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锦涛为何纪念胡耀邦？

  当大部分中国人刚刚陷入“胡温新政”肥皂泡破灭的失望之中时，突然又传出胡锦涛要在十一月举行若干纪念胡耀邦的活动的消息。此消息与其他重要信息一样，首先由海外媒体报道，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口耳相传。在近两年来国内政治、文化、新闻出版处于一篇肃杀的氛围下，这个消息被夸大成为“胡锦涛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先声。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半年前胡锦涛咒骂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的讲话，也忘却了半年前赵紫阳逝世期间胡锦涛政权草木皆兵的丑态——甚至动用安全人员将一些知识分子家门的钥匙孔用万能胶堵上。

胡锦涛有可能通过纪念胡耀邦而启动天安门屠杀之后封冻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胡锦涛允许纪念胡耀邦，并非他本人认同胡耀邦的改革之路和人格模式，也并不是因为他与胡耀邦同属团派系统而对其有亲近感。相反，当年胡耀邦被老人帮非法罢黜之后，胡锦涛是第一个发电拥护此决定的地方大员。感情充沛、生活简朴、言谈随便的胡耀邦，与不苟言笑、呆若木鸡、照本宣科的胡锦涛相比，简直就是人性的两极，他们之间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其次，胡锦涛“恩准”由有关部门来纪念的胡耀邦，是一个被“胡锦涛化”的胡耀邦，我相信胡耀邦思想中最敏锐、最“自由化”的部分，绝对不会在此次纪念活动中被凸现出来。因此，这样的纪念其实不是纪念，而只是另一次适应现实的“阉割”而已。第三，中共方面此次放出风声说要在纪念胡耀邦上有“大动作”，与年初处理赵紫阳后事时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在当局看来，胡耀邦曾作过自我批评，也顺从老人帮的意志乖乖下台，还算是犯过错误、但总体尚好、可以被原谅的前领导人；而在“六四”屠城的关键时刻不同意对学生和市民开枪、此后亦一直拒绝认错的赵紫阳，则是不可原谅的、“企图分裂党”的“叛徒”。

迄今为止，胡锦涛没有透露出一点对民主和自由的兴趣，对西方世界也毫无好感。与对西方世界充满艳羡的江相比，胡对西方相当冷淡和疏离——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原因。江在四十年代接受美式的大学教育，胡则在毛泽东时代最左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胡所有的文化资源和政治哲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获得的。胡在地方任职期间，几乎全部都在西部地区最贫穷、最封闭的省分，如甘肃、贵州和西藏，从未在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任职，因此即便对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也体会不多。胡不仅在政治上是强硬的左派，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国家控制”。今年中共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前所未有地纪念陈云，胡锦涛显然有其深意在——提倡“鸟笼经济”的陈云甚至比提拔他的恩主邓小平更加“政治正确”。胡根本没有办法让已经相当程度自由化的中国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亦无此雄心和魄力；但是，他却有力量让政治和文化方面向毛时代靠拢：从闹剧般的“保先”到“围堵颜色革命”，从重判网络异议作家到整肃传媒，皆是如此。

据一位八十年代曾与胡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士透露，胡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并在上面圈圈点点。这也难怪胡在访问俄罗斯时，回答俄国记者“阅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的问题时，会脱口而出说：“我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斯大林时代炮制的、灌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低劣的“儿童文学”，今天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书了。如果换了喜欢炫耀学识的江，他的回答大概会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无论他本人是否真阅读过。胡的答案在俄罗斯媒体上沦为笑柄。这一细节也说明，胡学识相当贫乏，其文化知识结构深受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制约，其思想倾向亦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潮流。

