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 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迈入中年。人到了这个岁数，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 （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着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行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罢，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着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着说，‘我是黑帮’。‘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生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夹着我，呼着口号，跟着被扭着胳膊坐着‘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XXX——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着。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有删节——笔者）

    ——伏生《那天， 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原载「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一

    卞仲芸老师在血腥的1966年八月五号被乱棍打死。

    八月五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众所周知，毛在这一天炮制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何以要写一张大字报呢？

    他不是拥有他的各种喉舌和媒体吗？

    他把自身定位在写大字报者的地位，意味何在呢？

    他写大字报的日子和卞老师之死重合，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呢？

    毛写大字报，是为了对所谓工作组“镇压”学生的罪行实施抱负，那么，工作组是不是施行了暴力呢？

    在工作组撤出以后，后工作组实行的，是不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而且变本加厉地实施暴力呢？

    在此期间，工作组和校领导机构及其当时已经产生的红卫兵，又发生联系呢？

    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或者造反派，对于卞仲芸之死，抱有何种态度，他们的人性和革命性又是如何的呢？

    ……总而言之，在毛式色彩和刘氏色彩混杂交错的，血腥的1966年八月，学生打老师，打校长，打学生的暴行，提供给历史和我们中国人，一种什么样子的信息，什么样子的启示呢？

    人民，领袖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又是如何相辅相成的，互为帮凶和屠夫的呢？

    人民和领袖的双重野蛮和堕落，究竟可以达到何种令人毛骨悚然之恐怖境地的呢？

    对于历史学家和文革研究者们而言，毛的炮打司令部，卞仲芸之死，给北京，乃至全国的文革，以何种样子的榜样和效法，以后的残暴屠杀，又是如何加剧的呢？

    ……

二

    解释所有这些问题，是我们辨析卞老师死难的关键所在。

    一般而言，文革的第一颗信号弹是1966年六月初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原梓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炮制，其意图完全来自毛派政客康生及其老婆曹氏。这个历史已经清楚。

    随后，毛派出的中央级别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这个信息本身，在当时和现在的读者看来，都属意毛同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运动。且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毛派政客陈伯达——此人后来成为文革小组的领导人。

    于是，在刘邓主政的“北京中央”，工作组的派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正像毛在1957年讲过的一句话所说明的，“事情在起变化”。这个变化是，毛的文革意图和刘的文革意图的截然不一。

    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的毛刘较逐，所谓天有二日的现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脆弱而实际的存在。这个官僚统治集团，在如何操纵和实施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已经出现隐性的斗争和摩擦。而随着毛在六年代中期，任用林彪，掌控军队，和周恩来用大型舞剧「东方红」的演出，表态支持毛派，中国政治层面两派势力你争我夺的局面已经形成。

    而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个天有二日的局面，造成他可以无法无天，一人独道的绝对独裁局面。

    但是，这两种势力的消长，在六年代中叶，尚未完全见出分晓。毛发动文革的意志屡屡受挫。人们回忆他如何发出其政治信号的故事，说明了这个挫折感于他，是确然存在的。比如，他要发表「海瑞罢官」，这篇司马昭之心之文章，所遇到的阻力，可以证明。这个阻力的化解，还是周恩来以发表“学术争鸣”文章为据，使其刊载在北京的报纸上，疏通了毛所谓“北上”意图——那篇文章是由上海文汇报首发，由文痞们接受其意志所为的。

    于是，在一开始，毛发动文革就遭遇了阻力。这个阻力的形成，凸现了他做为一个超级官僚，和整个官僚阶层发生冲突的现实。毛把自己摆在大字报写作者的地位，说明了好几层涵义。而第一种含义是，他把自己和刘官僚集团拉开距离。于是，出现人们经常讲到的，独裁者和官僚集团拉开距离的历史现实——就像历史上许多独裁者以贵族和官僚为敌那样，而这种树敌行为的最终目的极为明确，就是要把他们打倒，致于死地，好建立他的个人独裁。（至于他致刘死地有什么“伟大目的”，人们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但是，他们无法否认，一切，是在毛的意志和辖制下进行的。他的文革，无论是文化，是革命，还是其他种种据说很伟大的试验，是用毛思想，这一个头脑中的思想统治之，使其一律化，而非多元化，“造反化”的——如果人们很想议论“造反”这个特殊词汇。）

    在另一方面，毛式独裁如历史上所有独裁者一样，他打出“人民”这张牌——举凡中国各种事务之名称都有“人民”之谓，道理源出于此。而人民，的确成为他纵横捭阖文革这个棋局的重要筹码，几乎是全部筹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筹码。

