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一个概念的定义，不是对于另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定义这个概念，而非定义那个概念。

比如说，纳粹，是指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反纳粹，是指不可能涵盖在纳粹这个名词内涵中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行为，思想，思潮，等等。没有人可以说，在希特勒统治下发生的反纳粹行为，构成了纳粹本身的内涵，虽然，不能排除当时德国内外的反对方，确实是在行动。更不能说，纳粹，是导致盟国行动的最大外延，因为好像有人指称反纳粹，外延了这个内涵——这只是指反纳粹的行为，纳粹和反纳粹，形成了２０世纪最大的事件之一。而不是纳粹形成了这个伟大事件。这其中的冰火两重天，无法苟合。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用纳粹涵盖反对纳粹的历史，而制造一个合理纳粹，或者革命纳粹，或者人民纳粹的说法。

远一点说，反对派和异端，在历史上星星点点，总是晖耀天际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在总体黑暗的星空上，黑暗是一种光明，是光明的另一种形式或者另一种存在。伽利略，哥白尼等等异端，无法改变中世纪宗教迫害的事实。人们无法理解一种说法，即哥白尼伽利略时代，就是古希腊的或者古罗马的民主的另一种形式，其中一个基本的估计是，这种时代特性的偷换，导致的，是对于某种负面概念，负面历史的蓄意涂抹和歪曲。（本文并非要像以往否定或者全盘否定中世纪的社会主义教科书一样，为无神论辩护，但是，区分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成就及其黑暗事实，澄清概念，澄清历史，则为必须。）

于是，在做出几乎是常人不言而喻的说明以后，我们定位或者定义文革，应该得出上述类似的判断。

这个判断，是由诸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该包括在“文革本身”，这个定义之中。准确地说，所有的背叛和反思，应该纳入“反文革”的一系列案例当中，随着年代的推演，而逐步呈现出他们的主流价值。

也就是说，一般作者所讲的反文革思想行为本身，是文革内涵和外延的断裂和解构——如果一定要把反派或者准反派思想行为，包涵进去的话。但是，这个包涵是极为艰涩的，他不如包涵在明确的“反文革”这个范畴之中。

“人民文革”论者，或许，仅仅是或许，有“人民反文革”，这样一层内涵指向。

而历史，也是这样写就的——人民，一开始拥护文革，以后，十年左右，开始反文革，如林彪爆炸后出现的怀疑，反思和动摇；１９７６年的悼周，拥邓——但是，这些，都是觉醒的艰难过程，付出了百万人的性命才换来的。

迄今为止，人们开始撇开周邓，拥戴胡赵，但是，文革反思中，乃至１９４９年以来，党的作用究竟如何，人们同样没有和胡赵联系起来。

反过来说，在人民没有觉醒的时候，毛一呼百诺，得心应手，人民，是跟在他后面跑，跟在他后面叫嚣和杀戮的——这些杀戮者，最小的是小学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杀戮的暴力——而这个暴力目的论是毛炮制的，“要武”，“革密不是请客吃饭”都是具备暴力目的的，而非无目的——就像希特勒的暴力和斯大林的暴力都是政治暴力而非原始形式的暴力膜拜和暴力仪式……真正的文革危机始于林彪事件，而文革结束，一般而言，结束于共产党有限度，极为有限度批判和否定文革，他们说是“十年浩劫”——但是，对于文革元凶的定案判罪和反思则根本没有完成，甚至没有开始。

我们的准确说法是，一，对文革的定位或者定义，是基于文革受众的集合程度和接受程度，换言之，文革的发动者，号令文革发动时的主体症状，是亿万受众的高呼万岁和普遍接受。这个“万岁时代”，成为文革内涵中的主要成份。一方面是人民的拥护文革，一方面是，人民的被欺骗和被利用。被欺骗的人民，之所以被欺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被欺骗的内容所在——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他们没有知情文革发动的权利。知情权的被褫夺和被遮蔽，使得文革发动者轻而易举地一呼百诺，万岁遮天。

