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网民已经过亿，中共政权对互联网的态度可谓首鼠两端，丑态百出。一方面，跛足改革需要经济高增长，网络经济的巨大效益自然是赚大钱的工具；另一方面，坚持独裁就害怕信息开放和言论自由，对网络的政治效应极为恐惧。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极大地推动着国人的权利意识觉醒和民间维权，让现政权更为惶恐，遂把控制网络言论和封锁网络信息作为意识形态操控的重中之重，既要不惜投入巨资，建设金盾工程和招募大量网警，又要用经济利益来要挟进入中国的西方网络公司，让他们配合网络管制。

然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改善中国的言论状况上，互联网作用难以低估。甚至在越来越严厉的封网和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文字狱的现实之下，互联网对大陆民间力量的帮助仍然巨大。

1999年10月7日，我结束了三年的牢狱回到家中，家中已经有了一台电脑，是朋友送给我妻子的，妻子正在学打字和上网。我一回来，电脑很快就变成了我的写作工具，妻子从此很少碰电脑。

刚回家时，上门探望的朋友，几乎个个都劝我尽快学电脑，但试了几次，觉得面对机器写不出文章，所以，我还曾一度对电脑有抗拒心态，坚持用钢笔在纸上写作。慢慢地，在朋友的耐心劝说和示范下，我逐渐熟悉了电脑，也离不开电脑。

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也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和六四后长期介入民间运动的过来人，无论是于公于私，我对互联网的感激，可谓一言难尽。

就个人而言，我在电脑上写的第一篇文章，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周，中间几次想放弃，但在朋友的鼓励下终于写完。我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寄送稿件，居然几小时后就得到编辑的回音，让我首次感到互联网的神奇，并下决心要尽快学会用电脑。

在言论封锁下，我的文章只能在境外发表。在用电脑前，我手写的稿子，改动起来费时费力不说，寄送成本也很高。为了避免稿件寄送被截获，我往往要从西城奔到东城，找到一位有传真机的外国朋友，麻烦人家帮助传真稿件。如此高的成本，自然要影响写作的效率和热情，一个月能在境外媒体发一、二篇文章，就不错了。

而现在，通过链接着全世界的互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个人的信息空间一下子扩展到以前难以想象的广阔程度。电脑为我提供写作的方便，网络为我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对外联络的方便，更为我向境外投稿提供了极大方便。所以，互联网象一台超级发动机，使我的写作如井喷般爆发。写作挣来的稿费，也足以维持独立的温饱生活。

就公益而言，互联网为独裁中国提供了难以完全封锁的信息通道，为民间的发言和交流、特别是民间自组织提供了平台。

在独裁国家，个人的或群体签名的公开信，一直是民间反抗独裁和争取自由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年，哈维尔致捷克独裁者胡萨克的公开信，哈维尔等人签署的“七七宪章”，皆是民间反抗独裁的经典文本。特别是群体联署的公开信，既是一种民间政见的表达，也是一种准组织性的民间力量的聚集。

中国民间的公开信产生广泛影响始于八九运动前，著名的方励之首先发表了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接着又有两次33人和45人的公开信。这三封公开信被视为八九运动的前奏。八九运动期间，民间公开信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社会各界几乎都发表过支持学生的公开呼吁。

六四后，作为参与和组织民间签名信的过来人之一，当我今天坐在电脑前打字、上网、发邮件之时，常常会勾起一些记忆，大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陆民间曾经出现过一个公开信运动的小高潮，先后出现了数封由体制内外的著名知识分子发起的签名信，《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宣言》、《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反腐败建议书》、《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这些签名信的内容无一不涉及到人权保障，签名者包括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特别是在1995年，围绕着六四六周年出现了一系列公开信，最有影响的当然是《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这封信由老资格的党内自由派人士许良英先生发起，由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领衔，汇集了多位中科院院士和文化名流，包括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丁子霖、蒋培坤、王若水等人；天安门母亲们也是在1995年发表第一封致中共人大的公开信，之后连续十年每年一封的公开信；我和包遵信先生发起的要求陈子明保外就医的公开信，也动员出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童庆炳、王富仁等。