    对于如何操纵人民，毛刘的看法是一样，又不一样的。毛在1949年，1957年，其看法基本一致——虽然，其间，有利用农民实施暴力，消灭了几百万地主这个事实——这个方式是文革的前奏，因为，毛让底层农民打倒地主和富农（就是维持中国农村和世界联系的乡绅阶层），从而给暴力赋予合法性合理性。所谓贫下中农为此杀死了二，三百万之众的，交出土地，双手投降的地主——这个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文革里，他让“人民”——红卫兵，造反派如法炮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以类似土改的暴力杀戮，起来打倒毛弃置如敝屣之敌手，那个官僚集团中的某些敌人，而保护另一批官僚，如张春桥等。

    而刘们，只是理解和记忆了毛后来反右的做法，没有重温他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老痞子法。于是，在区别文革形式的问题上，毛找到了发难于刘的一个借口。再从这个所谓的“形式”之借口，直捣“内容”之借口。以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为之定罪。这成为他写“炮打”的一层原因。

    其间，他在一系列的故作神秘的出游和讲话里闪烁其辞，让其敌手不知所云，不知所措。

    我们现在初步考察毛在南方的那些日子的思维和行动轨迹。

三

    许多文革中人，把这个毛的故作神秘和故作沉默期，叫做“初次发动”。把毛从北京回来“再次发动”——这是人们只能阅读马克思主义，且被其涵义和语境所桎梏。因为，这个术语没有解释毛意本来就是要分两步走，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刘邓的阻止；而刘邓，也是在执行毛意，并未出现和毛意不一的行止。问题是，中国的蹊跷是，一旦皇上发威，只好“臣罪当诛”，万岁万岁万万岁！

    实际情形是，毛在首肯刘邓派出工作组问题上，是取得中央一致同意的。

    这里我们引用邓小平的一个讲话——“现在北京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的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一种是调干，临时集合，由新市委派出，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邓小平在北京大学、中学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如上所属，“初次发动”，也是毛的发动，同样是刘的发动。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方式。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大毒枭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派出工作组。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果然写出他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

    在另一个层面，毛在1966年六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印发的“造反有理”的语录，造成了同样的假象。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直到今天，毛意如此，还是不被人们全然接受和理解的。人们炮制毛意和刘意的各种神话，以说明他们或者有一方的对的，或者有一方是错的。而官方，就在不同时期，扮演着或者拥刘批毛，或者拥毛批刘的把戏——在所谓打倒四人帮前后，这种说法前后出现，自向矛盾。

    我们在下面对卞老师两次追悼会的解释中，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在“文革五十天”问题上，毛这个超级官僚和官僚之首，打出一张王牌，使得刘处在中国人所谓“五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之境地。

    只是这个治罪，即是治罪，也不是治罪。是罪，但是毛对于刘罪不是遏制，而是变本加厉——就是说，他可以以解放为名行更大之杀戮——他登上天安门，号召“要武”，号召杀戮——这时候，无人敢说，毛罪之有！毛，就是这样治罪于刘，而放纵于己——他的人民，以百万之众对他欢呼呐喊，也要去匆匆杀人了！

    所以，人们在解读所谓刘以工作组方式抵制文革，或者说，以工作组方式制造文革秩序的时候，他们都处在不辨真相的历史烟雾毛之烟雾当中。可悲的是，毛阴魂不散，他那一片烟，还是有人被完全罩住，在四十年后的今天。

四

    而毛七月后半期回到北京，就撤除工作组，开始“再次发动”——其实是收获他的猎物。

    用他的话说，敌手有了一个表演的机会。上一次，他给了右派们一个机会。现在，他给刘邓们一个机会。而在独裁者，官僚和人民之一部分，察觉了他的游戏手法。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像各个时代的赌徒一样，他们甚至不惜把性命押在这个赌盘里。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清华大学的蒯大福等人。

    于是，我们在此解说包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内的，那些红卫兵组织是如何被毛意诱导而纷纷出笼的。虽然，在辨析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与否，成立的具体时间问题上，迄今考据不清。（但是，文革研究，如果真的有此研究的话，人们其实还未到像考证红楼梦一样对待文革来一番细读分析——在大是大非还处在语焉不详的四十年后！）

    然而，在毛意红卫兵和刘意红卫兵之间，已经出现两股政治含义不全一致的组织，虽然他们同属于官僚的政治工具甚至游戏玩具。一如前言，毛在文革预热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动作中，在全中国造就了两个政治信号源。一个是一般而言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体系，以刘少奇等人及其文化官僚为代表。他们炮制了毛后来漫骂之“才子佳人部”，“封资修”等名目的“开明”专制文化，含教育文艺等子目。毛林彪等，则炮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部话剧的名称），“四个第一”，毛语录等极左文化。毛甚至重复刊登“造反有理”这类煽动性语录，以教唆青年，让他们培育一种斗争和杀戮意识，惯称阶级斗争意识。