而这个知情权的被褫夺，可以说，开始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那时，非党文化，被消除殆尽。１９５７年早些时候争取到的，转瞬即逝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被埋葬。十年洗脑，中国，变成世界上愚民数量最大的一个地区。其中细节很多。最重要的细节是，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党语言之外的任何语言——这个现象一直持续至今。

在没有思维手段和思维本身的中国，人们只是在两种政治信号中判别时政，选择对错是非。

一个是毛式信号，一个是刘式信号。而所有的反对派，实在是，基本上只能获得这两种信号。简单而言，中国人“天有二主”，舍此无他。

一些伟大的沉默者，或者继续沉默，或者被打死，只是他们没有成为公开的反对派——而不公开的反对派，基本上不对社会提供公共信息，不构成公共场域。

而毛，刘两方的较逐，对于１９６６年之中国的意义，极为诡谲。

套用一句邱吉尔的话，他说，民主不好，专制更坏——至少在六十年代，刘的政策不算好，但是毛，则更加糟糕（因为没有任何可能，在那个时代言及普世价值。）简单说，毛刘较逐，在常识的意义上说，毛比刘要倒退。而刘的非毛化，则是万分有限的。

当毛一意孤行，要发动文革的时候，刘，是在做进，退两种打算：进。是抓住毛给他的暂时可以动用和行事的权利，来争取主动；二，退。如若不然，就依附于毛，亦步亦趋——刘邓“资反路线”，之所以衔接到８·１８，毛号召杀戮——“要武”，其中有这两层意思——毛主张杀戮，刘也主张。于是，我们说，文革反对派，是在刘，毛之间滑动的，其依附，是两种“正统”，而非类似１９５７年的非正统。个中原因，极为简单。因为，５７年的右派——我不是说那些“第二种忠诚者”——其政治思想资源，来源，不是毛，更不是刘，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这个思想到了１９６６年，基本上，只是外星球的语言了。中国人操持的语言，再无三权分立，制度治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之类。

基于这个大背景，文革中“人民文革”也好，“两个文革”也好，“异端思潮”也好，这样的推导，都是抹煞一个基本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思想愚昧，是毛发动文革的基本成因；而这个愚昧，则为毛直接造就。

也许，我们没有卡莱尔或者贡古尔描述革命的笔法。但是，这个描述，也许不需要文学手笔，只需要某种清醒的良知——我是指后来的某种描述。这个描述是，中国上上下下成为一个疯人院。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阿伦特语）的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残暴场面。人们或者拥护毛，或者拥护刘，或者朝三暮四。所有的派性，争执甚至武斗，都跳不出毛刘两个天下。

一些遇罗克一样的先知先觉，况且要搬用毛式语言，而藏其利器，何况庸常之辈。如：中国社会是种姓歧视，但是，也是要“重在表现”。表现什么呢！等等（惟有林昭除外。她是圣女，其思想精神资源，来自神，来自圣经，自然不关乎毛刘……）。

此外，第二种忠诚的演化，不要说那个时候没有觉悟，至今，也没有——如：党内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苏联人１９５６年就这样提到过），科教兴国（“科学/科技异化论”又被忘记了。同样是阿伦特持有此论。）等等。

那种百万之众云集在天安门，听从毛胡说八道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把毛的徽章别在肉上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挥舞一本书，烧掉中国所有典籍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杀人，劫货，监禁，侮辱，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不是就在眼前吗！这个革命是毛发动的，而其载体是人民。毛说，他就是人民——这个衔接，都在“万岁”之后——而人们想起罗伯斯庇尔也这样说过——“我就是人民”。

