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立法背景像中国这样的混沌。最初看到了巩献田的公开信之后，觉得这种法学水平非常不及格的东西简直是丢死了中国法律学人的脸面。继之几个月后，杨晓青等法学教师对物权法提出严重的质疑，与其说是对于立法的质疑不如说是对中共“忘恩负义”的抗议。看了他们的公开信，感到法律学者掉入了资本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制概念的大泥坑着实显得冥顽和可笑。

某日晚上，与家人相聚。亲戚的一些闲谈使我对这些“可笑”有了深刻的理解。亲戚提到一个改制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他说，这个厂长家里面的客厅是三十九个平方米，每平方米铺的高级石材价值是4900元，工费是600元。有次，有个厂里面的小科长到厂长家送礼，厂长正和亲戚等人打麻将，然后厂长去开门，看到了那个小科长，竟然不让这位科长进门，还问他你怎么找来的。科长支吾了半天，说有事想和厂长说，还带了礼品。厂长不耐烦地说，行了我知道你的事情了，放下（指礼物）行了。撵走了科长后，厂长归座说，现在的工人花钱太多，又是保险又是买断工龄，不如一遭想个办法都撵回家，然后再找农民来干。大家看了看那礼物是一块石头约摸着不下4000元。

后来那个科长怎么样了呢？据说给开除了，原因就是厂长不喜欢厂里的小人物到他家看到他们家的客厅。

另一位亲戚也随便说了说，说到一个公务员家里做客，他们家两口子都是公务员，一个还是处长。家里有一面墙陈列的都是宝贝，一块最不值钱的石头竟然也是上万元。然后随手指了下墙上的字画，说这幅字画就是2万多。

我此时感到这的确有些太残酷，我感到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气息窒息着这个国家。比尔·盖茨的家庭奢华全球皆知，然而这位富豪他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共馈赠了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因此，通过合法方式取财富的资本家，再奢华也是他们自由，那种奢华不会让人觉得不干净。相比之下，中国这些公有经济的受益者们，他们的奢华里面却没有资本家的一点良心，他们的富庶浸透了民众的血汗甚至是生命。他们的豪华装修看来不是他们对自己神圣的私有财产的自由处理，这种财产的奢华如果不是侵夺民众财产的罪和丑恶，怎么会连让人家进门瞧瞧的胆量都没有呢？如果这不是做贼的心理，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人家开除了呢？

杨晓青在公开信中提到：“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财产，是全体人民经过与‘三座大山’的浴血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物质基础，是全体人民福利的来源和保障，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近十几年来，在改革的幌子下，‘全民所有’的财产已经在‘国资委批准’下被卖的所剩无几。除了造就了一批‘一夜暴富的’私营企业主和官僚财主之外，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水平并没有提高，反而减少或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巩献田公开信中几乎口无遮掩的将共产党隐喻称为国民党，然后直接把共产党说成私产党。

认可私有权是神圣的，必须反思清算共产党的发家史，如果回避这个问题，物权法的立法必然是两头不讨好。如果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在于国民政府时期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历史背景，那么现在看起来再举行一次革命的理由或许更加充分。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在一个社会存在大量贫民的社会现状下，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公平的公正的法律机制政治机制进行引导，这些贫民热衷和信仰的必然就是共产党的暴力夺权理论。公民权利的缺失，阻塞了人民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权利主张的可能，必然导致下层民众向往通过各种暴力的方式取得他人的财产权，取得国家的统治权，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把人民逼到了不信赖法律、不相信和平的角落。

物权的私有性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没有物权的私有性作基础，人类社会的所有经济发展都是没有稳定基石的。当前的中国，中共倡导的法治化仍然停留在一个口头的程度，人民已经对法律没有了信心。比如说，要揭露腐败，没有地方说话；要实现选举权，不让你宣传候选人；要组织社团推动社会进步，又被怀疑要颠覆社会主义；要演讲说你要煽动闹事，要上街游行说你要进行打砸抢，要参加竞选，说你要与专政党抢位子。

由于中共的暴力革命扭曲了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在这个国家中这种暴力的革命历史一直被当成一种光荣的历史而不是悲哀的历史，人们无法想象，既然共产党主张共产均产，为什么到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赚取的财产盆盈钵满的时候，他们开始崇尚物权私有神圣性？抢钱的时候，这些人没流血没牺牲，分完钱了，就抛出物权私有神圣的理论，这意味着中共的潜台词：今后谁也不准在抢钱了，再抢钱别怪俺们的锤子镰刀落在你们的头上。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讽刺话说，共产党，怎么净是你们娘们儿的好事啊。

2005年4月国资委和财政部下发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就是这样一部为管理者一夜暴富而打造的隐形武器。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国家资产的监管者不仅不需要回避，反而具有了国有财产受让的优先权。一个牧羊人帮着东家放羊，如果你给他优先受让的权利，那意味着他可以在缺少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大刀阔斧的移山倒海却可以不为人知，与其说是国有财产的合法流转不如说是国有财产给管理层提供了不需要流血就可以分赃的一顿大餐。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伟大的人类社会基本法条为什么在中国就得不到认可呢？其实不是巩献田等人和罗马法的古老传统过不去，而是中共的暴力和无视人权的作风首先残害了这一法律体系的生命，既然破坏了游戏规则，如果不悔改不重新反思，那就永远的坚持下去，走到半路了，中共的腐败分子们把该收的瓜都收没了，该拣的枣都拣光了，这个时候拿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来，中国的下层民众能接受吗？

私有财产是神圣的，所以才有了福布斯，富豪们感到光荣。如果中国的党政干部的私人财产也是神圣的，为什么不敢于搞个阳光福布斯呢？据有关网络文章，有关党政机关干部向社会公开本人及配偶和家属财产的议题，已经研究了近二十年，也曾局部搞过试点，但都夭折了。据说很多政治局的常委都反对公布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理由依然是：如果领导干部都公开公布财产，社会承受不了，党政机关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瘫痪、无政府主义，发生文化大革命式的内战，社会组织纷纷建立，到那时，政局一定失控，这个局面由谁来承担？

一方水土养一方的法律，中国的私有财产神圣不起来这是中国特色国情决定的。中共的高官他们自己的腰板就直不起来，他们都不敢大声地告诉人民告诉世界他家里到底有多少钱，这个私有财产说明的确不神圣，神圣的永远不怕见阳光，龟缩在黑暗中的财产永远都是卑鄙下流和非法无耻的。

2006-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