俄罗斯学者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指出，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一般来说，试图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当众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因为这种体制会严格挑选掌握它的人。所以，改革成为一个“死结”。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出现的呢？戈尔巴乔夫被提拔，是因为克里姆林宫连续死了三个主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党内外再也无法忍受接二连三的葬礼了，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凭借年龄优势脱颖而出，“戈尔巴乔夫是这个体制的人，但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英国思想家波普在谈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这样一个细节：戈氏访问过美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戈氏发现民主和自由带给美国社会蓬勃生机，他希望死气沉沉的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这比捍卫一党专制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重要。戈氏说过一句名言：“我希望苏联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这句话意味着他已看透了事情的本质，知道苏联百姓并不是正常的人民。因此，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价值就在于他了解，苏联人民跟美国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中共的体制渊源于苏共。中共的领导人筛选体制也曾出过“差错”——那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尚有一定的思想活力的时候，先后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未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吸取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忠诚”的“教训”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为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慎之又慎。胡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说明在邓眼中，胡与江没有大的差异，都是“一路货色”。胡之所以能为邓所选中，又在江的治下度过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储”生涯，亦表明他绝不会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由胡锦涛这样的人来担任党魁，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共体制内已不可能出现任何良性的改革力量。

胡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民是“不正常”的国民：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治下的老百姓便陷入了专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过着极端“不正常的生活”。刚刚落幕的江泽民时代和刚刚上演的胡锦涛时代，都大大加剧了这种“不正常”——我们都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都是现实苦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用鲁迅的话来说，集吃人者和被吃者于一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若干“共和国卫士”们成为铤而走险的抢劫杀人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学生开枪的士兵原本就是工农子弟，服役期满之后遭到了其忠心耿耿服务的政权的抛弃。近年来发生在内地和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抢劫银行和绑架富豪的恶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复员军人。巨大的贫富悬殊所产生的欲望、“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视而导致的愤怒、乡村和城市贫民区中令人绝望的现实，使这些曾经充当过“钢铁长城”的前士兵们继续杀人。胡锦涛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生活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出访欧美诸国，他却需要使馆出钱雇佣侨民和留学生前来“欢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呢？

胡锦涛是戈尔巴乔夫的反面，与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感的戈氏不同，胡不会考虑永恒的问题。同时，胡也对诺贝尔和平奖不感兴趣——区区一百万美元奖金，还不如中共一名厅局级官员一届任期内贪污受贿所得的赃款，又岂会被胡总书记放在眼里？胡不会是改革者，这只是部分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抛来的“媚眼”和一些奴性十足的中国知识分子抛出的“绣球”，胡根本不会接受。当然，胡也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来作为中共这一垂死的“百足之虫”的“强心剂”，他只能继续沿用江时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他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与“三个代表”一样空洞无物，“和谐社会”更是沦为笑柄——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主要因素，恰恰就是一党专政的中共的存在。  

（二）江胡对立的“江湖”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新闻点：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个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居然联手巩固政权；而多家海外媒体亦报道，团派人物纷纷占据若干省部级要津，上海帮和太子党手中控制的部门日渐减少。这两则新闻表明，江胡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已日薄西山，无力继续遥控政局；胡则开始主动攻击，积极布局嫡系人马。

一年之前，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如今，《纽约时报》透露，江胡实现“和平交班”背后最大的推手却是长期担任江泽民智囊的曾庆红。由此，江曾关系急速恶化，胡曾则迅速接近。这也正说明政坛的一条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江并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自以为是地接受曾庆红“以退为进”的建议，最终作茧自缚，心不甘情不愿地“别了，政治局”。在独裁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失去权力就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独裁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因此，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成为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即便是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会赖在宝座上不走。对于江泽民来说，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另一方面，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的前途的时候，他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之内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其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会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们多得多。

在江泽民“光荣退休”的时候，人们普遍推测，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也不会像朱鎔基、乔石等人那样，一旦卸职便基本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也“杳无音信”，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虽然已是“强弓之末”，但江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近三年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从压制上海地产泡沫到调整港台政策，从打压赵紫阳丧事到宣称纪念胡耀邦，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无疑，很多人认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则代表健康力量。然而，在我看来，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注》所云：“闹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个戏子的谢幕并不意味着“优孟中国”会发生实质性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后江时代”的中国乐观。“江胡之争”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如果说两人之间存在差异的话，江更多倾向于功利主义，胡身上烙上了毛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烙印。但是，在坚持中共一党专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这点上，二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的纷争不过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已。因此，我不同意那些有意无意夸大江、胡之间差异的看法，或者是企图挑动两者之间“火并”以及“鼓励”胡启动政改的“话语策略”。

