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有两大文化矛盾现象：一是，官方权力核心力倡文化改革，而文化产业的标杆领域出版业与报纸业，一片暗淡；二是，影视产品粗制滥造、践踏文化，而权力批发机构仍以利益“改革”方式反“改革”。

   　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来看，所谓的文化改革是服从宣传“三个代表”的政治需要的，即不能在文化上进行不断创新就无由诠释或补足“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一说。故此，就有了2003年5、6月间中共核心高层文化主管人物李长春先生的“三个一切”。6月4日，李先生视察吉林省长春市等地，提出了“三个一切”即：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都要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2003年6月末，李长春先生的“三个一切”成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会上他发表了重要讲话，称言：“深化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时隔两年多即2006年1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又联合发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马上发表评论员文章，曰：“充分认识体制改革重要紧迫性”。

   　在官方大力填充“三个代表”留下的文化空缺之时，实际情况又何呢？答曰实质上，“文化管制／管制文化”仍然大行其道！

   　“管制文化”在分析层面上有两种意义：一是，对文化产品进行管制，如出版（片）审查制度、新闻行业准进许可制度，等等；二是由于管制动作的连续性即制度化，现时就形成一个文化亚种即反文明的“文化病态”，如整体的文化心理阴暗，特别是对含沙射影响、微言大义的恐惧，于是，“管制”就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第二种情形的惯性发展，必须导致“文化”败亡。这种慢性的败亡即非古典崩溃也绝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之“破四旧”与“怀疑一切”所造成的恶果。

   　以上分析绝不是危言耸听，实际情况也证明，所谓的“文化”已经败亡，即出现了非古典崩溃。由于管制文化形成的利益集团无法适应市场，必然实行寻租，设法出台更多的“技术管制”来诠释政治上的正确，以便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集团就是盘剥民间创新集团的那些许可证发放机关。比如说，一个官方出版社，它既无市场经验又无相应编辑力量，就必然依赖“卖书号”生存。一个书号从1万块（人民币）到1.5万不等。据悉，几家顶尖级的大社也开始从此道上捞钱，而书号价格则高达3万元。一个出版社一年卖上一百个书号乃平常之事，再加上低价倾销一批非畅销书，日子就能过得相当不错。

   　至于电影（电视剧）的许可证操作更为复杂，“审批的不确定性”有时可以搞得制片人声名狼藉、投资人倾家荡产。何以如此？因为一部影视得到立项后，投资拍片少则几百分元投资，多则数千万，但审读一关很可能被毙掉。如此，几百万乃至几千万投资则化为乌有。若是投入到黑市去以光盘形式发行，最多能收回投资的40％，少的甚至达不到10％。如此残酷和“潜规则”必然抑制民间的创新活力。所以，无论李长春先生的讲话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意见”，都无法解决“意识形态刚性——管制文化的寻租——破坏市场活力”（或可称“意管破机制”）的根本问题。

   　中国“文化”的败亡，从根本上讲是意识形态的悲哀！设想一下，存在着“意管破机制”的社会怎么会产生先进文化。产生不了先进文化，何论代表最先进的文化？

   　纯粹是一场儿童游戏般的自我涂鸦！

   　为配合权力核心的改革倾向，中国最大的文化管制权力寻租机构（曰“国家广电总局”）也煞有介事地称从2006年5月份开始“取消题材立项审批”（中新网，4月15日），以便“更加符合文化市场运行规律”，但是它根本没放弃审读制度。不惟如此，它仍称“重大题材仍需立项审批”，并且“动画片，重大历史题材，中外合拍剧，还是要按照原来的办法进行管理。”又一场半吊子式的“改革”。究竟这一“改革”将产生多大流量的寻租利益转移，至今尚无法测知。

   　与权力核心口号化改革、权力批发即许可证发派寻租中心的“技术化操作”相对应，有两大诠释等于提前给所谓的文化改革划上了句号。

   　其一，中国出版业已经由泡沫接近崩溃临界点，业内人士已经无法乐观，诸如印数下降、退货增加、库存暴涨、效益下降因素造成了滞涨局面（《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科文献）。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动因来源于“意管破机制”，其中盗版的猖獗即致正常渠道“退货增加、库存暴涨”的主因仍来源于出版社与黑市的勾结，正如中国黄色（妓女）产业的形成是由警方参与（背后支持）而致一样。

   　其二，中国报业陷入全面经营危机，《2006传媒蓝皮书》（中新网，4月13日）称：“以2005年为‘拐点’，中国传统报纸已经停下了持续多年的上升脚步，广告营业额开始大幅度下滑，平均跌幅达15％以上，…传统报纸的强势地位已经从根本上被动摇。”云云。此种停滞、动摇固然有网络媒体兴起的影响，而更大的原因仍“意管破机制”导致的结果。试问：今天中国有一份纯民办的报纸吗？

   　在“意管破机制”的强大钳制下，权力核心的改革与不过是“瘸子打驴——坐着喊”而已。不惟权力核心只是“瘸子打驴”，就连我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也要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在“审读”一关上搞个倾家荡产。一位西安大学生读了我的《中国古代言论史》，大加赞赏，来信问我为什么不写言论史的近现代部分。我很尴尬，除了资料准备、资金筹备外，最大的因素仍是“审读”一关。因为，近现代言论史必然会涉及敏感话题，如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乃至六四事件，哪个出版社敢出这样书呢？

   　我凭写稿挣钱，若花上三年功夫写一本《中国现代言论史》，一个月内让出版社给“毙掉”，实在是从经济上讲不通。只讲《中国古代言论史》的出版，就足够教训。本该赚钱，却赔了。为什么？书号费1.5万拿进去了，这个较学术化的书不能多印（只印8千册）；再加上出版合同上的周折，费用加大。有一家国字号的出版社一见选题就皱眉头了，谈了一个月，左提条件、右提条件，最终还是让社长给否了，他说：“《中国古代言论史》没涉及国民党，当然就涉及不到共产党，但是其中有含沙射影的地方。”

   　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现代“腹诽罪”吗？！

   　与这位社长的左派式评论不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先生读了该书初稿，评价说：“填补了一项空白，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但是，学者的评价比不了“意管破机制”里的权力评价，民间出版人士则善意地劝告：“这该是社科院那帮人搞的书目（课题），他们有闲钱、有闲人都不干，你这不是吃饱了（撑得）吗？这个妓女化的文化市场，谁还搞那样高雅的课题。别谈什么赚钱了，能出了，就得敲鞋帮子（念佛）了！兴许那会儿，出版总署的人心情正好…”

   　不管权力核心人物李长春先生掷地有声的“三个一切”，也不管我为了谋生而必须自我审查计划在国内出版作品，更不管出版总署的人哪会儿心情好，问题仍然是：这一帮中国人，如果他们不想彻底地整体上将中国搞垮、搞烂（再回到1860年以前），那么为什么他们认可“意管破机制”的存在呢？

   　若干年后，李长春先生如今日李瑞环先生一样地淡出政坛，他会不会为自己的“三个一切”之前的“真善美”一样地化为政治闲谈之资，而脸红呢？

   　若干年后，我这样崇尚自由的作家，会不会面对着笔杆子与饭碗子的两难选择而羞惭地请求上帝原谅呢？

   　若干年后，那些稳占在“意管破机制”中间的分利集团，会不会在中国民主化到来后请求人民原谅，已免除对他们的经济（非政治）清算呢？

   　这一切，已经不再是悬念，而取决于中国“文化”败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