……一个反证，也是强而有力的——迄今，人们，许多中国人，不是还在怀念文革吗？

他们说毛要试验，要试错，要“证伪”，他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伟大。

他们说，毛的日子好，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刘是官僚。

他们说，革命都是要杀人的，所以，无辜者被屠杀就是革命。

他们说，经济是增长的，ＧＤＰ增长百分之７。他们最后说，毛刘本是一家人啊！（王氏……）

……

“人民文革”者论，和上述拥护文革者，只差半步之遥。其中还派生某种连带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在“人民”的旗号下，遮蔽文革实在是一种毛式游戏，愚弄和侮辱了愚昧和疯狂的国人，这个基本事实。所以说，“人民文革”，其实也就是人民文革，他就是毛文革，或者说，在五十天，一度是刘式文革——新反右——而新反右，也是镇压和杀戮——只是，不是反文革，那是以后的觉悟和觉醒了。正像有人指出的，文革是“国耻”。是耻辱，是死亡，是中国的大面积杀戮和迫害——而且可悲荒诞的是，他不是杀戮敌人，而是杀戮假想敌，杀戮缴械者和已经被剥夺者，杀戮无辜！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革。

这个常识性的说法，没有错！

二

“人民文革”的主张者，最大的证据是，人民，籍此反对官僚和体制。其次是，在反对官僚的同时产生异端思潮——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思“潮”是否形成了潮流，他影响了多少受众。

再次是，“人民文革”启动了民主自由的进程——但是，文革是不是进行了十年，他的高潮是不是贯穿了毛的造反，毛的回到体制内，对文革后期影响如何。异端者究竟是进入了文革思维的怪圈之外，汲取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还是仍旧关闭在文革这个囚笼里思考问题——答案极其明确。

答案是，他们是摆脱了文革，甚至摆脱了“人民”，才走上追逐普世价值之路。如果按照“人民文革”论者的逻辑，这些人物还是游历在文革，人民之大前提下，请问，这些多少是先驱的人们会同意他们的判断吗？

我们一再重复的是，只有反文革，才是文革之幸，之萃，之荣，而非什么“人民文革”。

于是，我们开始逐一讨论这些极其基本层面的课题。

首先，是人民是不是反对官僚，他们的反对和剔除党委闹革命的行为，是不是人民之举，这个人民之举，何以在一个专制体制之内，造就了某种专制首脑认可的群众运动——如果他们是反对专制的，这种人民行为，会不会继续存在——就像六四时候，这种真正的人民性抗争，是不是可以设想，由党之领导，赵之领导，一直进行下去。

我们再三地强调过，毛刘之间出现龃龉和摩擦。这个龃龉和摩擦当然起始于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一个判断，是回到八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个判断是，重新点燃阶级斗争。而这两股正统思潮，反映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形成体制内，外政治思潮的基本表现。人们，或者以此为据，或者以彼为据。只是没有彼此之外的考虑。究其原因，是因为现在所谓资讯的完全封闭。

换言之，毛主导的现实和刘主导的现实，都是一种专制统治的现实。中国人只要还有若干良知，就可以回顾那时的政治经济局面。经济上的全面匮乏，思想上的全面禁锢，生活上的兰蚂蚁化，个性上的党化扭曲和狼奶毒化，等等。一些感性知觉和直觉，不是由几个所谓统计局的增长数字，可以一言遮蔽的。刘少奇的，基于对现实官僚体制生存的基本估计，采取了“不”杀鸡取卵的相对良策，致使毛丧心病狂地予以反对。于是，利用对于这个体制本身的不满，散布毛式造反意识，成为那个时期的一种政治生活特色。也就是说，独裁者和官僚体制之间发生了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个人龃龉和权利争夺，其是非判断中的相对之“是”，是导向刘的——这个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刘的某种深层次思路，其实是由邓发挥，而造就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要强调的是，毛，作为一个独裁者和刘发生矛盾以后，他的政治资源自然会导向利用人民之不满。历史上无数立论，是在探讨独裁者如何利用人民而打倒他的政敌——不只是一次性的斗争，使得他需要利用人民，只要独裁者继续玩弄政治，利用人民，则成为他几乎是屡试不爽的游戏。而玩弄这个游戏的不二法门是，在此之前，他允诺他的官僚们对于人民进行驯化教育，大规模洗脑，以致他在发动群众时没有任何顾虑，因为人民，已经是他的工具甚至玩具。无论是希特勒的反对兴登堡，还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拿出人民进行辩护，而人民，实则在那个体制里，几乎就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毛要打倒刘，他一方面组织中央文革，启用他的一些亲信，另一方面，他诱惑中学生组成红卫兵，按照他在造反时期的语言，写成按照他的私欲和假公济私的文字之意志，并且装作一个反对官僚者，进行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的炮制——同时，他破坏所谓国家和党政系统的游戏规则，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实行所谓无法无天的实践，鼓吹无法无天的真理，成为一个超级官僚，而不是反官僚阶层——文革始终没有取消官僚的特权，那些回到官位上的各级官员（七十年代初，许多官员就官复原职。）比起毛打倒的官员，没有任何不同。