    在1966年六月，聂元梓大字报出笼的时候，毛则更进一步，不但在思维上示范造反，而且制作榜样的模式，提示青年人效法聂氏，站出来反对党委。有人说这是毛允诺人们反对党的一个例证。可惜，他们忘记了，没有一场革命是由皇上指导的——这样一个历史常识——毛反对党的意图，其实只是在打倒刘以前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二，他启用的红卫兵是他造成政变的人民资源，以期人们把这个私人目的看成是革命和人民的意志。三，人民实在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利用。他们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就又完全回到毛周之体制之内，像在1949年，1955年，1957年一样，遭受来自官方而且是纯粹官方的大规模整肃——只是刘被排除在外，一切复旧。

    同理，刘为了维持他的文革掌控全，不被毛找到借口，他采取了与毛同样残暴的做法。在北京一些中学，尤其是在师大一附中，刘直接控制了那里的阶级斗争。而邓，则通过其女儿邓榕，控制了卞校长所在的师大女附中。

    按照党文化语言，以邓榕为首（虽然她不是代表会的成员），加上代表会的七名成员宋彬彬等，是不是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镇压路线呢？答案就是卞仲芸之死。以代表会为一方，以反工作组的「红旗」红卫兵为另一方（那是毛派，或者毛林派，军队体系派出身的干部子弟），形成了师大女附中的政治格局或者言革命格局——而邓小平甚至要调查反工作组成员的爹妈身份，以事镇压。邓榕的著作里记载了这一段内容，那正好是毛指示撤销工作组的一次会议。邓说，她知道工作组要撤销的事情哭了。她还说，看见毛出现在会场，全场成为欢乐的海洋，等等。

    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在卞老师被打死的那段时间，虽然工作组已经撤销，但是，宋氏，邓氏为核心的校方领导机构，还在行使其权利。卞老师在八月五号被殴打的时候，这个机构在“开会”——这个情形好像是纳粹在街上杀人，可是当局还在讨论战事——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在近在咫尺的杀人现场，杀戮活动中保持着罕见的沉默，旁观和暗许。而我们在阐述红卫兵问题的背景时，我们要说，无论卞校长是那一方红卫兵打死的，校方是犯下纵容杀人罪！而且当事情发生后，这些人跑到医院责问家属，好像要连带诛灭的气势。须知，他们是在革掉一个反革命者的蚂蚁一样没有价值者的性命。

    是的，在此之后，我们也许分不清是毛氏红卫兵还是刘氏红卫兵在延续这个屠杀。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至少毛刘二人，对于卞仲芸之死负有最高责任者的责任，或者罪责，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是毛造成杀戮和革命的大局，他要“天下大乱”，“无法无天”。以后，是刘邓采用“老革命”的方式搞新反右，也是涂炭无辜。毛隐身南下，直到他回京，刘实际上被剔除，此前，刘邓在掌控中学的运动，尤其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杀人事件，就是在毛回到北京，而刘邓尚在通过儿女掌握实际文革权利的关键时刻。其中解读卞仲芸之死的所有密匙就在于此。

    换言之，镇压反对和赞成工作组，镇压反对或者拥护毛刘邓的红卫兵，在区别他们秉承父命而大打出手的时候，就体现了党文化，党教育，党的“驯兽记”（原话出于古稀腊哲学家西赛罗指责极权主义的著名演说——笔者）在逻辑上的同一性。问题在于，历史，无法为毛刘邓几人的责任解脱。说毛氏是试错，可以杀人者，和说刘邓是建立革命秩序，而同样可以杀人者，是杀人和杀人事件的辩护者，没有任何道义可言——无论是四十年，还是四百年之后，都是一样无任何道义可言。

    我们承认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今天，对于这个历史上的错综复杂，中国人还是处在一头雾水当中。这个问题的混乱在于，红卫本身及其意志，被毛刘之间的斗争分裂和分身了。

    宋彬彬和邓榕的红卫兵，按照刚才我们阐述的逻辑，她们当然属于刘氏红卫兵。这个红卫兵，成为卞老师之死的直接责任者。就像邓氏1989年6月九号出来主持那个政治局和大佬会议一样。邓榕和宋氏，刘静等人，当时出现在卞老师死去的医院，并出具了有七人签名的“责任书”，就是铁证。须知，邓以为，1989年的事情他做得正确。他的女儿，在1966年八月，也以为做得正确。因为，卞校长是四类干部，受到他父亲的首肯，定为四类——而当文革中人，一旦被定位为四类干部，就丧失了人身安全的最基本保护，可以像纳粹时代的犹太人一样被革命和党的车轮碾碎。

