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有功《唐诗纪事》说，参加科举考试，按规定要作一首八句四韵的律诗，祖咏却只作了四句。这四句诗就是他的成名作《终南望余雪》：

　  终南阴岭秀，

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

　　考官来收卷子，便问他：“啷个只写四句喃？”

　　他回说：“意尽。”

　　考官又说：“要求写八句，你只写四句，只能得鸭蛋。这盘你就没搞了。我看你这四句写得有点意思，何不再敷衍四句，及第可望。”

　　他回说：“宁舍功名。”   

　　果然，他落榜了。而他的毛根好友王维，此次却以第一名（状元）进士及第。并很快被朝廷擢为太乐丞，从此踏入了仕途。然而廿一岁春风得意的王维却逢人便说：“吾虽及第，但不及兄也。”他所谓的“兄”，指的就是凭了廿个字的《终南望余雪》如今已名满京城的祖咏。

　　传说祖咏家贫，居洛阳，与新迁来的官宦王家为邻。因与王维同庚同学，且既聪明好学又本份老实，故受王家资助颇多，基本上等于是王维的“伴读”。两人天资都高，才学相当，情趣相投，自然关系极好。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但两人毕竟贫富悬殊，其心理应该说还是有差异的。尤其对待功名，经济尚未独立的祖咏理当比王维更为急迫。然而他竟为了一首诗，为了艺术，而“宁舍功名”！    

　　当然，我们相信，这类“为艺术而艺术”的事，只能发生唐朝。唐朝不仅有崇尚诗歌的世风民俗，有以诗选士的政治制度，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崭新的以诗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当了官的诗人都必然地将提携赞助关怀接纳举荐尚在落魄中、尚在贫困中、尚在奋斗中的诗人视为己任，视为品德，视为风尚，视为一种鉴赏境界。所以，像杜甫那样不稼不商也能安家生子、喝酒吃肉的落魄诗人，才终身都有赞助者。并且，落魄诗人以诗投靠官员，展示自我，以蒙提携赞助关怀接纳举荐，也是一代风气，不必以此为耻的。所以，才有李白《上韩荆公书》那类肉麻的吹捧文字；才有陈子昂“千金买琴，聚众而毁，借以布诗”的商业化炒作；才有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哀鸣；……

　　从这个角度看，祖咏又是幸运的。他用不着象李白那样猴急，也用不着象杜甫那样下贱，因为他有以他为荣又忠于友谊且已然成功的王维。王维命中注定是他的终身赞助者。   

　　他这次虽落榜了，可名气反而比中了状元当了京官的王维更大，比王维更受京城上流社会各种圈子的欢迎。（这就是唐风啊！）所以他俩频繁出入于这种场后，互相增辉，那感觉之良好，也就不摆了。   

　　说来，他俩现而今的荣耀其实还是来之不易的。他俩十五岁就离家出走，到了长安来闯荡。开元七年，他俩十九岁，首应府试，便双双落榜。王维是音乐天才，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琵琶。靠了这一手，结识岐王範，经常出入王府。当时王维号称“京城第一帅哥”，再加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自然深受岐王的赏识。这样到了第二年科考前，岐王让他扮成乐工，带他到安乐公主府中去替公主演奏音乐。奏毕，公主非常高兴，连声称赞他。他于是乘机将所写之诗献上，并坦白自己的秀才身份，伪装乐工，实出对公主的仰慕。岐王又在旁边敲边鼓吹喇叭，公主见他才貌双全，人又如此机灵，于是心花为之怒放，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帮他一把。所以后来他以状元及第，端赖公主之青睐也。所以，他当的第一个官，是执掌宫廷乐队的太乐丞。   

　　可惜这一对“唐风新宠”风光了还不到一年，岐王範因事被贬，王维是他的红人，受到连累，也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很快离开了长安。失去生活保障的祖咏这下惨了，只好卷起铺盖，跑到汝坟山中，隐居起来。有诗为证：

