饥馑、文化革命、六四屠城直至今日官匪勾结圈地抢钱，其罪恶真可谓罄竹难书！但作为这个政治集团中的个人，则又需要具体分析。胡耀邦、赵紫阳作为共产党领袖，确实参与过许多不义与血腥，（手上没血，能爬到高位吗？）但是，当他们为着抗拒邪恶而自觉担当苦难之际，以往的罪错已经洗净，而开始变得圣洁。我找不到法理依据，但良知如是告我。那些推动过共产极权社会走向瓦解的前共党领袖们，如匈牙利纳吉、捷克杜布切克、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等，都得到人民的理解甚至敬仰。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过瞬间之事。刘宾雁对中共革命的认识确有不足，这是他的局限。如果他有更深的反省自然更好。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他参与不深，体验有限。他只是短暂参与过土改，同情则在地主方面。许多青年人抱着高尚理想和献身热情参加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这不是道德悲剧而是历史和命运之悲剧。刘宾雁觉醒较早，中共建政之初，便率先揭露阴暗面，影响遍及全国，一生不改初衷，遭毛、邓、江、胡四代君王嫉恨。两次开除出党，22年右派（其中5年农村劳改，两次“戴帽”），18年流亡外邦，却愈挫愈勇，至死坚贞。如此刘宾雁，还需要怎样追究责任呢？哪怕流亡至死抗争至死，也罪不可赦吗？

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不会有政治罪名，不会有集体罪名，更不会有集体的政治罪名。当年，共产党以集体政治罪名“国民党”、“反革命”处决了数百万政治反对派，有朝一日，我们也会翻过来以集体政治罪名“共产党”、“极权主义者”处决政治反对派吗？或者，我们也来打他多少万“左派分子”吗？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会说：“弟兄们，对不起，这不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我也会像刘宾雁那样，和这个新型的专制英勇对抗，并以残存的生命，寻找真正的右翼。

我不是暗示曹长青将会如何，我们这里在谈思想。那么，从思想上敌视、歧视刘宾雁与之“不谋而合”的西方左派也是合宜的吗？曹长青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言之差矣。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人，热烈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对西方左派多有怨怒，倒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再往深处里思想，这里没有异端，或者异端也拥有同等的权利。所谓自由社会，就是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真正自由的社会。一切思想，包括曹长青与我极其厌恶的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都不受歧视，而拥有机会均等，表达自由的一席之地。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其自由、平等可以抵达其逻辑的顶点：那些宣扬不自由不平等的思想，在这里也是自由平等的。（再具体到刘宾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认为“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又没有撒谎习惯，你叫他“承认”什么？）

如果我自称为右翼，那不仅意味着我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而且也意味着我要坚守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来反对他们。

我批评曹长青，并不是说我就比他高明。他的许多文章我都是很赞同的。这篇《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也有积极意义，至少它的出现，促使我们加深了对刘宾雁思想人格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是读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长大的。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与刘宾雁相比，我们的阶级性太强，而人性太弱。我们心中的悲悯太少而仇恨太多。所以，对曹长青的批评，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我的自我反省。环顾前后左右，在我所熟悉的所有同时代人中，刘宾雁还是最纯正杰出，最富于爱心的。

刘宾雁对人民、土地、祖国的永恒之爱，他的坚贞不屈，英勇献身，他的悲悯谦恭，希望信仰，是人道主义伟大传统在中国的光辉典范。这个充满人性的人物，是中国现当代史中深重苦难馈赠于我们的回报。他的生活与思索，超越了阶级、政治、党派、意识形态。他属于全体中国人。

2006年2月8日于华盛顿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