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德国最初的日子，开始会讲一点德语的时候，我就忽然发现，在与德国友人的交谈中，他们竟不知道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小说在中国，据说也在日本，都非常有名，几乎家喻户晓。我不仅儿时听母亲给我讲故事讲过，后来当小说读过，英文课上也上过，到了海外，给中文学校上中文课，也曾授课。故事的内容涉及十九世纪普法战争时期，阿尔萨斯地方的人民因法国战败，不准再使用法语，必须学习德语的辛酸过程。小说的描写，不以成人视角来呼天抢地，却以一个淘气的小学生懵懂地进入了全镇百姓痛惜法语环境，痛恨强制推行德语的精神氛围，演绎出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的名篇，知识程度一般都不低的德国朋友竟然很少有人读过？深入一想，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篇仇视德语文化的作品，德语民族怎么会轻易对待呢？第二次大战以前德国的教育思想深受纳粹法西斯监控，肯定不能容忍如此抗拒德语的小说。战后一段时期，德国的思想文化是受到占领军严密监控的。查禁一切纳粹书刊和意识形态表现，是美英法当局的明文规定。后来的联邦议会立法限定，相关史书必须包含谴责纳粹罪行内容。作为青少年教育的主要手段教科书当然也不得掉以轻心。《最后一课》这类内容比较容易挑起民族意识冲突的作品，可能被纳粹残余所利用，当然不宜入选为教材。这样的短篇名作，可以在英美法俄中日各国选入教材，在德国却的确不宜渲染。作为文学名篇，不如让大学生到大学的法语文学课程中去领略它的文学底蕴去吧。其实关于这篇小说的背景，日本学术界教育界也曾有争议。阿尔萨斯地区的语言本是德语方言的一支，当地人民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倾向而认同法国，其实法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这些问题就涉及民族、宗教、语言和历史等许多方面，而不是简单的小说故事了。总之，德国人民普遍对这篇小说十分陌生，与教科书的取舍有关，而且美英法占领军当局和嗣后的联邦政府的这类取舍也是十分明智的。

    无独有偶，德国之声广播电台最近报道，德法两国将在2006年7月分别用法语和德语出版同一套历史教科书。两国首脑在柏林的会议上表示，这套教科书的编撰具有“重要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法两国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摒弃了仇视和觊觎的宿怨，从钢煤联盟发展到共同市场，终于构建了欧洲联盟；而且从思想文化上确立了全新的宽容、融合与共处的民族观和世界观。关于最后的这场战争，评价已经趋于一致，共同编撰的教科书将使得青少年更好地廓清两国之间的关系。首先出版的这一本教材，讲述的是1945年以后的历史。嗣后陆续出版的另外两本则分别讲述古代史和从十九世纪到1945年的历史，都是两国高中的历史教材。

    战后，戴高乐和阿登纳等明智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幡然醒悟，两个领土毗连，肌肤相亲的民族何苦要长期敌视而征战不已？为什么不能友好和睦相处，共同幸福？人民也逐渐摒弃了民族主义的偏执，接受了宽容和多元。我读过的专门给外国学生阅读的德语课文，说的也是战争时期饥饿难耐的德军士兵竟得到了法国妇女施舍的土豆；我们偶然过境到达法国一侧，发现许多地名显然是德语文化的产物，那里或者曾经是德国的土地，或者曾被德国长期占领。如今两国成为欧盟的政治经济主要基石。边界已经拆除，边境地区的人民都会两三种互通往来的语言。贸易频繁不断，青年互相恋爱通婚，学校不断举办两种语言的演讲或作文比赛，优胜者由地方机构颁发奖项。其乐也融融，历史恩怨于我何有哉！当然，前提是侵略民族的后继政府也确实做出了诚恳的忏悔，勃兰特总理本人在波兰死难人民纪念碑前的下跪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扉。