            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独愁常废卷，多病久离群。

            乌雀垂窗柳，虹霓出涧云。山中无外事，樵唱有时闻。

 　　被贬在济州当仓库管理员的王维，薪俸有限，加之又无朋友，前途也渺茫，正郁闷得紧呢，也就对在数千里之外当知青的祖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另外，传说他到任不久，就被街上一个开药铺的少女的美貌所迷住，成天在药铺周围闲逛。买了凉药一会儿又要买热药，买了补药一会儿又要买泄药。终于有一天准备了一箩筐药名诗谜对伊挑而逗之，试而探之。谁知被她一一轻松解破，几乎吓了王帅哥一个坐读。这种才女少见！不仅美丽又大方，还能超越俗见，颇有文君之风。于是一来二往，两情相悦，不久就拜了天地。王维在生活的蜜中泡着，差不多也就认为此生只能变成一味蜜制中药了。   

　　转折又是起于祖咏。在山中当知青的祖咏，生活实在太苦，精神实在寂寞。他毕竟也才二十多点嘛，理想还是有的。所以苦熬了四年，终于出山应试，以一首《望蓟门》而进士及第。此诗写得大气磅薄，直追初唐四杰，放在诸“边塞诗”中，也是上品。然而他从未到过蓟门，其诗全凭对意境的把握营造，可见其诗才非同一般。

　　王维得知这一好消息后，连忙写诗一首寄向长安。诗云： 

       结交二十载，

　　　 不得一日废。

贫病子既深，

契阔余不浅。

　　诗写得虽臭，却非客套，既有对友的愧疚，更有对友谊的展望。鉴于《诗经·邶风·终风》有“生死契阔”一句，表生死之交，兼表友朋离别太久，思念得巴心巴肝。祖咏得诗后，就决定借湖南赴任之机，绕道济州，看望这位毛根朋友。

    史书上将他俩的这次会面记得极为简略平淡，不外如贯例酒醉饭饱各写诗述怀“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番而己。可事实上，经这次会面，两人的人生都来了个180度大转折。祖咏并未到湖南上任，而是转回山中，继续“安贫乐道”去了。王维则于第二年离岗退职，赋闲在家，当起了药铺二老板。生意之余，迷上禅宗，从此烧起了香，拜起了佛。他俩分别时，王维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送别》诗（此诗在《万首唐诗》中题为《济州送祖三》）。以后，在他为数众多的诗文中，就再也没有言及过祖咏了。其诗云：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此诗写得平白如话、平淡似水，然蕴有深情焉。诗尾巧用“白云”思友典，等于说“我思念你将永无终结”。而且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观之，可能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别说了，你放心去罢！白银我会源源不断地给你寄来的。谁教我们是义结金兰的生死之交呢？”

　　在此诗产生之前，可以说他的诗歌才华较之祖咏“差了去了”。然此诗过后，却渐入佳境，越写越好。相反，祖咏似乎从此退出了诗坛，彻底隐姓埋名了。后人收集到除“两望”外不多几首，极为一般。几令人怀疑他俩这次会面，在友好的气氛中，互换了诗脑。难道真如传说所臆想，祖咏为了友谊“宁舍诗”？而王维则为了朋友“宁舍脸皮”？   

　　事实如此：三年过后，王维二十九岁，回到了长安。生意之余，广泛社交，又写诗又作曲又弹琴又画画又书法又谈禅，忙得一塌糊涂，充实得很；艺术长进神速，名气也大了起来。又是三年过后，爱妻亡故，药铺关门，迁回洛阳。时丞相张九龄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住在洛阳。王维作《献始兴公》诗，献给张九龄。其中竟有“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这等无耻且露骨的话。要不是为了饥寒交迫的朋友，谁愿如此掉价？何况一个有庄禅思想并不穷的高干子弟艺术家？   

　　不久，王维被张九龄荐于朝廷，封为右拾遗。时年三十五岁。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路做将了下去，而且全是京官，从未离开过京城。当然除为母守墓两年，实实在在住在辋川而外。他的官越做越大，直到晚年。虽然他在五十六岁那年，差一点就罹祸了，总算老天爷保佑好人，终于逢凶化吉，遇难呈了祥。

