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胡愈之找柳亚子谈话，以张申府为例，“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胡愈之的公开身份是文化名人，实际上却是“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特别党员”，大概他察觉到柳亚子也念念不忘自己的革命历史以及与领袖密切来往的关系，处处以“革命先进自居”，因此有意以张申府为例敲山震虎。

　　对哲学有浓厚兴趣的张申府早年在北大求学、任教，成为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筹备，在欧洲曾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他完全有资格自居“革命先进”。 1923年底，张申府从欧洲回国，与李大钊久别重逢，十分高兴，言谈中，他表示希望回到北大继续教书，李大钊愿意帮助，写信向胡适推荐，但未获准。张申府猜测，也许是胡适认为他们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他。那时，张申府的思想与胡适确实太不一致了，他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信仰罗素哲学，他在法国巴黎的油印刊物《少年》上写文章，经常用“R”这个笔名，因为英文中“俄国”（Russia）和 “红”（Red），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第一个字母都是“R”，他自己解释，意思就是“红色的罗素”，他是最早将罗素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人，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者。

     1922年5月，胡适和蔡元培、丁文江等16位知识分子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呼吁“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挺身而出，“和恶势力奋斗”。远在欧洲的张申府很快就在当年9月出版的《少年》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予以批评：

   “他们主张与活动方向总而言之，不外乘机改良，无根本不可变的主张，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原，早晨头疼，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倘其主张能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可是至于一般小民，至于农工，生活如何，则犹难必。不但不能必其利，至少一部分要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即在士绅与农工，生活方式不同。知识阶级原来是资本阶级（靠资本生活的）的附庸，必不敢过于得罪资本阶级，利害如何能与农工小民相容？”

　　那个时候张申府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确实远得很。所以他进不了北大哲学系，于1924年初南下进了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部长，不久辞职，以后的好多年在许多大学短期任教。直到1931年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为哲学系专任教授，教逻辑学，并在北大兼课。据他的学生回忆，“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装，严整地打着领带”的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他在逻辑课上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把课堂当成了他的政治论坛。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连窗口也站着人。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幕后总指挥之一，因此锒铛入狱。由于朋友、家属积极救援，包括冯玉祥、梁漱溟等出面向当时统治北平的宋哲元说情，他在被押70天后出狱。

　　抗战期间，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他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他的参政员当不成了。他在重庆开始热衷于搞宪政座谈会，就是各个在野小党派的经常性聚会，包括张君劢他们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他们的青年党、章伯钧的第三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沈钧儒和他算是代表救国会派，民主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过来的。

    　到1941年，张申府“政治部设计委员”的名义也被取消了，每月200元的薪水没了，生活陷入困境。先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办事处每月补助他50元，要买外文书时，还有一次另外给过补助。到1942年，周恩来安排《新华日报》办一个副刊《科学专页》，每月送他150元编辑费。两周一期，从2月到9月，一共办了16期。因为报纸改版停办了。从1941年到1942年，张申府生活艰难，他在晚年回忆，还说其时“穷居在重庆西郊猫儿石鹅项颈山”。在穷居的日子里，他思考社会人生哲学，写过三百则《家常话》，其中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

　　最终张申府还是向自由主义靠拢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在《观察》周刊等杂志上的文章，应该说还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不过他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强调平等先于自由，在《论中国的出路》一文中，他曾指出，要了解自由主义，除了罗素的《自由与组织》外，还有拉斯基的《欧洲的自由主义之兴起》一书可读。

　　到1948年10月，国民党败局已定，张申府在《观察》头条位置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长期的和平”、“为国为民的和平”。在有些人看来，在毛泽东即将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论断时，他还在那里呼吁和平，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以后的命运由此已注定，连他的妻子、左得可以的妇女运动领袖刘清扬也决然和他划清了界线。当时他在华北学院教逻辑和西洋哲学史，这是李宗仁办的一所学校，当然也成了罪名。

　　张申府一生走过的道路包括他的信仰都很复杂、曲折，他不是一潭清水，可以一眼看到底的。他是个多姿多彩的人，他是革命者、哲学教授、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罗素思想的热烈传播者，也是自由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理想主义化的，与“打天下、坐天下”的工具理性不能相提并论。其实，张申府在1949年后遭遇的命运不仅有思想上的原因，而且早在“五四”时代就埋下了远因，当时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助手，他曾地批评过助理管理员毛泽东写的卡片字迹潦草，要求毛重写。三十多年后，当年的助理管理员得了天下，坐了龙庭，又岂能忘记重写卡片的微末仇隙。哲学家张申府，面对打伞的和尚君王，他后半生的命运成是刀下之俎、瓮中之鳖，“红色的罗素”那里还红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