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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轮功吗”？这是我2002年11月7日凌晨3点踏进北京市看守所204监区204监室的第一句话。此前的几年间，法轮功信众因坚守和平信仰而惨遭血腥镇压，被捕的修行者填满了中共的劳改营、监狱、看守所和派出所。我非常希望见识一下这些稀有的勇于反抗的中国人，为她／他们所遭受的磨难作见证更是我的愿望。我在秦城期间没有遇到过法轮功信仰者。后来听说在我被关进来之前1个月，秦城有一个长期绝食的法轮功反抗者被转回了区看守所。两个月后，我在北京公安医院的地牢里见到了此人。
他叫王甫，家住北京朝阳区劲松，30岁。据《明慧网》介绍，2000年10月1日，他和未婚妻李琦推迟了次日的婚礼，双双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我的印象是，他此次被捕是因为参与了一次轰动北京的在建筑物上悬挂横幅的抗议，在乡下躲避1年后被捕，判4年半，是十多人中判的最轻的。王甫从秦城转回区看守所后，因再次绝食被转进了公安医院病犯区，一直关在B监室。
2003年1月17日，我开始了首次抗议恐怖主义绝食。绝食时间选在伊拉克战争开战日，目标是100个小时。不仅因为对家人的担忧，也出于对公然践踏自定法律的暴政机构的痛恨。由于国保队的关照，我不能象其他囚犯那样得到家人的经济援助，由此我判断家人也被剥夺了至关重要的知情权，这会明显加重家人的恐慌。获释后我得知，家人始终没有收到我的逮捕证，也没有被告知我的下落。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类害人不利己的变态行为。看守所为了配合国保队挖口供，也对我实施了严管，每天只配给4个乒乓球大小的玉米面窝头，基本上处于半绝食状态。这两个多月的饥饿经历对我以后的绝食有很大促动。因为营养极度不良，绝食第三天就出现了昏迷。
我被转进病犯区C监室后，继续寻访法轮功。由同号处得知对面B监室关着一位。一天晚上，听到一男子高声抗议迫害法轮功，彻夜不息，我以为是对面B监室的法轮功反抗者在受刑。次日打听出他的名字后，我向对面喊话表示问候。后来得知那次受刑的不是王甫，而是被关在B监室隔壁A监室的张雁斌（音），石景山人，在病犯区绝食4个多月。
以后我在卫生间遇到过王甫，他看上去象个“玻璃人”，应该是长期绝食和不见阳光的原故。
我第二次被关进病犯区是6月7日，这次抗议恐怖主义绝食的目标是“64”到“911”的100天。恰巧被关在王甫所在的B监室，他的绝食仍在继续。我在43床，他在41床，对面40床是一位叫李连军的死刑犯，杀4人，朝阳区双桥人，30岁。他就是当初对张雁斌施暴者之一。当时他关在隔壁A监室，和张雁斌邻床。每个病犯都配发一个塑料尿壶。据李说，他曾逼迫被捆在床上的张雁斌“喝尿”，大概就是把尿泼到张雁斌的脸上。死刑犯都是上“搋”下“蹚”，手脚活动很不方便。而且死刑犯是地位最底下的刑事犯，这是七处在半步桥就形成的传统。曾有一个看守当着我们一屋子人的面对李连军讲：“判了死刑，你就已经不是人了”。没有看守的支持，死刑犯不可能对其他囚犯造次。
王甫的这次绝食是从中共十六大开幕的2002年11月8日开始的，与第一次绝食只间隔了一天。“吃朝阳，住海殿，既然关到朝阳，我得品尝一下‘朝看’牢饭的味道”，他主动吃了一餐牢饭。2003年6月21日，凌晨5时许，始终插着鼻饲管的王甫被来路不明的警察带走了。睡意朦胧的同号们都为这个时间提犯人感到奇怪，或许是要转送远处吧。王甫的绝食方式是我所见最温和的，他不拒绝输液，每天还有一袋鼻饲奶，就是市面上常见的一元钱的“巴氏消毒袋奶”，但是会被其他囚犯分食，而负责鼻饲的护工也乐得清闲。王甫不仅从来不拒绝，而且主动询问同号是否需要。他就是这样在北京市公安医院病犯区坚持了7个多月，过去的一年间，他只吃过一顿饭。不论他是否继续绝食，此后他的处境都会更加凶险。
法轮功信仰者人数众多，形形色色。我认为和王甫接触过的人都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善良、平和，也不失机敏。这些或许都是他的天性，但是这至少说明法轮功信仰不会是“扭曲人性的邪教”。李连军看不惯张雁斌把对师傅的尊崇置于父母之上，在我看来这主要是中共“无神论”灌输的恶果。另外，法轮功创始人是一位现实中的人物，他“突如其来”的影响力勾起了李连军意识中的某种中国式的传统情结。中国长期以来社会竞争秩序混乱，导致小人得志、恶人当道屡见不鲜，社会心理长期遭到扭曲，致使这种传统情结异常顽固，以至于濒死的囚犯也难以释怀。
生活是各种行为，处于信仰的影响中。神是信仰的化身，不信神的无神论者也都有信仰。李连军的信仰就包括了父母至上，父母就是他信仰中的神。我也信仰父母至上，还有许多人有这种信仰，那么我们各自的神之间就可能存在着各种需要处理的关系，其中一部分处于法律之外。处理原则显然必须超越各自的神，这就产生了共同的信仰，也就可能需要共同的神。对我们来说，自身的所爱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显然是重要的，所以在自由信仰中，作为信仰的化身，神有至高无上的名份，但是神的存在危害不到人们对父母的尊重，也不会分散对家庭的关切，在共同信仰的支持下反而会加深和扩展这种关切。