    这事是这样的：   

　　天宝十四年秋，安禄山造反，兵逼长安。玄宗带领一班朝臣宫妃奔蜀。王维错过随驾机会，只得滞留长安。结果当了安贼的俘虏，并逼他当了贰臣。他也曾服药取痢，谎称喉疾不能应命，但因其名气太大，安贼说“要么当官，要么死！”八月，安禄山自封为帝，宴群臣于凝碧池，命乐工奏乐。诸工哭成一片，连仪仗队中的马象也不肯舞蹈，整死不前。一名普通至极的乐工雷海青，抱着琵琶骂贼，被拖出去乱棒打死。于是王维悄悄写下了血泪控诉的《凝碧池》诗。第二年唐军收复了两京，凡当了贰臣的都跑不脱，王维也被关了起来。多亏他写了《凝碧池》一诗，加之其弟王缙愿削己职赎兄之罪，刚坐上龙椅的肃宗也就原谅了他。第二年，他又官复原职了。三年后，他死了，朝野为之共悲。

    他是艺术天才，艺术的各个领域造旨都相当高。尤其诗歌，与孟浩然齐名，人称“王清孟淡 ”。他语言朴素，以善于经营平常文字而建构高远意境著称。禅理哲理，飘渺于字里行间，决非纯粹之隐逸或田园诗可比。他尤其还是一个道德完人，是著名的孝子。一踏上仕途，就将母亲接来早晚侍奉。其母终身信佛，他捐出修了五年的辋川别业，改建为佛寺；就将母亲葬于寺旁，守墓两年。他对爱情也异常忠贞。他的夫人乃一开药铺的平常市井女人，而他是官宦子弟，政府官员。他则能以感情为重，不计门第俗规。他夫人死时，他才三十二岁，应该还算青年。可他却从此不娶，独身至死。这于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他对朋友的忠义，苍天可鉴，同时代人，几乎有口皆碑。他是佛教徒、素食者、独身主义者，挣那么多钱拿来干啥？一是修了辋川别业，二是帮助了朋友。譬如祖咏一家几兄弟，差不多是他包养了起来。祖咏的小兄弟夭折了，他写了首著名的悼诗《哭祖六》，简直感天动地义薄云天呀！他不仅是性情中人，而且具有佛教徒的慈悲心怀。因此，对他来说，身外物只配拿来做好事、积善德。他的物欲很低，加之主观压抑，谈不上什么享乐，离苦行僧并不远。他之享受，全在精神层面，道德、艺术、宗教、哲学。   

　　当然，具怀疑嗜好的后人对这个完人仍有不少质疑。譬如一，史书上说他父亲一直在当官，死在他之前，他为何不守孝？他的诗文中为何对父亲只字不提？譬如二，自从《送别》祖咏后，祖咏一直隐居在终南山，直到四十七岁死去。时王维官居库部郎中兼吏部郎中，相当于物资部长兼组织部长，为何不提携祖咏？不将其邀至辋川别业？甚至至死都不再见面？死了也没有一篇悼文？……这一切并不符合王维的一贯为人呀，更不符合跟祖咏的“生死之交”不是？要么他们之间有一场“宁舍诗”的交易，祖咏信守诺言，一辈子甘当幕后的“枪手”？要么祖咏得了“不可接触”必须逃离人群的怪病，如严重抑郁症转精神分裂、麻疯或吸毒？他只能接受王维的赞助与恩赐？而王维摊上了这个花钱的主，在没有选择余地时，违心地“宁舍脸面”，违心地再入官场？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某方面而言，王维其实还是相当善于炒作自己的。譬如那个著名的《按乐图》故事：有人拿了一幅图画请王维他们高雅人士鉴赏。此画无题，也不知作者是谁，出于何代，但画得很好。画的是一群乐工正在奏乐；个个神态生动，诩诩如生。王维说：“画的是《霓裳》第三叠第一拍。”大家不信，以为这不可思议。就请来乐队真正演奏《霓裳舞衣曲》，至第三叠第一拍叫停；按画中乐工之指法一一对照，果然无一差错。于是众人对王维之超人水平五体投地，愈传愈神。——面对一张小提琴家或钢琴家的演奏彩照，我们难道能看出他演奏的作品？音乐是“时间艺术”，绘画是“平面艺术 ”，只能表现事物的“一瞬间”。既是一瞬间，此时乐队只能在发一个音。因此，我还可以说他们在演奏贝多芬的《英雄》呢，因为任何音乐作品中，都有这个单音，所以王维基本在扯蛋。

