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题为《左派学者声讨冰点主编》报道称： “《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复刊在即，北京有‘左派’学者昨日公开批评《冰点》原主编李大同，指李大同等‘自由派’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代表的是某种利益集团的自由，与普通人自由无关，又批驳直接导致冰点停刊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电视剧《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思想相通’，将青年奴化，使他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报道中提到三位左派学者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三人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    

     　看了这报道，我真的大吃一惊！

     　吃惊于改革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毛泽东遗毒在知识界的发作，竟然以如此无耻而恶毒的方式招摇过市，让人恍若再次置身于毛泽东时代：每次官权对开明媒体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整肃，都会有一批舆论打手紧紧跟上，专干落井下石的“脏活”。    

     　吃惊于三位“新左派”的堕落，再一次超出了我的想象：不光是言行背离的犬儒，而且是落井下石的恶毒。    

     　他们的犬儒表现为：观念上是社会主义者而行动上用资本主义方式赚钱，用资本主义的商业手段炒作无产阶级革命，用抨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来赚老百姓的钱。    

     　他们的恶毒表现为：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遭到整肃时，他们很善于把观念之辩和学术之争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比如，三人指责李大同代表资本家的利益。　　

     　新左派的帮主毛泽东在整肃知识分子时，曾有过著名的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在毛泽东羽翼讨生活的左派们的最大发明，就是“利用政治清洗打击思想对手”。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凡是左派都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总能迅速地分辨出政治风向，恰如其分地利用官方政治来达到落井下石的目的。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　　

　　这二者，正是当下官方主旋律中最“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既符合胡温的亲民路线和政治上学习古巴北韩的号召，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鼓噪。

　　此次《冰点》遭整肃，标志着政治严冬的持续降温。新左们恰好抓住袁伟时文章被中宣部点名批判、李大同和卢跃刚被团中央撤职的时机。于是，借助中宣部和团中央打压自由知识分子的寒风，把思想分歧上升为政治指控，把新闻管制下的被害者指控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真佩服新左们的大言不惭和指鹿为马，这些从来不敢挑战强权的新左们，却指责李大同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恰恰是李大同和卢跃刚敢于向强权发出公开挑战，并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体制内职位。而指责李大同的新左们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温和的公开抗议。    

     　新左们号称最关心社会底层，但在太石村事件和汕尾血案发生时，他们却假装看不见。    

     　新左们号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官权压制新闻自由的蛮横进行过任何抗议。    

     　如果新左们与自由派都坚守知识人的本分，就应该只是论战对手而不是政治敌人，无论哪一方的言论权利受到官权的侵害，只要良知尚存，即便不敢大声抗议，起码也该保持沉默。但在开明媒体和自由派知识人接连遭到迫害时，他们连默不作声的矜持都不要了，居然公开地大声地落井下石。    

     　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行为的犬儒化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    

     　事实上，新左们不在乎任何人的言论权利，非但不关心自由派的言论权利，而且对同道的言论权利也漠不关心。比如，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时，没有一位新左派站出来表示关注；反日游行中，上海当局逮捕了在网上组织游行的汤晔，也没有一位“爱国者”站出来捍卫汤晔的权利；最近，“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三个左派网站被当局封杀，至今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著名新左派的抗议声。    

　　是的，新左派的民粹主义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之外，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野蛮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独裁政权的谴责。恰恰相反，他们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在强权对敢于反抗的新闻良知者痛下狠手时落井下石。　　

2006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