是的，其间，毛唯一没有想到的是，独裁者反对官僚的做法，和人民籍此发出的，本来就怨恨于这个体制的反对之声，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重要的识别指标是，究竟是毛在反对官僚体制，还是人民获得了某种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权利，被允诺和毛一起玩此游戏。稍微清醒一些的人们可以一眼望穿，毛是在利用和控制人民，而非相反。何以有如此悲观的想法，是因为，毛控制了一切资源。他的革委会，他的红卫兵，他的人民日报，他的文革小组，他的周恩来，他的林彪，都在虎视眈眈地监视那些遍布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小报。如果在这些所谓人民的言论和行为中，稍有越轨，就马上取缔。这个局面是文革过来者看得一清二楚的。

更有甚者，那些基本上按照毛的意志闹革命的人，如果他们的思维触范了毛，或者和毛的正统又不正统的思维发生抵触，他就成为牺牲者，哪怕他其实也是一个毛体制内的思想者。

也就是说，只要独裁者高高在上，人民革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那些反对者的思维，是如何适应了毛打倒官僚的行为策略和政治战略的。我们前此说过的，他盗用克鲁泡特金的无秩序论和怀疑一切论，以达到破坏官僚体制之秩序的目的。因为，他知道，八大以来的秩序论，无法为其所用。跟在这个假巴黎公社原则之鼓噪下行事和思考者里，就有十六，七岁的笔者。我们好像发现了文革的最大意志和主席最伟大的政治诉求。人们把毛从南方回来，看作是第二次文革之发动——杨晓凯说的“二次革命论”，从公社到毛又取消公社——我们并企图解释文革的伟大梦想，是要实行巴黎公社的平等。殊不知，我们可以原谅像当时笔者那样十六，七岁的顽童，却不可以原谅迄今已经是五，六十岁的文革过来者。

也许，他们的辩解是，毛利用了人民，人民也在利用他——比如人们利用了巴黎公社来反对官僚阶层。但是，笔者始终不知道人民是如何利用了毛的，而非相反。因为，毛采用了对立统一这个法宝——他是在六月七月八月……直到九大，打倒刘，就回到体制之内了。他采纳了周内阁，而非张春桥内阁。周是毛体制内的最大符号。毛玩弄周，是在发出他是体制内人物的强烈信号，这个和他在此之前，发出造反有理，形成一个硬币的两面。于是，此一时之真理，变成了反动言论，变成了罪状。“人民文革”之虚妄在于，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来判断“正确”与否，更无权提出任何怀疑——虽然毛一时间是可以鼓吹“怀疑一切万岁”的。