    而反对工作组的红卫兵，上到清华大学，下到清华附中的，那些接受了毛意政治信号的蒯大富等人，以及师大女附中的某些反工作组成员，也在这场屠杀里“不甘落后”。该校「红旗」成员在案发后，跑到医院，他们给卞校长的尸首，留下一张江青，陈伯达关于“革命”合法的著名讲话稿。他们一伙人把这张抄件仍在医院的一张桌子上，汹汹而去。

    三种势力，在力图证明他们对于杀死卞仲芸是表过态度的，起码，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这三种势力是工作组后校方势力代表，邓氏家族的红卫兵代表，反工作组红卫兵的代表——这三种势力形成一个为恶同一性的存在。这个信息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也就是说，反对工作组的人的工具性目的，是要打倒刘。而邓氏，宋氏报工组作的人的工具性，是要保护刘邓。而他们在对待杀戮和革命这个问题上属于一丘之貉，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在“驯兽记”中被养育出来的革命人，革命工具——他们属于人民的精英分子，至少在1966年。

五

    毛刘本事一个政治体系中人，但是他们的区别在于，刘邓周等官僚，他们没有毛为“人民儿子”——这个资源——没有朕即是神，这个人造神之资源。所以，他们在1966年八月份，面临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承认毛是神，承认他已经多少煽动起来的“人民”，因而他们选择了服从。

    二个选择是，他们要顽抗到底，要革命到底，要杀戮到底。以期证明，他们服从了毛的“斗争党内走资派”的初衷——殊不知这个初衷是要打倒刘本人。而刘邓，就是在这样一个色厉内荏的尴尬局面中，把自己及其子女的权利维持到最后。这个最后时期之到来是参次不齐，全国不是“一盘棋”的。而出现规模不小的错位和误导，如后来的“武汉事件”（见「东湖风云录」）。

    至于我们阐述的北京此间皇家女校的悲剧，实在要追述到这所学校的文革开始，刘邓工作组的进驻。

    受难者家属出具了珍贵收藏的第一手或者拷贝之第一手史料。

    这些材料说明，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是有所谓高层人物在背后操控的。卞仲芸在工作组时期，就已经向有关中高层领导人写信控诉——一如左拉的“我控诉”。这些控告以一律无效宣告结束。不但无效，且要卞校长以血诉控，付出生命之代价。而她经常与之联系的北京市委之领导者，如吴德，就说——在事件发生后——“死了就死了！”

    有人以吴德出于服从者地位，实为无可如何为理由，为之辩解。的确，当时是狼主当道，要行吞噬之事，狼仔们也自然无可如何。但是，语言自有其局限性。这个“死了就死了”的判断，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成为一种人性的解读！

    如果按照王先生的记忆和史料记载，卞校长在北京发生文革以后的行迹如次。

    1966年六月二十九日，她在给邓小平的一份信函中（摘录）透漏了工作组镇压所谓革命运动的种种迹象，说明：她自身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在“批判”了该校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后，她主要为自己被袁淑娥诬告以做澄清。以后，她呈述了工作组时期的打人事实。

    “四、坏人直接到场煽风点火制造了严重的打人事件……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話，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台上发言的人揭发得越是激昂慷慨，要我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坚决不承认，就被打被辱骂得越厉害。我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现在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症，在这次被打的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医务室检查，血压是高压180，低压110.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恶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下面是王先生保存的一些大字报，其中内容证明了卞校长的自述。

    “附件：大字报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耘）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索索（嗦嗦）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一副）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

    师大女附中 中四·三”

六

    打人发生在六月二十二日。这是毒打致死那场悲剧的预演。所有关于工作组时期革命是在秩序于控制之中进行的——这样一个判断是不顾事实的谎言。也提供了所谓刘邓把持的文革局面是文明的局面的一个反证。而在这所学校之外，类似的殴打已经遍及北京。据王友琴书载，这段时期被打致死者有一千七百多人。

    而在全国各地，有关的数字记载，也着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獗。

    据有作者统计，在北京地区打击反工作组的学生很普遍——“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1966年八月八号‘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在另一方面，毛鼓吹巴黎公社的真正用意，是打乱官僚集团的老秩序，以适应新的官僚集团或者说革命集团的毛秩序。“天下大乱，以达到天下大治”——而二者之政治经济乃至制度内涵，是基本重复的。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在此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乱斗中，在社会生活上原地踏步，甚至大大倒退。而文化革命，就是毁灭文化。

    我们要提前强调的是，家属希望他的妻子之死，会引起官方的某种注意，以卞仲耘一人之死，以制止更多无辜者免于死难。他的想法被从反面被证实了！八·一八以后的女八中，女四中，等等学校的老师，校长被殴打屠戮致死。毛式血腥赶上刘氏“资反路线”，上演了北京——中国的屠杀大合唱！