如果说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确实是“中国要向何处去”的根本性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那么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江胡之争”，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争权夺利”。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江长达十五年的统治实在是太长、太痛苦也太耻辱了——我们如何应对子孙们的追问：“你们怎么能够在一个戏子的统治下度过青春时代？”所以，出于“两害取其轻”的考量，人们不得不对胡产生更多的期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说得刻薄一点，这是“被虐狂”企图减轻个人痛苦的梦呓。

江是一个比邓更缺乏想象力与改革热情的“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尽管在四中全会赞扬其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但这样的谄媚之词无法改变江在民间被当作“笑话主角”的事实。而胡的履历及上台之后若干施政方略都表明，他将继续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更接近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胡下令大张旗鼓纪念“鸟笼经济”的始祖陈云，已然说明他更愿意当陈的学生，而不是邓的学生。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胡讲过一句有个性、有人情味的话，他那背书般呆板僵硬的语言，甚至比江的装腔作势还要让人厌倦——江的夸张的表演至少还有某种喜剧效应。

胡成为继江之后又一个“三权集中”的领袖，他接下来的行动不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获取并巩固江退去之后遗留的权力真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诸多团派人物已经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位置，气势远远超过了上海帮和太子党。从江手中拿过权力来易，好像在退潮的沙滩上捡贝壳和海螺一样；但要阻挡全球的民主化潮流和国内民众前赴后继的抗争，却难于上青天。《新京报》发表的社论题为“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党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压倒了普通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中共已不具备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热情，而蜕变为一利益共同体。为了维护“压倒一切”的“稳定”（也就是保障特权阶层能够舒舒服服地掠夺和腐败），广大弱势群体将继续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压榨和凌辱。

今天的江湖，是江胡对立的“江湖”。在这个江湖中，“公义”成为稀有金属，“不公义”则成为社会常态。“不正常”的生活使得人人都受到伤害。当谎言无法持续地充当麻醉剂的时候，当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时候，当鸩再也止不住渴的时候，暴力便会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就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大肆称颂江泽民“十三年来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在媒体上发现了两则新闻：据《华西都市报》报道，重庆市江津双福镇古桥村发生惨剧，拆迁部门在一块被征地居民迁出前提前动工，巨大的推土机推倒房屋，将屋内熟睡的三岁幼童活活砸死。记者描写道：“孩子的一只小手和半边脸留在泥土外面，场面惨不忍睹。”这个名叫陈良的小孩与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同岁。惨案发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辞世之地，陈独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由共产主义回归英美自由主义。另一则新闻是：大连某大学的学生李赫为谈恋爱，编造谎言说自己有数百万家产。当谎言被女方的亲揭穿之后，他丧心病狂地用铁锤将未来的丈母娘砸死，并藏在宾馆的衣柜之中。然后，他谎称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几天，带着女孩逃到哈尔滨。直到几天后李赫被捕，可怜的女孩才得知母亲已经被人面兽心的“恋人”杀害。大连由太子党薄熙来经营多年、被中共宣传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的样板，却发生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两个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成为中国现实状况的最佳注脚。

胡温及其政治局的同僚们没有让国人看到任何希望。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灵环境中，百姓怎么能过上“正常”生活呢？我们不能继续在这样的“江湖”中生活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及法国大革命前夕民众的状态：“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国民众的状态与之一模一样。当年，法王路易十六没有预感到危机的迫在眉睫，等马车开到悬崖前再想刹车却已经来不及了，马车的惯性将旧制度及寄生于其上的统治者们统统拉入万丈深渊。今天的胡锦涛们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三）温家宝谈“六·四”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国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邀请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美联社记者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精彩的问题：“您一直是非常关心中国的普通群众的，前一阵有一些人写了一封呼吁信，希望把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宣布为是爱国活动，您觉得中国政府方面对于这些人的关切应该采取什么立场？你会把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宣布为爱国活动吗？”

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不再像刚刚当选时那么紧张。一年的总理生涯，他也逐渐适应了外交场合的“土来水淹、兵来将挡”，他在回答许多问题的时候都会“顺便”引用几句诗词歌赋，以显示自己的文采风流。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温家宝几乎没有思考就侃侃而谈：“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多次了，但我还是愿意回答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十五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坚持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今后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丧失这个机遇。我想，如果再给我们二十年、五十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因此，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作为总理最为关注的问题。”