    不仅德国跟国力相仿佛的法国有这样的协商编撰教科书计划，德国在战后还跟以色列、波兰和美国都建立了教科书合作委员会。德波两国之间在历史、地理教科书编纂上曾经存在相当严重的分歧，1972年建立委员会，经过三十多次的会晤协商，解决了很多问题，共同编纂了相关的教科书。1985年波兰、以色列、美国和德国公布了有关的调查报告，对此后的德国教科书修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捷克与德国之间因苏台德地区的问题，分歧仍很严重。著名的故事片《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就是该地区的德裔捷克人。这些居民跟本地捷克族居民仍有纠纷，例如战后的过火复仇清算等等，所以全面解决问题还有待于未来进一步协商。

    从德国教科书的国际合作编纂中，我立刻联想到中日韩俄诸国的教科书问题。中韩等国家的人民一再抗议日本教科书中为侵略战争掩盖真相。自由知识分子近年来更加提出了中国官方教科书隐瞒自然灾害真相，避讳领导人残害人民罪行的问题。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也都应当效法德国和欧美各国，坦然面对历史，共同协商编纂历史地理教科书。在双边共同商定的教科书中，日本方面真诚地检讨历史上的侵略行为，认真向受害民族道歉，让每一个受害民族的中学生都阅读和聆听到日本人民痛切的忏悔之声。从此再也无需在后代之间继续纠缠。中俄朝之间也可以共同查明真相，到底朝鲜战争和三年困难时期，到底俄、中、朝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各届政府和领导人应当承担多少罪责，各方忍受了多少人员的伤亡和财政的债务，造成了多少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如果眼光再向先前追溯，双边协商共同核查历史上的侵略战争，不平等条约，以客观公正的说辞，向人民讲明真相。青少年从一开始就了解了真相，军国主义、狂热民族主义之类的极端思想就无以售其奸。

    或许有人说，日本还有一小撮极右派，中、俄两国也有死硬派共产党人，所以要进入德国教科书模式，还有很大困难。这种看法错了。德国何尝没有极端的新纳粹团体，德意志民族民主党，德意志民族联盟，共和派，招牌应有尽有。可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已经确立，承认、铭记和反省纳粹和大屠杀的罪行，接受知识界中坚的基本观念，民主、和平、宽容、人权至上，都成为社会的共识，教科书委员会就容易达成一致，统一教科书就能够以多种语文同时发行，惠及相关各国的青少年教育。

    说到底，最害怕双边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就是中国党政当局。因为独裁集团要不断美化自己，抹黑他人，结果中国的教科书谎言最多，举凡涉及共产党或党所评价过的史事，都免不了谎言。尤其是国民革命史、国共两党史、长征史、抗战史、内战史、朝鲜战争史、中苏关系史、历次运动史，包括文革史，都有大量谎言。与国内史书相悖的史实是，长征乃逃亡而非为抗战、张学良有中共党员身份、延安坚持避免抗击日寇的策略、大生产的实际方式是销售鸦片、朝鲜战争起因于金日成撕毁和平协议、三年特大饥荒的真实原因在于大跃进破坏生产和毛周大量出口粮食等等，不胜枚举。相反，日本的教科书现有多种版本，多半都承认侵略罪行，承认南京大屠杀，只是被杀人数上有待周详核实和评估，仅有极少数极端法西斯团体的版本否认侵略，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

    理直才能气壮。中国党政当局有那么多历史的虚弱点，他们哪里会有浩然之气去申斥日本和俄罗斯的谎言编造者？2006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刚刚要把“义和团”这个历史范畴提交给人民讨论，并且面对国际舆论的时候，党政当局就已经预感到挑战，便立刻选择了封杀。

    一个曾经对本国人民实行独裁、对犹太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犯下过灭绝人性罪行的国家，今天竟能坦然面对国际的协商并共同编纂信史。一个饱受侵略、遭蒙无数损失的民族却至今不能向昔日的侵略国家彻底地讨还公道。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不是历史的主人，党的独断结论替代了人民的结论。共产党的一党私利妨碍了中华民族利益的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