    卞仲芸的黑色星期五（家属在他1966年的老年历上涂黑1966年八月五日——这个日子），直接衔接了1966年同样黑色的“八一八”毛接见，毛“要武”——他对师大女附中领导机构成员，也许是第一成员，宋彬彬所讲。

    鼓吹巴黎公社的十六条，好像制定了要文斗的指示，但是这个条款的小内涵，被包括在更大的，毛式革命和斗争之大内涵之中，成为一种装饰品。打人事件，杀戮事件，在此之后越演越烈，成为一道血腥的风景线。

    根据上文作者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而在校园之外，北京大兴县的大规模屠杀，造成的血腥场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民革命之狂欢！

    大兴屠杀发生的时间也很关键。他发生在66年8月26日，是十六条制定以后。“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后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遇罗文「大興屠殺調查」）这个可真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啊！

    我们无法列举发生在“红八月”的所有惨剧。我们只是说明一个背景，从北京第一个死难者卞老师走后，从六月份开始的，无论是刘邓路线执政其间，还是毛以后的更大杀戮手笔，都在昭示一个残暴的事实，1966年，是中国的“国耻日”——而卞老师之死，则为这个国耻日中的“校耻日！”中第一个死难者！

    校耻日的倡议，是作家邵燕祥先生所提。

    人民，在文革时期，其具体表演，就像当今德国新首相默克尔说过的，德国人在纳粹期间，正直的人是少数！文革中，文革初期，中国人里，正直的人，是不是少数呢！

七

    我们在指责屠杀的时候，不能不提出操纵这种杀戮的，权利链条罪环环相扣者的罪责。我们引用他们那一层官僚成员甚至家庭成员者说的话，以点明肇祸者的责任。

    胡启立1967年元旦写出一张大字报说——

“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

1967.1.1

    ……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她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她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上述这段是六月二十八日张世栋同志（该校工作组组长——编者）向我转述的，准确内容和时间，张世栋同志记得比我清楚。）邓说的争取就是要工作组对革命左派进行分化瓦解，拉一批，打一批。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张贴于团中央元月七日转抄”

    这封信除去文革套话之外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邓通过他的女儿遥控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怪不得其女在后来的邓传中只字不提师大女附中！

    二是，胡氏对于在毛刘之间的摇摆做出悔过。他的这个悔过，在几十年后，又要颠倒已经颠倒的，他回到邓。

    八月五号，卞老师死于非命，正是在这个毛刘权利犬牙交错的特殊时期。

    全部政治诡秘深深隐藏在她无辜的死因之中，几乎迄今不为人解。人民，改装成为革命者，或者说，具体改装成为革委会，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在秉承毛意，或者刘意，行使其罪行。

    而在卞仲芸老师的校园里，毛刘两派势力较逐的最后一刻，她被完全丧心病狂的学生暴徒（那可是真正的暴徒！）活活打死。

    人们会问，卞老师是谁打死的？

    是后来上了天安门的宋氏所为？

    不。但是，宋氏是当时那个皇家女校校官方机构——学生老师代表会的第一把手——如前所述，在打死卞老师以后，在北京邮电医院里，校方出具了他们关照此一事件的证明书之签名。打头的，就是宋。这个签名，具名者有七个人。是所留真迹。

    而在当天晚上，或者黄昏时分，邓的女儿邓蓉，出现在医院里。她“气势汹汹”地（王晶尧女儿王学语——见胡杰电影「你没有死」）问，“你们怎没看这件事情！”——请注意，她不是问杀人者如何看待罪行，而是问受害人的亲属“怎没看”！可见，她是一个至少愿意去医院的，某种具备代表身份者——这个代表的权威性自然不言而喻。

    家属当时的回答是，……“反正这件事不由我们负责。”

    这个回答，在“打死我像打死一条狗！”（卞老师语）的时代，要付出多少勇气！

    宋氏和邓氏代表的校方，和具体到操场上行凶的女生发生何等样子的连带关系呢？这个问题牵涉到对于具体行凶者的历史的谴责和道义的审判。我们看到，没有人说宋氏邓氏直接参与了打人和杀人，因为卞老师不仅仅是被打，而是折磨和虐待致死。但是，按照链条杀人罪——一种两德统一后对于下令开枪的东德最高权利机构中人的定罪——链条的底部是杀戮者，而其上面几个部分的应该负责者属谁？答案是明确的。

    这个答案，由这七个校方人员，当然是所谓领导人出现在医院里可以证实。这个链条的直接责任者就是这七个人。他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罪责和杀人之谋害罪。