美联社记者提及的为“六·四”平反而呼吁的信件，指的是蒋彦永医生在一个星期之前写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那封“惊天地、泣鬼神”的信件。这封信流传到网络上之后引起各方面的巨大反响。在我看来，这封信件是“六·四”之后十五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良知恢复的标志，也是中国公民要求恢复历史真相和社会公义的呐喊。没有真相的恢复，没有正义的伸张，就不会有社会各阶层达成真正的和解。但是，蒋彦永医生的信件发出之后，有关方面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这次美联社记者的提问，终于将一直实行“鸵鸟政策”、假装不知道有这封信件存在的中国官方逼到了台面上。

温家宝的这段回答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失望”——事先我就对他们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又怎么会经历失望的痛苦呢？我一直强调说，海内外某些“好心人”津津乐道的“胡温新政”根本就不存在，“新政”与“旧政”在骨子里是一模一样的，两者之间仅仅有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其一党专制的本质并无丝毫改变。如今，温家宝的这段回答再次证实了我的观点——在捍卫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上，他们始终都是“旗帜鲜明”的。

仔细分析上面的这段话，我想：温家宝究竟是怯懦呢，还是虚伪，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在我看来，是两者兼而有之。说“怯懦”，是因为温家宝在长长的一段话中根本不敢提及“八九”、“六四”、“天安门”等敏感的字眼，更不敢像当年的邓小平、李鹏那样声嘶力竭地宣称“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温家宝在使用了模棱两可的“严重的政治风波”一词之后，立即跳跃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上，这是典型的一种“障眼法”——实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不是与“六四”屠杀同步发生的，而是在其两年之后发生的。温家宝这样一说，好像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狂潮中，唯有中共如中流砥柱般坚固。堂堂一国总理，居然不敢直面“六四”的鲜血，其内心之虚弱和胆怯暴露无遗。当年，温家宝作为中办主任陪同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上看望学生。他亲眼目睹了广场上的景象，学生的举动是“爱国”还是“害国”，只要还有正常人的判断能力，他应当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十六年后，死者坟上的树苗都已长成大树，温大总理还是不敢为学生说一句公道话。

说虚伪，是因为温家宝将对“六四”的屠杀与此后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仿佛没有屠杀就没有经济的奇迹。他还滔滔不绝地谈论所谓的“稳定”与“团结”，并展望此后二十年的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的强大。殊不知，只有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公民社会中，才会有真正的稳定；在“奴隶主”和“奴隶”二元结构的专制社会中，是不会有长久的稳定的。在今天的中国，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不是蒋彦永医生的一封信件，而是中共自己的腐败和独裁，是心黑手辣的官僚们把人民逼上了绝路。如果不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温顺如绵羊的中国民众哪里会“破坏稳定”呢？看看《中国农民调查》中地方官吏对农民的血腥屠杀，就知道今天的中国拥有的是怎样的一种“稳定”了。这种稳定使得奴隶主能够生活在天堂里，而奴隶只能生活在地狱中。“六四”之后十六年来，中国的经济固然有所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退步所导致的腐败泛滥、工农贫困、环境污染以及社会基本伦理道德沦丧，已使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解决“六四”问题，正是解开这团乱麻的首要一步。“六四”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而依靠暴力和谎言维系的稳定只能像沙滩上堆砌的城堡，潮水轻轻一冲刷就会倒塌了。

最后，我还想反问温总理的是，你口口声声说“团结”，却你们连自己的前任总书记都不愿意“团结”——因为同情学生运动、反对武力镇压，赵紫阳被非法罢免并遭受了长达十六年的幽禁，直到在幽禁中死去。赵紫阳并不是被判刑的罪犯，却被剥夺了种种自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呢？你们自称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偏偏不愿团结赵紫阳先生。当年，温家宝长期跟随赵紫阳左右，对于赵的人格和思想应有相当的了解，却不敢为这为昔日的上司说一句公道话。这又究竟是因为怯懦还是出于虚伪呢？  