再有，就是我们前此同样提到的红卫兵问题。许多史料批露了，毛为了达到他的某种私欲和施行丧心病狂的文化毁灭——文化毁灭，是为了突出他的小红书和几首狗屁诗——他提倡了造反精神。于是，毛式红卫兵采纳了毛式１９６６年的“新思维”。而刘，为了保护自己和老式毛思维，同样不遗余力地组织反抗和服从。刘的“反抗”，是源于他的现实考虑，他的政治权利和身家性命的考虑——他的“服从”，使得他不但不违反毛要“要武”的野蛮叫嚣，也唆使工作组在中国天南地北大打出手，致人死命——这个服从和反抗，付出了中国人的血的代价。于是，文革造成的血腥，一部分是来源于毛式的杀戮叫嚣，一部分来源于刘等的紧跟毛，和比毛更凶恶——北京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芸，就是在这个毛，刘杀戮的夹缝中，死于非命的。她说，他们杀死我，就像杀死一条狗！

是谁杀死了卞老师呢！

她１９７０年开过一次追悼会。１９７８年又开过一次追悼会。

一次是，批刘拥毛——另一次是，批毛拥刘。这个对位是耐人寻味的。这里，一个死难者，她，是文革的死难者，和“人民文革”，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的意思的是，卞仲芸是“二次革命”中，毛刘共同的牺牲品——虽然，二次革命的根本来源，是文革的发动和所谓“第一次”——如果有第三次革命的话，人民，是不是既要拥毛，还要拥刘，那样的话，卞老师之死，是不是永远会被历史遮蔽呢！

因为，毛刘各司其是，都无罪，人民，就真的成为毛式人民了——这可是真正的国耻！！！

三

“人民”文革说的提法是，在文革初期，首先，“老红卫兵”的造反，是属于“人民”范畴。

在文革中期，四。一四思潮和巴黎公社主张者，也属于之。

文革中林彪的爆炸，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的端倪——他们说，“五七一”文件是文革第一个思想解放文件。

以后，出现了１９７６年的民主墙，“人民”属性更为明显……一直到四人帮被逮捕，法办。

官方说，文革这件事情结束了。不能修造文革博物馆。

于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化，普选和８９抗争，等等。

是的，对这个历史回顾的基本判断是存在的，但是，其间，却发生了马克思主义所谓思想之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对于上述“人民”范畴的基本否定和解构，就像现在人们说的“两头真一样”——一头，是基于马列主义信仰产生的追求自由民主，时过半个世纪，在另一头，在否定之的基础上，得到的真，却是非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这是完全两种思潮和两种实践——我们不知道老先生们是如何一以贯之，做同一性论道的。

虽然，我们对于如何定义实践，一种特有的中国政治生活及其标准，还应该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而不是重复党文化设定下的政治生活。

我们的意思是，一如前述，首先，红卫兵的造反意识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对于毛的蛊惑的一种响应。更加准确地说，是毛利用他们作为自身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实行了在专制体制下的假造反和假民主。

而毛式红卫兵使命的结束，其存在价值之短命和实际存在之短暂，正好说明了毛的挥之即来，呼之即去之真谛。（可惜的是，那时的风云人物，起码在文革三十年周纪时候，居然不思其辱，其耻，其蠢，还要在８。１８那天清晨，在天安门打出其三十年前的红卫兵兵旗，以示复旧心态。）而对巴黎公社派的沉默，则源于其当时文章主要炮制者的思想“转制”——但是对于其间的秉承毛意，则几乎无人问津或者不胜了了。无知和蒙昧，继续被搁置在巴黎公社这个腐烂的意象当中，作为“人民”范畴之一种，作为乌托邦供品，仍旧加以祭祀和朝拜。这完全是文革遗风吹过来的世纪血腥之余波。

退一步讲，如果毛，真的如克鲁泡特金和巴库宁一样，对峙于列宁主义，和既得利益的苏联政权对着干，主张废除权威，秩序和法律，而多少实行一丁点公社原则，他的信奉者，还可以多少得到一点虚拟安慰。可是，整个文革，文革后期和结束文革以后的毛，刘继承者，不但抛弃了巴黎公社的平等，就连毛的一人之下万众一心的“平等”，那种毛式平等，也抛弃了（人们可以想想，现在的贫富差距，难道和这个党的伟大理想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而文革中的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和巴黎公社之主张非权威化的无政府主义，哪里有任何一丁点共同之处呢！