    有趣的是，当卞老师被学生殴打的时候，这个殴打，时间加起来有四五个或者三四个小时。在酷热难当的盛夏之中午开始！而这个校方机构，还在开会。在研究形势。在讨论如何开展运动——这是一个旁观杀戮继而默认杀戮的机构。这是一个怂恿杀戮和肯定杀戮的机构。这是一个野蛮和冷血的机构。

    我们知道，在卞老师被殴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罪犯们把她放在一个垃圾车上，推到一个校园的一个角落，竟至无人过问！

    卞老师全身鼾声四起——这是典型的脑溢血症状。

    而校方的人员届时不知在哪里！

    再以后，就发生前述把卞老师送往医院的悲惨过程。

    也就是说，工作组以后的校方机构直接目睹了他们的校长之死而置若罔闻，直到他们出面到医院，也没有任何表示定点同情的慰语。

    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前此一再引用的，那些好像站在反工作组立场上的毛式人物——他们和当时大学中的反工作组成员一样，被毛式美誉为造反派——他们又如何看待卞老师之死呢？

    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成员「红旗」，在卞死去以后，急匆匆赶到北京邮电医院，出示一封他们的表态信函。这封信函的内容，就是江青，陈伯达等人不久前的关于“革命”的谈话。

    这个谈话说了现在还很有名的毛式论断——“不革命的滚开！”。

    「红旗」成员的意思是，卞被打死，活该。

    这就是反方的反映。

八

    值得一提的是，当毛在举行文革准备的时候，他的权利控制已经基本到位。这个到位显示的是，一，林彪集团对他的支持，也许是无限支持。林彪的“四个第一”“政治挂帅”，毛语录编辑出版，都是一个表态，一种造势。二是，周恩来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他的东方红舞蹈诗史演出。毛虽然无法笼络所有政治资源，但是枪杆子到位；政府资源到位。他还担心什么！

    在这个逻辑的退到下，毛，如果无法在政治系统灌输他的炮打司令部，撤消工作组之意图，他可以在军队系统来贯彻之。而反工作组的学生很多是“革军”子弟，就是一个附证。

    而这些貌似反对派的学生，含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以反对刘邓为那时的政治时尚，而支持毛。这个形象，就像毛死后，许多时髦青年打出“小平你好！”一样。中国人的可悲可怜在此一呈。

    而宋氏和邓氏，虽然皆属于工作组观点，但是，八一八，他们上下有别，亲疏有秩，毛当然选择了宋氏，说，你要要武！他老人家当然不会和邓氏说，你要要武！

    这个谜语不难解颐。

    也就是说，毛一开始就选择了和工作组做对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他们是第一批获得毛意的青年人。

    二是，毛至少指示军队，贯彻反对工作组的方针，以军干子弟率先反对所在学校的工作组和刘邓派掌权者和红卫兵。

    三是，毛在乱局形成以后，基本上放弃了中学红卫兵，无论是宋彬彬还是彭小蒙（彭是反工作组的老红卫兵），而直接转向他的大学打手，就是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如蒯大福等人。

    当刘邓被打倒，刘少奇死于非命以后，毛，又弃蒯氏等如敝屣。他说，你们不投降，就像土匪一样消灭你们。遂之，全国“解放”，革命运动变为禁锢运动，镇压运动。小报，论坛，假反对派全都烟消云散。全国各地一片凋敝景象。一直到1969年的五七干校，上山下乡，三结合，军官会……人们梦想的毛之浪漫主义荡然无存。毛，打倒了他的政敌，他转了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岂止是回到原地，他是的这个民族这个享受了人民革命的民族，元气丧失，道德沦丧而人格涂炭。

九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个论断已经到处被人引用。但是，革命者和参与革命的当事人，要想从摆脱这个臼穴则难。因为其中原因很多。第一是，革命是一个正面的说辞，凡是参加革命的人，迄今在中国的名声和地位，较之身处党文化之外者，有着实际和虚拟的各种好处。我们曾经在文革的记忆中，尚可以记得当时的普通人家出身的学生，居然以黑帮子弟自诩，以招摇过市——说明，即便在文革高潮时期，中国特权阶层的优越性并未荡然无存，而是确乎存在。实际上，从1968，69，70年开始，大量老干部复出，周恩来系统“保护”老干部的政策，受到毛回到体制内的需要而特别张显，得到所谓“贯彻执行”。

    二来，文革以后官方对文革批判，核心是为干部平反，而枉顾对百姓及所谓阶级“敌人”的错误镇压。遂形成文革反思，成为对于刘邓原来官僚体制的全盘肯定。

    其中，值得深刻思索的是，卞老师的两次平反。一次是1970年的骨灰安放仪式。这个仪式的举行，说明刘邓方面倒台后——1969年召开共产党九大，打倒刘少奇——毛派给卞仲芸有限平反，自然是把迫害者纳入受刘邓路线的迫害。我们称其为“批刘拥毛”的平反。这类平反的意义在于，在定性卞仲芸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她的家属亲友，也可以不再受到社会的冷落和歧视。卞本人的冤屈一部分得到伸张。无论如何，对于受难者是一件好事。

