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有些不严肃，如果与喻东岳先生的巨大不幸联系起来，更有些不道德，但是揭露监狱的“造神”罪恶实有必要。倘使一日，喻东岳先生能获国家赔偿，或者说有人道主义律师愿免费为喻先生作代理人，或许本文可成为一个旁证。

无论诉诸法律还是论及良知，喻先生一个好端端的人进了监狱，出来后精神失常，总不能说监狱即国家没有丝毫责任。我们且不论他的“罪名”为何，换言之，罪名与健康后果无必然联系。也可以肯定地说，监狱是不会接受有精神疾病的人，所有出来得此病的人均是在监狱中“获得”！

在监狱里，虽然监规明示不得起外号、叫外号，但几乎每个大队（监区）都有一两个外号“神儿”、“老神经”的人，“神儿”多了还得排序，称曰：“大神”、“二神”或“小神”。有的没有“神”类外号儿，也被多数囚友指目为“神经系列”。举三个例子，可资证明。

一、被虐后变成了骗子

此人姓李，河北省衡水人，盗窃罪，10年刑期。正宗外号：“老神经”，又衍生为“神儿”、“神仙儿”。

据说（因为他入狱较我早，放得比我晚），他初入狱时受不起繁重的劳动压力，完不成任务，情愿挨狱警及管事犯人的打。久之，“脑子出了毛病”。脑子出了毛病，就不怕打了。有一次，小他十多岁的狱警一路子给了他100余个巴掌、踹了50余脚，他的脸肿成了馒头状、嘴角子也流了血，还高叫“打得好！”－－如鲁提辖拳下的镇关西。

说来可怜，但也可恨。他由被虐狂变成了虐待狂，尤以欺服新入狱的犯人为主，主要是勒取经济收入，比如弄条烟、要几个裤头儿。他还善于打小报告儿比如告我私自做饭吃，以及什么时候偷听短波收音机了。

整个中队即分监区没人不怕他。在我释放前，中队新关进一个法轮功类的犯人，不知“老神经”采取的什么办法，他把“轮儿”（一般法轮功类的都会落这么外号儿）给骗了，骗得人家把箱子上的钥匙给了他。

他试图骗过我两次，我说：“借了挂面，你就别还了。我知道你没实话。”

二、割腕也不当事儿

没外号的张某，是个众人皆知的“神经系列”人物。他觉得自己的案子冤，多次申诉。但是，写申诉占时间，影响劳动，或者说脑子老想自己的冤，就干不好活儿。

终有一天，队长即狱警训斥了他，他也火往上攻，顶了老家伙。老家伙是粗人，连出工收工签字都写不了，就知“专政力量”。他口头语是：“收拾你个B养的！”于是，小张被挂上了“家伙儿”－－脚上趟镣，小张还是不服，找了刀片子（生产区好多这类的工具），割腕。幸亏被及时发现，不致丧命。

“割腕也不当事儿！”老家伙不怕犯人来硬的，又给小张“上了一件儿”即带上了牛鼻子铐。不让他出工，关在生活区，由好几个人看管。稍见稳定后，得以去了镣铐。可能是他故意表现良好，因为不几天，他再寻机自杀。－－从生活区的垃圾道跳了下去。

自杀未遂，可他的精神出了毛病。在与别人说话的过程中，你会听到他总有一句话：“我刚才说的是吗来了？”

你要看他表面，人样子挺好、头几句话也行，但是他常做让你想不到的举动。社会上的人可能说他怪，但是实在是他的“神经出了毛病”。

被逼自杀，在监狱里是长有的事儿。所以，监狱考核犯人的条款上把阻止他犯自杀列为“重大立功”行为，但是，自杀未遂，大多人成了精神疾病患者。

三、那个“小轮儿”很危险

很危险，并不是说他要伤害别人，因为，他被强行灌了几次食（下胃管），人就“不那么精神了”。

他姓朱，叫什么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家是沧县黄骅与沧县交界一带的人（或是李天木乡人，或是风化店人）。因为他分到我所在的监区时，我快放了。有过几次接触，也就是劝他“现实点儿，先度过刑期再说。”之类。有一天晚上（正巧我去卫生间），听到尖厉的叫声，回头看时，不远处几个犯人“积极分子”好似被从某个房间给撞出来的。不少犯人被吵醒了，尤其上位床又挨窗的都伸出头来看。坐班的犯人大骂：“都他妈B的睡觉，没你们的事儿！”不过，这个座班员知道我不怕事儿又“有些社会关系”，说：“綦哥，不是骂你，你也别管这事儿啊！队长吩咐，给新来的‘小轮儿’下胃管子呢。”我无奈地摇摇头。凭良心说：我知道自己没两天就走了（头发都留了起来），不愿摊事儿，若在平常“非干涉不行！”

第二天，我想让别人给“小轮儿”捎过几小包奶粉去，但别人说：“他绝食，你给奶粉，这不是帮狱警行恶吗！”于是，我改成了让人给他带维生素片儿。但是，没任何可能帮助他。晚上，我借故到他那个宿舍去，只见他面色苍白，比来时（不到一个月）瘦了一圈儿，眼光呆滞。看管他的两个犯人说：“綦哥，别管这事儿，这‘小轮儿’早晚神经病了！”

……

监狱里虽然防自杀，但队长也口口声声说“三不怕”：不怕你不干活儿——管事的犯人就收拾你了；不怕你自杀——监狱里大不了搭上三几百块钱的火化费；不怕你绝食——胃管子伺候着呢。

监狱的恶劣生存状况足以打垮心理素质不太好的人，所以中国二次犯罪率目前稳居世界之首，因为大多数二次犯都有报复心理，在监狱里落下了心理残疾。震惊全球的石家庄靳如超爆炸案，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疾病发作的案子。如果按医疗程序诊断，肯定不致被枪毙，但是石家庄当局没法向上级及社会交待，就杀了靳如超以搪塞。

监狱绝非是把人改造好的地方，一方面它是血汗工厂，另一方面它是精神绞肉机。仅就医一项，就能把个正常人折磨成“神经病”，比如说，犯人身体严重缺钾后会瘫在床上，但那种小白药片（钾片）吃多也能致人死亡，因此，犯医一般不敢给开（怕有病的犯人积多了，一次吃）。要拿到十几片钾片，就得一条上百块钱的好烟（监狱有专卖好烟的货架）。这样，你还得知情不过，点头哈腰，并保证“出了事儿，自己兜着。”比如我为某A去“求这个药儿”，必须是在傍晚溜到医院，如做贼一般地交易。我的交易方式不仅给现金，还得外加一小瓶二锅头酒。而这一小瓶二锅头酒也得花十块钱从“犯人黑市网络”里找。设使一个穷犯人没人管（没钱），那就惨了，等死吧！死不了，也得疯了。如果你看到一个病犯被晾在医院里，爬着回来找队长求情：“给弄点药儿吧！”－－别以为这是拍电影，这是真事儿，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儿，除非你的心是耐心材料烧成的！

中国监狱制造了大量有心理疾病的所谓改造好的人（名曰“获新生），但是喻东岳的事情毫无疑问地说明那是骗人的鬼话。而且，最为令人惭愧的是：至今还没一件犯人出狱后因精神失常，向狱方即国家索赔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