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告别则黑乡基督教会的张长老之际，我习惯性地瞟了一眼壁上的挂钟，已经2005年12月30日傍晚7点40分了。我顺便问起本地曾经最显赫的家族如今怎样？张长老说，杨区长的遗孀还在，我指一条路，你自己去找她了解吧。

天黑尽了，我们由一位当地妇女领路，在土墙组成的村子里摸索前行。地下沟渠蜿蜒，散发着阵阵人畜粪便混合的臭味，好几次，我们都犹如山羊，在沟与沟之间连续跳跃；接着又绕过大小三道生活垃圾屏障，扁着身体穿过两道墙中间的仄道，终于豁然开朗。我弯腰摘除粘在运动鞋底的塑料袋，再抬头，就感到清风扑面了。远处，重重叠叠的乌云下面，黑黝黝的山丘动荡着，好似大群被栅栏圈定的巨兽，随时都可能咆哮着越栅而逃；稍近一些，则是开阔地和肠子一般盘桓其上的小河；冥空里的树影发出若有若无的低啸，如迷失在阴阳界找不到归宿的冤魂的歌谣。领路妇女转头说，那块向阳的坡地过去是操场，解放军初次进则黑，就在那儿训练民兵，教他们打枪、拼刺刀；后来又在那儿开土改大会，枪毙地主。

我刚要问什么，狗就叫了，跟着，全村的狗都此起彼伏地叫成一片。领路妇女推开一扇矮栅栏，用当地土话骂狗和唤人，然后进了短墙围绕的大院。

我还没看清院内的情景，就被好客的主人们迎上石阶，让进堂屋。领路妇女给我们作了简单介绍，正中坐沙发的老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她驼着背，年轮密布的脸上透出笑来。我和孙医生急忙扶住——她就是本文的主角，84岁的地主遗孀张美芝。隔着火盆与其相对的，是她的四女儿杨思仙，今年59岁；五儿子杨思义，今年57岁。

气氛融洽之后，我顺势掏出老录音机。这是8点零8分，门外的风突然停了，月白如洗；而在门内的昏黄灯光下，在一家几口不间断的抽泣中，尘封已久的回忆裂开一条缝…… 

老威：今天下午我拜访基督教会的张长老，路过你家的院子上头，觉得一长溜青瓦之下，那面桔黄色的斑驳旧墙很特别，比周围所有的农家大院都气派。我在墙前照了像，还问过张长老，是否可以见一见这户主人？张长老说，这是当地最大家族的宅子，可目前只剩一个外壳，住不了人，就弄成牛圈了。我追问人呢？张长老说，几十年前就搬出去了……

张美芝：土改那年，我们就叫撵出来，挤在旁边的牛圈里；而贫下中农翻身了，成了我们院里的新主人。

老威：请讲讲当时的情景，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张美芝：记录？

老威：是啊，目前距离1952年的土地改革已相当久远，50岁上下的人，有所耳闻，但记忆早模糊了；而40岁上下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只能从小说、电影、官方教科书里去了解；再往后的人，连了解的兴趣也没有。

张美芝：是啰，陈年老帐了，谁也不耐烦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老威：我是个写书的，不愿意你们这代人如此被淡忘掉。

张美芝：说不清啰，我26岁就撞上土改，今年已经84岁啰。又哮喘，胃又疼了好久。

老威：奶奶你莫着急。

张美芝：着急也没用啰，感谢主，我还活着。我不会埋怨谁，更不敢埋怨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形势，我们普通人是无法阻挡的。在这地方上，我们家世代为官，为老百姓断案时，虽然尽了力，也不能说就没犯过错。除了全能的上帝，连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也不敢打保票说，自己没错误。所以，我们家被划成地主是应该的，贫下中农开大会斗争我们也不过分，过去几十年了，不给地主平反也算了，全能的上帝心里有数。我们家现在还过得去，又有读大学的，又有做官的，胜过好多贫下中农家庭。

老威：奶奶你满足了？

张美芝：我总有一口气咽不下去，我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浑身抽筋。我们家作了什么孽，要被杀掉那么多人？我的丈夫杨心林，原来是这儿的区长，我的哥哥张应心，是乡长，在土改大会上一起被枪毙，两具死尸抬回来，连舌头也叫人割掉了，凭啥就这么惨？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们家原来有多少口人？

张美芝：算不清啰。往上说吧，我家外祖生有两个儿子，由于两兄弟非常要好，没有分家，就把彼此的儿女都视为己出。老大育有3个儿子，老二育有两个儿子，照统一排行，这一辈的老大就是杨县长，他可是多少年以来，则黑这偏远地方出的大人物。他早年外出求学，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共产党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是校友。25岁即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荐，去云南德钦县任县长。

老威：藏族地区的彝族县长？

张美芝：是啰。那时的德钦还叫安东，吏治不清，盗匪横行，龙云就特别举荐志向高远的大哥去解决难题。果然大半年后，那地方就清净了——杨县长因此名声大振，还受过政府的嘉奖。大哥是解放前夕病死的，他幸好病死了，否则也难逃劫难。

