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机构不独立，这是一个并非单靠大学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的现实。问题是如今许多大学当局连独立意识都丧失殆尽。由任命产生的大学当局，越来越把自己定位成政府在大学的代理人和监管人。于是，把大学塑造成听从命令、不出状况的政府下属机构，便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习惯于对来自“上级”的“指令”闻风而动（“上级”二字加引号，乃因对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或曰学者社会来说，无论与自身之外什么性质的机构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都极其荒唐、极其可悲），特别涉及政治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各校最是忙不迭地表态，当成中心任务层层贯彻，唯恐配合不紧密。如果说文革前二三十年间大学缺独立性还是隐性的，现在已是赤裸裸的。

对大学的独立性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弃自身探究知识和真理的使命而去接受外部指令、配合政治任务，并借教学活动来贯彻。这种配合，使讲坛充斥大量毫无价值的课程。不仅如此，还使大学背离知识探究的中立原则，向学生灌输政权偏好的思想体系。这情况始自五十年代。国家长期动用权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推行一种特定的外来学说，把这种学说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出来，抬高到独尊地位，利用大学讲台系统灌输。思想解放以来，经几代学人艰苦努力，受偏袒的学说虽仍然占据太多课时，但已经从作为膜拜对象的神坛上降了下来，逐渐向人类思想史上众多政治学说之一种的地位回归。如果彻底回到这种位置，它自身本可以作为多元思想的一种，既能与其他思想之间构成竞争态势而对自身或别的思想潜在的危险倾向起到遏制作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多元的选择。然而，据国内媒体报道，这种学说最近又从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准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国家斥巨资实施“马克思主义”工程。这一启动资金达2000万元的思想“工程”总共13本书，每书成本耗资百万元以上。而13本书都将作为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这类意在精神灌输的课程90年代以来已经占过多课时，许多大学即使采取变通性安排，上这一揽子课程也几乎要耗掉整整一个学年。学生交纳了很高费用，真正有知识含量的课程却要到第二学年才开始。该“工程成果”进入大学，将挤占更多课时。这还在其次。真正严重的是此举势必使一种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非理性态度渗透在课程中。参与其事的程恩富不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这种认为一种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解释万事万物、解决一切问题的愚蠢态度曾经使我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与世界差距拉得非常大。人们好不容易才通过思想解放触摸到理性精神，而今重新制造这种愚蠢，除了使我们这个民族继续远离理性精神，除了确保落后或贻笑大方，恐怕别无所获。而大学在原本最该由自己纯粹根据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来决定的课程设置上，去接受与这种需要相悖的安排，由此表明的依附性、下属性地位是相当可悲的。

如果说由接受指令表现出来的不独立尚有无奈之处，那么，而今大学在其他许多方面并非不得已的表现和作派，则显示了气质性的自甘沦落。这里略举一二。

例如，不为大学的生存之本争而争学校的行政级别，这在我国大学是普遍现象。尽管无论给大学争来个部级省级什么的，其滑稽都不下于寺庙、道观顶了处级、厅局级官阶。而大学争行政级别意味着双重沦落：一方面与整个社会近一二十年间愈演愈荒唐的“官本位”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彻底弃独立性的典型表现。这双重沦落还有更广泛表现。前十来年，大学拉高官当挂名教授成风，似乎有高官挂名，大学便可身价百倍。近年已经不满足于向高官奉送教授头衔，而是拼命拉来出任要职，一旦成功，就多了炫耀资本。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刚卸任的部长级官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受邀出任该院院长时，用了“双喜临门”一词，并津津乐道于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与北大、清华的一样，都成为“部级学院”。读到这则报道，不由想起克林顿卸任后竞争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而落败的事。按这里眼光，哈佛大学重学术背景而全然不看官位，简直笨得出奇。然而，恰恰这种“笨”显示了哈佛大学十足的底气，也恰恰是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大学于下意识间流露的以官为尊的心态泄露了我国大学的精神沦落已经到了大学要依仗官威来显身价的地步。其实，如果高官有相应学术背景而又愿意弃官为学，受聘并无不可，但大学乐此不疲地去争枪高官、把争抢成功当喜事，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就很卑微了。说来好笑，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让我忍不住想起几个月前（好像是10月11日）从央视二台 “马斌读报”听到的“轶闻”：某大学今年新生手册在介绍学校教师时有如下内容：某教师长得如何帅，某教师声音又是如何有磁性。这好似花街广告般的内容下作得有些离谱，可在我眼里，与权势调情不比这好到哪里去。

不仅赤裸裸的趋权，也赤裸裸的趋钱。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竞相争“聘”毫无学术背景的富豪当教授，这种闹剧突出暴露了如今大学的趋钱性格。除了向权力、金钱献媚，也向明星献媚。聘演艺明星当教授早已成旧闻。而数月前沸沸扬扬的刘翔免试读博，该与不该，姑且不论，真正表明大学滑得太远的是相关大学指派十几位教授上门授课。莫说中国体育走的是一条与大众体育相背离的精英体育之路，这条路的实质是国家把夺取奖牌当目标，为此，用纳税人的钱集中资源于精英培养而忽视民众健身条件。据有心人估算，平均一枚金牌，投入达7个亿。这种情况下，取得再多金牌，价值都大打折扣。而单从这件事暴露的滥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看，大学在教育公正问题上已经没了底线。

丧失独立，还有一特殊表现不能不提。

大学变异为政府下属机构，不断从政府接受指令。这情况延伸到校内关系上，是前面提及的校内行政与教学的颠倒关系。行政系统指挥和支配教学，90年代以来逐渐常态化。庞大的、支配欲强烈的行政系统热中于制造出大量“工作”要求教师完成。其中许多“工作”极其荒唐，干扰极大。别的不说，仅只填写大量无意义表格，就令教师穷于应付。一份科研成果表或者教学计划表，交叉重叠而又个个不甘寂寞的行政机构，会要求教师反复填写多次，弄得不堪其烦。再加上由行政主导的各种“评估”、造假，本应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师生陷入大量耗时耗神、于创造无益又败坏心性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已是经常性、例行性的。最近有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国际竞争力差，影响中国进入知识经济。原因固然多多，其中，根本原因无疑是经常性配合政治或时事任务，使教学脱离探索真知所必要的中立性，但校内行政源源不断制造出“工作”来骚扰教师，使师生的研究和教学时间被大量侵占，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