（四）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温家宝在外事访问中，常常以一副“温情脉脉”的姿态面对世界，迥异于此前呆板僵化的李鹏，他在中共高官中多少显得有点“人性化”。在美国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引用了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名作《乡愁》，说“那一湾浅浅的海湾，是中国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在与侨界人士会面时，他又引用诗人艾青的诗句说：“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讲话的结尾，他还颇为煽情地说：“我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愿意为中国的富强、民主和文明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温家宝把自己看作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我想追问的是：这种表白是不是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他真的能以此“感动”自己吗？抑或只是一种表演的姿态，仅仅为了“感动”倾听者？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温家宝先生大谈爱国主义的场景，也看到了华盛顿豪华酒店里的美酒佳肴。此时此刻，我却想起了在狱中受难的朋友杨子立——在宴会上吹嘘爱国易，在监狱里坚持爱国难。

“新青年四君子”杨子立、徐伟、张宏海、靳海科也都把自己看成是爱国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杨子立信仰自由主义，徐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张宏海的思想中有民粹主义的成分，但在“爱国”这一点上，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正因为这种相通，使得他们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依然坚持五四时代文化思想启蒙的理想，依然致力于探索中国变革和进步的真理。作为青年学生，他们或者深入建筑工地给民工讲授语文和法律知识，或者主办个人网页宣传民主和宪政的理论，或者骑着自行车数百公里到农村作社会调查……虽然生活在贫寒之中，他们却以青年人特有的纯真和朝气感动了身边许多的人。然而，仅仅因为组织一个学术沙龙性质的“新青年学会”，他们就被中共的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在关押了近三年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的严重罪行，分别被判处十年和八年有期徒刑。

正是温家宝先生领导的“爱国政府”，实施了对这四位爱国青年的逮捕、囚禁、审判和虐待。我不禁想问：既然大家都是爱国者，为何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命运呢？一群爱国者为何要对另一群爱国者下此毒手？难道爱国也是一种“专利”，只允许温总理一个人爱，而不允许杨子立等平民百姓爱？我还想起了八十年以前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和组织“觉悟社”的周恩来。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会而受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和审判。他们的学会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参与，成为五四之后两个重要的学生社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一代青年却连这一丁点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组织一个只有几名成员、讨论文化启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学会”，居然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可怕行为。新政权难道比旧政权还要脆弱和心虚吗？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重新组织“新民学会”和“觉悟社”，他们的下场会比“新青年学会”诸君更好吗？

然而，我又发现，温家宝先生并非将“爱国”作为自己的“禁脔”：在美国访问期间，他一有机会便用“爱国”来感化和吸引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内视察的时候，也鼓励工农大众要更加爱国。与这些号召自相矛盾的是，那四名在大地上实践爱国信条的青年，却要在监之中度过其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家人也受到特务们的骚扰和恐吓。杨子立的妻子路坤长期被特务跟踪和窃听电话，特务们威胁其所在公司的经理不得雇佣她，威胁其房东不得向她出租房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下场——不仅自己身陷大牢，连单纯的妻子也不得安宁。我想询问温家宝先生：这样的国家，谁还敢去爱呢？

在我的心目中，杨子立们比温家宝们更爱国。中共政权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诸四名爱国青年，比南宋政权将“莫须有”的罪名加诸岳飞还要荒谬、还要可耻。自由主义先驱殷海光先生曾说过：“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所描述的近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半个世纪后的大陆。

温家宝多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大打爱国牌，在其高亢昂扬的言说背后，我却发现了某种虚弱和苍白。究竟什么样的国家值得公民去爱？“爱国”究竟是自发的还是需要去号召的？网络作者“心不太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既不抽象也不神圣或神秘，它在本质上只是公民实现自己福利的手段，如果这个‘手段’的专职工作人员拼命提倡和鼓吹公民们要爱这个‘手段’，甚至把作为实现福利的手段而存在的‘组织’当作最高价值、最终目标、并不惜一切代价去‘爱’、甚至置作为最高主权者的公民的性命于不顾也要‘爱’，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实现福利的‘手段’已经出了问题，或者这个‘手段’已经被通过委托而产生的专职工作人员擅自占有、垄断、劫持而异化为只为他们提供牛奶和面包的‘私器’了。”一个人越是拼命鼓吹的东西，也正是他最缺少的东西。一个让公民普遍感到权利和尊严受到保证的国家，不必大肆去宣传，公民也会由衷地去爱它。这就是关于公民个体与国家及政权之间的正常关系。希望温家宝先生好好学习学习这些常识——在号召海内外的中国老百姓“爱国”之前，让你领导的政府切实尊重每一个公民爱自己和爱国家的权利。  