老威：为什么？

张美芝：大哥做人的宗旨就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讲武堂读书时，曾经因为被洋教官谩骂成“东亚病夫”而拍案而起，并公开与洋教官比武获胜，结果却让龙云绑了。但是，他的民族气节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老威：共产党也打“民族气节”的牌。

张美芝：可大哥他既然信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不会再改换门庭，去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我二哥是撒营盘（解放前叫永山区）保安大队长；脾气也和大哥一样。老三就是我的丈夫杨心林，当时是永山区区长；四弟和五弟没啥作为，就是个不愁吃喝的普通人罢了。

另外，我娘家也不算差，哥哥张应心，做过则黑（解放前叫永安）乡乡长。 

张美芝的四女儿杨思仙插话：

我看过小说《苦菜花》，我们家真是比苦菜花还苦！土改那年我才5岁，本来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娃，但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爸爸和舅舅，呜呜……

老威：怎么失去的？

杨思仙：呜呜，1952年头上，爸爸和舅舅就叫民兵五花大绑带走，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起，关在则黑小学内，以后又升级，关进了乡公所。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当时妈妈也叫抓走了，19岁的大哥因为害怕，就跑进山里躲起来，家里就剩两三个娃娃，连自己都顾不过来，那敢探监？直到开大会那天……

老威：你们也去了？

杨思仙：我们躲在牛圈里，门窗紧闭着，饿了两三天。大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因为一碰上贫下中农的娃娃，不仅讨不到吃，还要遭围攻。只有夜里才从门缝钻出去，像老鼠一般在野地里窜来窜去，见啥捞啥，能进嘴就行。那一整夜，我们都不敢出去，因为民兵轮换着巡逻，一见影子就开枪打。我们抱在一块，滚在烂草里，迷迷糊糊觉得天透亮了，墙外响起许多脚步声，并且一直不停。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脚步声过完。估计一两个钟头吧，墙外才清净了，好像那些人都到河边的操场开会了。从门缝朝外瞅，还有民兵端着枪来来回回走动，一个人嘴里还叼了根烟，我听见他们在议论：“今天要敲七八个脑壳。”

有个人不信，说敲不了那么多；另一个人反驳：“只有多，没有少。”两人就开始争起来，面红耳赤。直到民兵排长过来制止，并且说：“过一阵响枪就见分晓，你们两个猪脑壳打个赌啰。”于是两人就打赌，输家割2斤肉来办招待。

老威：杀人还打赌吃肉？真跟过节差不多。

杨思仙：旧社会，除了过年，乡下难得有啥大事，解放了，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就月月有大事。特别是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就天天有热闹。那天上午，我们在两里之外都听见喊口号，排山倒海似的，一阵接一阵。快散会了，妈妈被放了回来，披头散发，浑身都在流血。我们扑上去叫妈妈妈妈，她才慢慢坐下，魂不守舍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问饿不饿。又说要去村里给我们讨吃的。过了大约十几分钟，门口嘈杂起来，我们还来不及紧张，有人就轰轰擂门。妈妈刚挣扎起身，门就一下子倒下来，我们看见刺目的光亮中横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爸爸和舅舅就这样被人抬回家了。 

张美芝：我被关起来很多天，受尽了折磨，那天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七八个人，其中有我的丈夫和哥哥。我一早就与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被民兵五花大绑了，押去批斗，并且陪杀场。在离会场不远的河边，被宣判死刑的阶级敌人后颈窝插了黑牌，五花大绑后，大腿也叫麻绳给缠了，嘴里塞了一团烂布。我在两米外，眼睁睁地看见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民兵们按跪下去，拔掉黑牌，用步枪嘴抵着胸口，砰砰两响。我哥个头大，晃了几下还没倒，后面的预备枪手接着上来，抵着那已被打烂的胸口补枪。血砰的又窜起很高，有一支血箭叭的喷向枪手的肩头,吓得他一闪,就顺势一脚,把我哥踹翻。他一边擦血一边骂娘，还迈步上前，踩着在地下挣扎的我哥再补枪。咽气时，我哥就横躺在我丈夫身上，他的手向天空抓了一把，就鞭子一样软了，脑袋也滚到左边，刚好与我丈夫的脑袋碰到一处。血骨碌碌地冒着，在阳光下显得很亮，两个亲人像在说悄悄话。我被两个民兵架着，头发也被揪着，这样就没法低头，可他们是我的亲人呀，再没法低头，我也不忍心看下去，好多次，我闭上眼睛，但人家骂我，把我的眼皮撕开，我的眼珠子都叫弄出血了。泪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满脑袋全是包块，伤口淌出的浓血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一直想自己站起来，因为被人家架着太难受，而且形象不好，挺丢脸，我好歹也算个贵妇人呀。在大难之际，也应该保持起码的气节。可是，我无论如何站不了，脚尖一试再试，腿肚子就是抽筋。唉，丢脸也是没办法呀！

最后，我突然看见，两个民兵举起枪，用枪嘴捣我两个亲人的门牙，还拿刺刀使劲撬。我毕竟经历过一些事儿，我晓得他们要干什么，顿时天旋地转。我猛然狠咬自己的舌头，我想喊：“把我的舌头拿去！别再折磨死人了！”可是，脑袋轰隆一声，就啥也不晓得了。