    然而，在中国这个泛政治化社会，透过这个平反举动，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卞仲耘，做为一个受难者，生前得不到任何党和官方的保护——一个参加革命很早的三八式干部，可以死如草芥——死后，还要受到干部政策此一时，彼一时的捉弄，甚至可以说的一种侮辱。这个死者，被毛派用来攻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给卞仲芸平反的那革很短的时期，许多未能保护她的中，高级干部纷纷出来批邓。这其中包括了邓氏子女和卓林本人（见本书附录）。

    于是，在1976年以前受到官方平反的所有干部，无论死者还是生者，幸存者，统统成为毛批判刘这个所谓第一号走资派的炮弹。

    而时过几年，刘少奇，在邓上台后获得平反。所有在四人帮倒台后受到所谓昭雪和纠正的干部，又统统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而“四人帮”，其实是毛的代名词。于是，和1976年以前的所有治丧活动定下的调子相反，那时的追悼会，成为一片批毛的声音，虽然这个声音裹着一层透明的“皇帝的新衣”。

    固然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卞老师的家属和亲友，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八宝山，寄托他们的哀思，表露他们的怀念。中国人，只好在这个有限的追思中判断文革中的生死，是非。就像“四人帮”倒台，而毛还被挂在天安门上那样，人们枉顾这个可悲和可耻的事实，走上街头敲锣打鼓，以为“时间开始了”。也不知道截至1976年，中国人究竟开始过多少时间！

    而“时间开始了”——这个说法，是胡风所谓。胡风被革命迫害，但是，据说他虽难无悔，如果他的生命的时间再行开始，他还是要重新走一遍这样的革命道路（见胡氏女儿的著作）。

十

    卞仲芸的革命生涯和她的死难历程，两相对照，人们可以得出类似胡风的结论吗？

    现在流行的“两头真”的说法，就是在为中国走上共产党之路，做一种辩护。那么，这个辩护是不是一种真理的辩护呢？

    因为，真理，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在有许多种——而随着真理的多元化，人们，共产党的语言和思维体系，也呈现多元的结构。一种是毛式思维，一种是邓氏思维，接下来，还有毛邓结合式，改革式，复旧，回到毛式，邓式——又包括邓赵式，邓反对赵式，后邓氏，改革终结式，改革死亡式。等等。我们这里基本上排除了在所有这些党文化思维和党系语言之外的普世价值式思维——而普世价值之中国化，又是一种艰难的思索。

    思考这些问题，是基于我们应该对卞老师的生平，革命经历，执行贯彻党文化和党文化中教育方针时遇到的，和她后来被革命吞噬之间所萌生的关系。这个关系，无情地消解了她早年的革命选择——革命，革命教育，无情地吞噬了她的生命！

    卞老师起码是“一头真”——她参加革命，从抗战，到内战，到解放——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她的死，是毛刘两方曲解和侮辱她的革命之选择和后来的革命教育工作。

    在这一判断上，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解读。

    如果远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则在一百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就在“民生主义”里批判了马克思，而他选择了边沁和其他自由主义的，至少是理论上的观点，虽然，实际上，孙文还是借鉴了列宁的政治斗争手段。也就是说，中国人在选择党文化，包括国，共两党文化的同时，放在中国人一边的自由主义，被基本上忽略和忘记了。

    前此所谓革命之轰轰烈烈，导致的是思维和哲学上的空空洞洞。许多青年学生，像卞老师一样，走向寻找和加入共产党的道路。这个选择，当然不是卞仲芸一人之选择，是中国青年人的几乎是普遍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究竟带给中国何种命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个事实就是，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

    作家一平在分析当时的青年何以去延安一文中解释了其中的缘故。他只要指出，一个是抗日问题。说，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这个是他们的错位理解。现在公布之史料说明，是国民党领袖抗日之主战场。

    二是，如有作家指出，国家贫困，民不聊生，是他们靠拢和参加共产党的原因。刘宾雁说——“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麽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麽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刘氏提供的信息是，一，自由主义没有可行性，看不到希望（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同样面临这个难题。）

    二，要革命。而自由主义不提供革命信息——共产党则要打土豪，分田地，要工农当家作主。自由主义是谁当家作主呢？问题在于，共产党的这个信号泡沫以后，实际的口号之中国化，确实也是当下中国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考虑的另一种“革命”策略。