毛的假无政府主义，只是以其无秩序一招，来达到他天下大乱，冲开刘邓壁垒，实行其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达到其目的。

响应这个毛式巴黎公社的，文革的青少年，当时糊涂，但是迄今，这些五，六十岁中人，还要把污物作为圣品吗！

至于主张保守的正统派，刘少奇派，他们维护一种“新中国”“古已有之”的党之合法化主张，反对毛式造反，主张刘氏统治，他们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毛，刘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一点，是对困难时期政治判定的分歧，舆论，是维护刘的。但是，这个官僚体制的“良性”发展，并未可以阻止文革。他们在文革后期对于文革的否定，并未否定毛。而越到后来，毛，刘的分歧就越是被抹煞，被掩盖和被消解——我们刚才提到的，王氏举办的毛，刘和解大合唱，说明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毛刘虽有生死仇，也有生死链/恋。这个链，就是他们统属他们缔造之“新中国”，这个官僚统治。

问题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们后来讨论中国之九十年代的“全民党”问题。

人们让人们想起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和全民社会，以达到解释之的目的。但是，这些自认为是清醒的知识分子忘记了重要的区分，就是赫鲁晓夫主义和中国全民党的区分。

刘的政策是在代替毛。准确说，当然是邓在制作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是取消毛的四大和阶级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像赫氏那样企图取消阶级，而是滋生了贪得无厌的新阶级——赫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没有消除苏联的特权阶层——他的全民党也是虚拟和伪装的。德热拉斯“新阶级”的阐述，掀开了平等默默的面纱，戳穿了后毛时代假设的全民党之乌托邦。这个假设是，工人农民的虚拟化正统正在不在被虚拟——他们甚至没有心思要伪装一下，说工人农民是苏维埃政权之基础。新阶级们，实际上放弃了这个假设或者虚拟的兴趣。他转向实际存在的“红色系列”这个特权和新资本阶层。

问题的实质是，代表，指向一种非工人，非农民的新官僚——这是问题的实质。而玩弄这个名词的属性，则成为后邓时代的游戏规则。）

在此意义上说，文革的四·一四也好，四·四派也好，他们没有那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幻觉，没有毛式造反的幻觉，但是，他们没有消除对于整个党文化，服从文化和奴隶文化的依附。他们呈现的保守色彩，甚至没有极左派转弯，转到自由主义快——其中道理很深刻。因为，毛，智者千虑，愚蠢万般，他释放了一个无法收回的魔鬼——这个魔鬼，就是从造反到背叛，那些反叛者的选择。这些个反角，出现在七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中叶。时间不太可能再早。因为事情要有个过程。

他们接近了和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民”思维，反文革思维，和反思文革思维。他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已经逃出了文革的羁绊，也就是说，他们仍旧不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你可以说「今天」，「四五论坛」等等主持者，是在搞，继续要搞“人民文革吗”！

他们还要把人民重新纳入文革系列，以造就“人民文革”吗？

他们还有这个兴趣吗？

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文革的惯性和遗风，在胡耀邦时代的兴风作浪。胡本身的下台，就是文革遗风的作祟，是人民无权参与批评之毛式风格的再现，是胡本人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无法解释的时代特征使然——他无法唤起人民监督的非文革化政治生活——一种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实践，即人民做主，而不是皇恩浩荡，也不是包公审案。

换言之，中国人，一些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是在经历了大约十个年头的承重和痛苦思考以后，才发新了不同于文革思维，毛式刘氏思维的最终结果。西方的马列主义一声炮响，已经成为蔫炮。

１９８９年以后，苏东解体，中国又收到炮响一声——就是自由主义。

这不仅仅是炮声，是潮流。孙中山一百年前说的，浩浩荡荡的潮流。面对之，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做什么准备。迄今，也没有实质的准备。但是起码有一点要说明，让有识之士回到“人民文革”中去期待真理和真相，却已经是天大的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