老威：他们是当众割死者的舌头吗？

张美芝：是啰。

老威：群众有什么反应？

张美芝：大概有几千人从会场那边跟过来，乌压压一片，把周围的庄稼地都踩平了。我恍恍惚惚，只听见大家都在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某某某死有余辜！”“土地改革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许多小孩向阶级敌人扔石头﹑泥巴，挤在路两边用树条条抽坏人。我挨了数不清的打，已不晓得痛了。

唉，这是大形势啊，莫说舌头，就是当众将所有地主千刀万剐，群众也只会鼓掌欢呼。

老威：那主持大会的干部呢？

张美芝：我在台下，只听见宣判死刑的声音，没看见人。

老威：我能看看《判决书》吗？

张美芝：没有《判决书》，那次毙了七八个，劳改了十几个，都没发《判决书》。好像那个时代，不兴发《判决书》。

老威：我曾见过50年代的《判决书》，是用手写的，很潦草。

张美芝：我不晓得。

老威：哪一级法院判的，档案里应该能查到。

张美芝：都是本地工作组判的，我也不晓得是哪一级。

老威：是吗？那割掉的舌头能做什么用呢？

张美芝：当药。

老威：内服还是外用？

张美芝：当跌打损伤药外用。后来听说，我两个亲人的舌头被他们割去，交给了当地的民兵连长。因为那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而这个模范连长在执行抓捕任务时，被狗咬伤了大腿。不晓得是不是报应，那腿伤感染化脓，一两个月都不结疤。人家采了很多草药，捣碎包扎；乡里区里的卫生所﹑还有民间的郎中都看了治了，就是不见起色。人家急了，就照高人指点，把我亲人的两根舌头阴干，切成片，捻成粉，撒在伤口上。

老威：果真有效吗？

张美芝：按理说应该有特效，可人家用舌粉天天敷，不仅无效，而且还溃烂成了碗口大的一个洞。人家起不来床，呻唤了20几天，被十几个民兵护送着，又是担架又是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抬到武定县城。结果还是抢救无效。死了以后，丧事办得很隆重，乡里开了追悼大会，区政府派人来念悼词，人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思仙插话：

我和弟弟看见死了的爸爸、舅舅，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已不是平时所熟悉的长辈了。他们血肉模糊，胸口翻开比汤碗还大的洞，特别是那张脸，犹如一块被砸碎的玻璃，到处都裂着缝。妈妈面无表情，像在梦游一般走过去，抬起破衣袖擦爸爸的脸，又转过头，叫我拿木桶打水。5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用棍子抬了半桶水回来，妈妈一点一点给爸爸和舅舅擦洗，她咳着嗽，一会儿又发呆，还一下一下拉扯他们的嘴皮，好像要让豁开的嘴闭拢，但是已不可能了。因为里面既没舌头也没牙，就一个叫彻底捣碎的圆洞，下巴都快脱下来了。

妈妈给他们洗了大半天，我和弟弟抬了很多次水，饿极了，但不敢出一点声。天慢慢黑了，我们却没有力气把我们的亲人抬进家门。太阳落坡了，风开始大了，鬼哭狼嚎，像些冥空中的爪子，将房上的瓦片翻得夸夸地响。妈妈说，你们进屋吧。她却又在外面站了几分钟，才进来关了门，把我们紧紧搂在怀中。我们挤在烂草堆里，已哭不出，或者已没力气哭了。我在心中叫了无数遍爸爸和舅舅，在我的脑子里，他们永远是慈祥的，总是讲道理，没骂过谁，没动过谁一指头，见着家里的长工也总是笑脸。我不懂啥阶级斗争，也不懂他们为啥非死不可，并且死得这样凄惨。 

张美芝：第二天，我悄悄联络娘家的人，用木板板把两个亲人抬上山，草草埋葬了，连个坟包也没敢留。由于慌张，也由于饿得缺力气，坑挖浅了，两个亲人的尸骨当晚就叫野兽刨了，肉全啃光，剩下的白骨拖得东一块西一块。真是造孽啊。我只好收拾残骨，重新埋了一次。

老威：唉，人死如灯灭，惨剧总算结束了吧。

张美芝：远远没有结束，远远没有尽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家族到底死了多少人？我算算——大哥杨县长家，大女婿被枪毙，大女儿在极度绝望之中，先用麻绳勒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服毒自尽；二哥杨大队长家，二哥和两个儿子同时遭镇压；老三杨区长，也就是我们家，死了父亲、舅舅、三儿子、外婆、外公……

老威：都是公开镇压的？

张美芝：孩子他外婆是叫民兵活活打死的，他外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乘值班民兵松懈，用裤带吊死在监狱里。我的三儿子死于1954年，民兵在坡上发现了他，就开枪了。我四弟当时才20多岁，结婚没几天，由于生性老实，日子也过得平凡。可他也受到家族株连，叫弄去枪毙了，冤啊。

老威：真是人命贱如草啊。

张美芝：应该是人命不如草吧？都长在野外，草和草之间至少平等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