可以说，1995年是六四后民间维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然而，在当时的通讯技术的限制下，组织一封签名信的时间之长和成本之高，是那些只经历过网络维权运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为了完成一封六四的公开信，提前一个月就要开始准备。先要寻找发起人并把人凑齐，就需要一段时间；之后讨论信的内容、措辞、发表时机，起码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达成共识；接着要找地方把手写的公开信变成铅字，还要打印和付印数份，一般要去建国门外的外国朋友那里来完成；确定的文本出来后，就是最为费时费力的事情，发起人分头去负责征集签名。由于官方对敏感人士的电话监听，大家不太敢使用电话这一当时最方便的联系工具，而只能骑着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奔赴北京城的东西南北；比如，我曾参与起草和发起纪念“六四”六周年的公开信，为了征集到著名诗人芒克和著名画评家栗宪庭先生的签名，我必须去两位朋友的家中当面谈，这就要从北京的大西边跑到大东边，再从大东边跑到大北边，真的是耗时、费力且成果有限。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汇集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签名，也不可能迅速地传遍全球。那时，民间公开信运动的参与者和影响的范围都非常有限，忙了许多天，最终汇总来的签名也就只有几十个人。

而当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民间声音的发出便有了难以全面封锁的技术依托。

1，互联网催生出“网络维权”的兴起。与九十年代那种通过电话和骑自行车来征集群体签名的维权活动相比，新世纪的签名信运动因网络的出现而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民间动员能力的迅速扩张——数量和质量的同步飞跃——源于互联网的便宜、高速、方便和无界等特征，使自组织维权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公开信的起草、讨论、修改和打印，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只要轻轻按几下鼠标，几封往来的邮件就能基本解决问题；最困难的征集签名，也可以通过群发邮件和签名网站解决。一封群发邮件可以同时征集到数十个、上百个签名；一个全开放的固定的签名网址，可以同时征集到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签名。如果再有志愿者负责收集签名的数量和留言，每天通过网络发布签名进展的相关信息，就会形成持续而广泛的网络维权。同时，民间的维权网站也应运而生，“公民维权网”就是其代表。

2，网络发言的便捷、开放和自由，造就了近年来民间舆论的活跃，网络民意也逐渐变成舆论监督的主力军，每逢发生重大的公共灾难，巨大网络民意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传统媒体和官方态度。首先，网络民意逼迫其他媒体在信息提供上逐渐开放和多元，能否跟上网络的信息和民意的脚步，已经成为衡量某一媒体开放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官方可以掌控传统媒体，却无法完全掌控网络，那些在传统媒体上被封杀的丑闻大都通过互联网传播，并形成强大的网络民意，迫使官方不得不多少顾及到民心所向，不得不有限地开放某些领域的信息发布，与丑闻相关的官员也要出面向受难者家属和全社会表示道歉。最早的高官道歉发生在2001年3月的两会期间，“芳林村小学爆炸惨案” 造成41人死亡，引发巨大的网络舆论潮，时任总理的朱鎔基出面向受难者家人和全社会道歉。从此以后，官员道歉现象就不断出现。同时，在强大的网络民意的作用下。最高当局也要对相关官员作出替罪羊式的处罚（如SARS、重大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

3，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交流和人气聚集的功能，为民间自组织提供便捷的平台。首先，互联网为民间的思想学术的聚集提供方便的平台，一个民间网站或BBS就是一个凝聚同仁的自组织平台，网友之间的交流及其争论，为形成经过充分讨论的思想共识提供了基础。其次，在围绕着某一个案或重大社会事件的民意聚积和组织上，网络为民间动员提供了强劲助力。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黑龙江的“宝马案”），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受迫害及其反抗（比如刘荻、杜导斌、卢雪松等），一经网络的传播，就会立马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继而就可能形成一次网络维权，最终变成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声援的公共事件。

4，与此相关，网络的自由和高效还具有非凡的“造星”功能，不光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出类似“芙蓉姐姐”这样的娱乐明星，也可以造就一个接一个“民间维权之星”，造就民间的“意见领袖”、“道义榜样”或“真话英雄”。首先，通过网络传播，已经成名的中年知识分子可以迅速扩大其思想和公共评论的影响力，如刘军宁、徐友渔、秦晖、崔卫平、张祖桦等人；其次，网络使新一代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如极具号召力的余杰、王怡等人；再次，网络造就民间英雄，如被奉为真话英雄的军医蒋彦永，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维权领袖冯秉先，优秀媒体人程益中、卢跃刚、李大同等人，大学教师焦国标和卢雪松等人，皆成名于民间的网络维权；最后，近年来，一个维权群体通过网络而成为著名的公共人物，这就是维权律师群体：张思之、莫少平、浦志强、朱久虎、高智晟、郭飞雄、腾彪、许志永、李柏光、李和平、李建强等人。

难怪有中国的基督徒说：虽然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大多数人也不信西方的上帝，但上帝的普世恩惠决不会遗弃苦难的中国人，互联网就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它为中国人摆脱奴役和争取自由的事业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2006年2月14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