（五）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中共党魁胡锦涛号召向朝鲜古巴学习的批示震动党内外，此批示也正式宣告了所谓“胡温新政”的破产。“胡温新政”其实是国内知识分子和海外媒体“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可能出现。那么，胡锦涛批示中所谓的“朝鲜古巴虽然经济上遇到一点困难，但是政治上一贯正确”，究竟是何种含义呢？

联系起最近中共官方媒体高调纪念陈云的动作，在市场经济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今天，中共却大肆宣扬陈云这个“鸟笼经济”的发明者和实施者，电视剧、记录片、座谈会等走马灯式地登场，是否也表明在胡的心目中，陈云比邓小平更为“政治正确”呢？我在上海看望文化界元老、曾经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的时候，王元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胡乃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这就是胡要求全党学习朝鲜古巴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胡锦涛先生根本没有“新政”的意愿，而只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雄心壮志”：与其说今日中共要向朝鲜与古巴学习，不如说他们企图重新举起毛泽东的旗帜来。

朝鲜在经济上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虽然在官方媒体中“形势一片大好”，但近年来朝鲜每年短缺三百万吨以上的粮食，大量民众因营养不足而死亡。这种情形类似于毛泽东时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不过，因为国家人口数量的差异，那时的中国饿死了数千万计民众，而今天小小的朝鲜有数百万人饿死。在困境中，朝鲜政府只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按照年龄、性别和劳动强度的差异，确定不同的标准配给口粮，每人每天从三百到五百克左右，另外还有三十克食用油、二十克酱油和二十克盐的供应，而肉、禽、蛋、菜等几乎为零。这样的限量，仅仅是“保命粮”，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连这种最低供应都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朝鲜政府有何应对措施呢？金正日希望通过大面积种植土豆，代替大米和玉米，解决老百姓“吃饭难”的问题。他甚至提出“土豆如同大米”的口号，号召人民栽培并食用这种食品。朝鲜《劳动新闻》等媒体称金正日的讲话点燃了“土豆革命的火炬”。于是，有一千多名复员军人和四百多名平壤、开城等城市的姑娘，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金正日视察并赞扬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样板”的大红丹郡，落户农村，像中国当年的“知识青年下乡”一样，参加土豆生产劳动。朝鲜官方还专门拍摄了故事片《对人生的追求》，讴歌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开辟新天地的壮举。一对落户大红丹郡的夫妇给金正日写信，请他为即将诞生的婴孩起名字。金正日回信说，如果是男孩就叫“大红”，女孩就叫“红丹”，好让“大红丹”永远流传。

中国最左的《环球时报》在报道朝鲜遇到的“经济困难”时，对朝鲜官方组织专家“研究出百余种土豆吃法”的措施大加赞赏。其记者在询问平壤市的一些老百姓由吃大米改吃土豆是否习惯时，不少人说：“我们从小就是吃土豆长大的，没有什么不习惯。”还有一些市民表示：“现在吃土豆，是为了将来的生活更幸福。目前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能为国家分忧，有土豆吃，就已经很知足了。”他们还说：“只要美国不和我们作对，日本对侵略罪行进行赔偿，我们就一定能够在金正日主席的领导下过上顿顿白米饭、天天喝肉汤的日子。”

参观过平壤的外国人发现，在这里看不到一个肥胖儿童和小巨人。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个头矮小，像豆芽菜似的。北京及其他中国大城市有许多肥胖儿童，家长们为他们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心，采取若干减肥措施却没有明显的效果。联想起朝鲜的情况，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医治肥胖儿童办法。这个办法万无一失，且简单易行：把我们的肥胖儿童送到朝鲜去呆上三五个月不就行了！这个办法一旦实施，全世界所有的减肥药都将丧失市场。中朝友谊也将更加牢固。