    三，刘氏之外，关于五四以来，个性解放事情，也是许多青年出走的原因。巴金的「家」「春」「秋」，就是革命的另一种启蒙和诱导。

    四是，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包括当时行世极广的大公报，也有该报记者关于苏联的 “正面”记述。

    这个个性解放导致的去延安，实现了其初衷吗？延安，有个性自由之局面吗？到延安去的王实味又得到何种样子的解放呢？丁玲的解放，前前后后又是如何一个现实呢？

    林道静一类人的革命化，是不是给扬氏以最后的解脱和理想呢？

    ……总而言之，“娜拉走后”，是不是又要回来呢？

    我们的革命，在废除私有制，复旧私有制，将共产主义公有制语焉不详地加以最后抛弃的时候，个性解放者们，是不是若有所失呢？

    五，是一些阿伦特说明的社会“边缘人”问题，像当时的毛泽东（德国的希特勒）等，觊觎社会主流的加入和野心，成为黑帮或者党团组织的乱世枭雄。而偶像崇拜传统很深的国人，就在诸多偶像之间转来转去，以期得宠。

    ……

    是的，投奔延安者，或改变了边缘人的脚色，最后成为一代官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今天，或者在不远的昨日，成为新阶级的成员者，他们的选择，是不是一种解放？是不是一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无意义重复，甚至负面的反动——历史已经做出说明。

    他们成为带动一批批青年走上歧路之斯大林式的“榜样”，卞老师一代人，究竟如何考验他们的道路和他们的引导者，领袖类人物呢？

    当1966年夏，她大祸降至，她给所有这些人，延安之革命者或者革命之领袖们写控诉信和通告信后，革命者们不是置若罔闻甚至一笑了之吗！

    同时，该校另一位付校长66年八月五号前往北京新市委以期求得保护的时候，那些老延安或者老革命者，又是如何一种态度呢？

十一

    我们还应该指出，卞仲芸加入过的早期人民日报，在1966年六月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期制造大屠杀的时候，她，这个人民日报的早期成员，又该做如何一种读报姿态，读而判断之呢？人民日报，成为一种革命谎言和凶杀的“公器”，卞仲芸们又该如何对待之呢？

    我们当然承认，革命者鱼龙混杂；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鱼龙混杂；其主义之界限也有混淆不清之处。但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冲突，却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我们暂时不去解读民主中含有的卢梭式极权主义内涵——就是人们通常所谓“普遍意志”向极权主义演变的可能性——也不去谈，科学本身无法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之科学异化问题（我们记得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偏激地宣传一种科学动物的改革激情。那实际上是毛式政治动物的又一种科技翻版）。我们只是要谈谈卞老师的遭遇，以说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

    单靠革命本身和革命教育本身，其实只能够造成或迟或晚的革命和暴民杀戮——这就是我们思考卞仲芸之死的基本结论。是的，这个杀戮可以像卢梭的法国革命，也可以像中世纪的异端迫害，甚至可以像今天的科学异化和技术官僚造成的非意识形态和“半傻化”社会，造就对于道义和良知的屠戮。

    我们承认，任何社会，都要依靠一种社会非政治化和社会常识造成的自然契约运作。有哲学家说过，自然之间形成的默契，甚至不需要法律化，因为所谓法律化造成对原契约的动摇和怀疑。因为当意识形态成为法律的时候，回到常识成为必然疏离这个形态的必然。卞老师许多人性的品格和做法，是对那个皇家女校之“法”的抗拒。我们也承认，卞老师即便在中国北京的一所皇家女校，负责培养那些世袭的接班人，但是，我们和所有的读者会当然承认，一个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而性格坚毅的女性，哪怕是党员女性，在她的身上，人们还是可以看见一种非党文化带来的正常面貌。只是这个面貌无端被侵害和被辱没。我们的意思是，即便任何一个纳粹机构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是无罪的，即便他参加了战争，士兵，也是无罪的。但是，在作为人和作为革命机器，两个方面，人们不可能不考虑他们被革命撕裂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在文革时期，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是到处存在——这个存在的特点就是，要讲究一种人性的道义，并在这个讲究的同时，也讲究党文化和党性人格“合理性”，这个可悲的现实。

    甚至，具备这样风格的人们，他们要制造共产党反对专制的倾向和历史，以迎合自由主义在中国九十年代的复归——最早是胡适之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首倡——就显得极为荒诞。这也就是所谓“两头真”说法的荒诞。我们批驳这样首鼠两端的说辞。一个是，党文化及其历史，不提供任何民主和自由的案列。从共产党瑞金的自相杀戮，到延安整风，到1949年及其以后的轮番运动。这个党文化，没有设置任何一个可以参照的自由主义镜像，没有形成任何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融合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