　　有鉴于此，许多年前，我还在深山中当饿农时，就勾起我对王维生平疑团尤其是艺术疑团的探索兴趣。这自然出于我的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嫉妒。须知他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 “朝野通吃”的大赢家。正因为有了他，唐以后才出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为“通吃”张目，颠覆“隐逸——不合作精神”的掠美主义理论。这对于一个象祖咏一样隐于蛮荒之地，贫穷潦例，前途一片灰暗的我来说，通吃者的辉煌，是我永远的痛！

　　读了廖亦武的网文《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居然有了也想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倒他妈一瓶敌敌畏的冲动。——足见我的嫉妒病，几十年来，依然如故。不过我以为廖兄通吃的赢家看走了眼。袁红冰蓄谋巳久，孤注一掷，背叛朝廷。朝廷的通缉御犯叫他如何朝野通吃？他确在炒作，而且成功了：四本书出版商争着出版，翻译家争着翻译；预付稿费都快百万了，中外文坛哪个有这种本事？不过这本领只能划归“聪明”，他炒作之种种言论，自恋太过，迷恋宏伟叙事，好用正面大词，以“大我”姿态发言等，不仅引人反感厌恶，且预示他之美学等级，尚未开窍，离“智慧”还远着呢，赢的也怕只是市俗口袋里的钱，他不配我们嫉妒的。何况他之叛逃本身，他书中那些血淋淋的内容及其反共理念，总给了朝廷脸上一猛拳，我们是应该为之鼓掌喝采的。难怪海外圈圈功写手徐沛先生写了一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网文，善意地劝说廖兄，希望他“凡是朝廷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先分清敌友再说。我以为他说得在理。

　　当今文化人，妄想朝野通吃的自然不在少数。王蒙贾平凹苏童余华之流就不说了，朝廷桂冠戴着，民间掌声响着，这样不也有些年月了么？话又说回来，你没得鲁迅的时代，没得巴金的狡诈，没得钱钟书的学问，没得金庸的天份，没得王朔的脸皮，要想“朝野通吃”，谈何容易！尤其现在有了网络，野仙们除了自己还服谁？况他们口没遮栏，且以此为荣乎！所以，纵然御用金冠戴得十分牢靠，余秋雨还要借赞美嵇康来讨好民间；余华还是要冒充“异端”，仿学“反动”，同自由主义套近乎，来拉动“民间份额”。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由主义阵营的钱理群之流，却转而迎合朝廷好恶，大淡什么反美及民族主义；而宪政主义之流却一厢情愿地梦想“南书房行走”……这些“大家”的可笑行为本身，不就证明“通吃的汤锅”其实并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么好吃的。既是朝廷的宠儿，又是野物们的精神领袖，这可能么？既然嵇康的代价是被朝廷砍头，那么钟会的代价就必然是受到嵇康们的鄙视与奚落。没得哪个能做得象王维那么完美，——如果你不幸并未生活在唐朝开元盛世的话。何况他于千年以后，毕竟也受到了质疑。

    “大家 ”们不明白，受宠于朝廷，纵然可以进官方文学史，甚至所占比例极大，但这种“辉煌 ”终归是要改写的。只不过比我们活得精彩一点富贵一点亢奋一点而已，不值得羡慕；因为“名利双收”并不等于“朝野通吃”。譬如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新南非的库切，都是诺奖得主，无疑都是名利双收者，但他们都因得罪他们的“朝廷”而不得不流亡海外。高行健也是诺奖得主，也是流亡者。不过他的作品既跟“朝野”无关，也跟“通吃 ”无关，只跟中国人的精神及其人性有关。故朝廷羞羞答答不敢表态，而野物们也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现在袁红冰也是流亡者，也是写小说的，不过他的作品还是个未知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跟朝廷的苛政有关，跟中国人的血和泪有关。他能否获得文学的最高荣誉，那只是他自己的事，或者只是评委们的事，基本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的文字仅为“心安理得”，象病中的祖咏一样，文字只是他赖以维持生命的药啊！只要服药的是我本人，至于那药的荣誉归谁，那还管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