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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矿难中，农民工成为伤亡最为惨重的群体。如上所述，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农民的儿子死于矿井的爆炸、透水、坍塌、毒气……那么，农民矿工在死亡总人数中到底占怎样的比例呢？请看笔者从一些报道中搜集到的几个极不完整的数字：
“九成以上”说——“安全事故死亡，九成以上是农民工。（2005-10-30《海峡都市报》：《农民工的安全保障》）
“90%以上”说——“因生产不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数，90%以上是农民工。”〔2005年10月27日 新华网：《因生产不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数，90%以上是农民工》
“95%”说——“在大平矿难遇难者中,农民协议工占95%之多。”（2005-09-20《财经》杂志/总119期 唐铮：《反思河南省大平矿难》）
“全部”说——“从广西南丹矿难看出，这些死难的矿工全部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2004年07月24日 博客中国网 颜明：《再论"民工荒"》）
既然煤矿中农民工死亡率这么高，农民为什么还是大量涌入矿井呢？原因极其简单：受贫困的驱使。正像来自贫困山区的青年农民、到处流浪的打工仔、小煤窑的挖煤工、从社会底层崛起的矿工诗人梁彦选的诗歌《挖煤工》所说的：
是贫穷，
硬是把我们逼到了这下面。
不是为了家里的几张嘴，
孙子才会给他们卖命干。
（2004-4-29 国学参考网：《献给苦难的兄弟姐妹－－矿工梁彦选诗歌选》）
中国农民的贫困由来已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早在毛泽东统治的初期，已经创立了无情剥夺农民的“铁律”城乡二元制——1958年１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户口登记条例》——从此，数以亿计的农民的头上被结结实实地套上了法律的的铁锁。“农民”成了世袭的身份，“不仅自己被禁锢在土地上，遭到强制役使，而且还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孙的前程！‘社员’就是‘集体’的农奴。他们彻底丧失了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那被毛泽东称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上就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赛迪网社区：暂住证——中国的国耻）。
自从“1958年１月９日”，中国农民成了处处低城里人一等的“贱民”，而且“贱民”身分世代相传。看来，这个制度的反动性，大概只有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可以仿佛一二。
“城乡二元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怪胎。这个怪胎，自它出世之日起，就像癌细胞一样，一方面不断滋生强权、欺压、贫穷、愚昧；另一方面不断吞噬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强横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扼杀合理的社会流动。“城乡二元制”实施半多世纪以来，数亿农民在口粮供应、户口迁徙、升学就业诸多方面无一不饱受歧视和限制，造成农村过分失血，使农民总体上表现为贫弱。所以，有的文章将“城乡二元制”归结为“当前贫困群体的主要源头”，是颇有见地的。（2005-10-19人民网强国论坛：《当前贫困群体的主要源头》）
正是这项应当受到严厉清算的反动制度，使得数亿中国农民由于长期受剥夺而高度贫血，积贫积弱，成为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举世罕见。如此庞大的农民弱势群体的存在，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宣扬的其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绝妙讽刺。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造就出人数高达数亿的弱势农民群体，使人们不得不质疑这个党一贯鼓吹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巨大欺骗性。
与此同时，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和各级地方权力机构拥有巨大的绝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设置的层层重叠的“五大班子”，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运行和人员的薪金耗费掉中国的财政收入很大比例。“尤其是到了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地方财政收入很难供养众多公权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层政权的现实选择。”（2006-2-19百度_陕西吧_《中国农民九苦》）。
尤其严重的是，在与农民面对面的广阔农村基层，无所不在的县、乡、镇党政机关，官吏的数量日益膨胀，他们的贪污腐败和巧取豪夺，尤其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剥夺，导致了农民的贫困，甚至是丧失生计。贫困在幅员辽阔农村源源不断地制造最廉价的劳动力——民工，然后再把廉价的民工驱赶到血汗工厂和死亡矿山。
“挣钱比人命更重要”，这本来是一个不可思议荒谬命题。但是，由于贫困逼人的缘故，却被为生计所困的农民普遍接受。由于农民贫困，生存艰难，迫切需要“钞票”去解救诸多燃眉之急，于是，天南地北，我国广阔乡村中的青、壮年农民源源不断涌入各种各样的煤矿——国营
的或私营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去冒死采煤，下到地下数百米深的矿井中进行艰苦的劳作，
换取几百元现金去养活一家老小。
在记者的笔下，有大量贫困农民当矿工的报道：
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称，2004年全年，从年初到岁末，该刊的记者们都在为连踵不断的矿难奔波，为死难矿工落泪。但是，记者们却看到农民们仍然接连不断地与私营矿主们签订拿宝贵的生命做廉价赌注的“生死状”。记者们看到如此情景十分为这些农民矿工痛心。但农民却声称，他们签订“生死状”是情愿的，因为“死不可怕，没有工打才可怕!”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今农民生存状况艰难的紧迫状况：眼前的挣钱比日后的丧命更重要！（2005年1月4日论坛
- 焦点关注 - 2004年中国经济《从积极到稳健的转变》）
据新华社记者报道，但在山西省交城县香源沟煤矿二坑矿难事故现场，几名矿难幸存矿工却对记者哀叹说：“唉！人穷了，命就不值钱了！”这种哀叹让人们们体会到生存现实真的残酷性，原来贫穷可以使生命贬值！记者又问他们：“这个矿是非法生产矿，在这里上班，你们不怕吗？”一位矿工说：“谁不怕？这次事故我们陕西老乡就死了十几个。家里盖房，孩子要上学，欠了一屁股债。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0块，干三个月就等于在老家村里一年的收入。只要有点办法能挣钱养家，谁愿意钻这黑窟窿里卖命？”（2005年08月08日新华网：hmyxyy的文章《为了“生存”而“卖命”》）从这短短的几句话可以看到，说这话的农民没有任何奢侈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支出盖房子，为的是有一个栖身之地；交学费，为的是使子女受教育——他都要冒着付出“血本”——生命代价的。记者文章的标题是：《为了“生存”而“卖命”》，鲜明而又响亮，为“农民死儿子”作了深刻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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