《环球时报》的记者感叹道：“坚强而淳朴的朝鲜人民在苦难面前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宽容，令人感动。”然而，就在老百姓“高度地理解和宽容”的同时，金正日的子女却在巴黎的高级商店中挥金如土，金正日本人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奢华的日本料理，为了一道菜甚至不惜派遣首席厨师乘坐国际航班专程赴日本采购。金氏集团在瑞士银行存了数十亿美元的民脂民膏。在笔杆子的欺瞒和枪杆子的威慑下，老百姓除了等死还能做什么呢？胡锦涛先生需要的大概就是老百姓的这种“高度的理解和宽容”吧？那么，如何才能拥有如此俯首帖耳的老百姓呢？靠的是舆论宣传，靠的是愚民教育，靠的是“政治正确”的灌输，靠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胡锦涛羡慕的是“小兄弟”所运用的这样一些手段：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悬挂着金日成的巨幅画像、大型雕塑和语录碑刻。就连飞机场、火车站、医院、少年宫和幼儿园也不例外。在普通人家中，墙上挂着金日成父子的画像，有的人家还挂着包括“国母”金正淑在内的三人画像。在平壤市中心，有一座巨大的高塔，即“主体思想塔”，“主体思想”就是金日成思想。该塔高一百五十米，塔顶红色火炬高二十米。塔后排列着六组阐释金日成主体思想的花岗岩群雕。

强调“主体”和“核心”的思想，是对真理的歪曲和拒绝。伟大的思想都是开放、多元、平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相同的形式和实质，在另一个时空中有声有色地上演着——看到朝鲜的一切，江青同志应该感到欣慰才是；看到今日中共的党魁要重新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在地狱中饱受精神煎熬的江青同志一定会为自己几年前轻率地自杀而感到后悔。说不定胡锦涛总书记会对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实行大赦呢。

一位到过朝鲜访问的学者告诉我，他们每到一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领袖献花、鞠躬和聆听领袖伟大的功绩。各个参观点的解说员都经过专门的训练，或慷慨激昂像朗诵吟咏，或辅助以手势声情并茂。陪同的翻译只要一提到金日成的名字，都会在前面冠以“我们的伟大领袖”。即使在一段话中，也会把这个定语重复无数次，从来就不厌其烦。在平时的交谈中，他们也形成了惯例，照此不误。朝鲜的宣传部门规定，对领袖的宣传必须达到“三化一性”，即对领袖要神格化，对领袖的教导要教条化，对领袖的指令要绝对化，对领袖的服从要无条件性。我在国内好些地方旅行的时候，已经多次看到毛泽东和胡锦涛两位领袖并列的巨幅画像。在朝鲜，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实施这一伟大的“战略”：在朝鲜最高级的幼儿园“金正淑幼儿园”里，歌功颂德的标语满墙皆是，孩子们就在这种偶像崇拜的环境中长大。独裁者们深知：拥有了儿童，就拥有了未来。在中国的幼儿园里，关于“江爷爷”和“胡伯伯”的儿歌也早已琅琅上口了。

如今，朝鲜人对金正日的崇拜快要赶上“国父”金日成了。他们称呼金正日为“伟大的领导者”。标语口号中的用词诸如“最杰出的接班人”、“主体思想最彻底的执行者”等等，让中国中年以上的人不禁联想起当年加在林副统帅身上的那些定语来。不过，林副统帅仅仅是毛主席身边心怀不轨的“亲密战友”，而金正日则是金日成实实在在的亲生儿子。朝鲜人自己发明创造了一种说法：“金日成就是金正日，金正日就是金日成。”对此我大吃一惊：难道朝鲜的科学已经发达到了如此地步，远远超过了欧美，他们早就掌握了克隆技术，成功实施了对领袖的克隆？

这些就是“大哥哥”需要向“小弟弟”不耻下问、虚心学习的地方。最近两年来，中共高层频频就高校加强政治教育、新闻机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一系列开倒车的行为正在雷厉风行地展开。在民主化浪潮冲击亚洲大地的今天，中共依然顽固地梦想“朝鲜化”，亦即“毛泽东化”，实在是愚不可及。门已经打来，光已经照耀进来，这片广袤的土地还会像中共领袖们所设定的那样继续黑暗下去吗？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