独裁者要强行充当所有美好事物的化身，强行掌握所有权力，这就需要同时控制人们的灵魂和手脚。神的存在是独裁者无上权威的威胁之一，独裁者就必须丑化所有神，诋毁所有信仰。以近20年为例，大陆几代人被灌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2004年，上海市在修订《中小学生守则》时才率先加入了“孝敬父母”这一条，而且远远排在“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之后。独裁者要求民众信奉的不是无神论，而是“独神论”，以此达到独尊自己的目的。
有很多无神的信仰，也存在着很多被不同程度神格化的学说创建者和自然物。信仰是人的本能，作为信仰的化身，神可有可无，而剥夺其他信仰的“神”就是“魔鬼”。在宗教、学说等自由信仰中，信众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独裁者却用暴力手段把自身意志强加于所有人，即使内心不信仰它，行为上也要承认它的神圣。在我看来，法轮功信众的反抗就是对这种自由权利的捍卫，对这种强加暴政的反抗，我理解、尊重和支持这类反抗。在此向所有不为外界所知的历代暴政的反抗者们致敬。
在我被捕的３８７天里，有２００天是在北京市公安医院地下的病犯区度过的，而且是从那里获释的。我前后被送进病犯区３次，前两次发生在绝食抗议期间，最后一次是释放前突击治疗原因不明的浮肿。每次进来都会被不知情的人误以为是法轮功，一来与众多的法轮功反抗者相比，政治犯的人数实在微不足道；二来，相当一部分法轮功反抗者会进行绝食抗议，绝食抗议几乎成了法轮功信众的反抗标志。
我相信在公安医院所见到的法轮功反抗者属于最顽强的一类。首先，非常顽强的反抗者大多会在北京进行抗议，而且只有在看守所坚持抗议而被折磨到奄奄一息的程度，才会被送进病犯监管区。当然，肯定还有相当多顽强的反抗者没能来到北京，或没有被送进病犯区，其中的一部分被屠杀了。曾有病犯区公职人员对我讲过：“换个地方，一针胰岛素就送命了，什么痕迹都没有”。
我被关在２０床时，隔壁是女囚室。那里关押着一位非常顽强的法轮功反抗者——王晋香。不清楚她来自何处，曾多次转押于病犯区和看守所。我经常能听到她高声抗议，劝说看守和医护人员弃恶从善，当然也经常听到她受刑时的惨叫。８月底的一天夜里，我曾听到监管科孔科长在隔壁喊：“王晋香，牙都打掉了，还闹呢”。９月初，始终绝食抗议的王晋香又被转走了，去向不明。经过我所在的囚室门口时，痿顿在轮椅中的王晋香努力转过头，向１９床的法轮功老人示意。
王晋香所在囚室的对面囚室曾关押过一位从来没有任何声息的法轮功反抗者——张连军，内蒙古赤峰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他的生活、学业和整个家庭都被暴政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自身又深陷于无休止的折磨和变本加厉的羞辱之中，信仰坚定且性格刚烈的张连军不堪侮辱和折磨，以头撞墙，身负重伤。由于严重影响了治疗，外科医生明确要求监管科改善张连军的关押方式。自身利益被触动的看守和尽职的医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这场冲突的始作俑者正在离病犯区１０００多米远的地方忙于装扮“亲民”形象。张连军有时能吃点东西，也就一两口的程度，从来不说话。由于是斜对门，我经常能看到被捆在８床上的张连军，头上缠着绷带，墙上是大片的血迹。
病犯区还关押过一位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女大学生，小王。“师范大学”在校生，不清楚是北师大还是首师大。坐过牢的人大概都清楚，看报纸是很难得的享受。有时我能搞到一些报纸，主要是监管科的《北京日报》，护士室的《健康报》，以及看守在上班路上买的时报、晚报等。国际新闻版等敏感内容都被不厌其烦地抽掉了。有机会我会把报纸传递给一位没有被严管的男法轮功囚徒，后来小王传话过来说希望能看到报纸。她送回来的报纸里夹着几只纸鹤用来表示谢意。每间囚室都有监控摄像头，传递报纸的情况很快被监管科掌握了。那位男法轮功反抗者被调到了远处的囚室，而有看守开始给小王报纸。有一天的《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有关法轮功转化成果的消息，小王看到了那份报纸。有使命感畸强的看守大光其火，认为党报刊载的上述成果不适宜法轮功信仰者知晓，在监管科闹出了一场风波。小王是我唯一能确定被释放的法轮功反抗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她换着便装离开了病犯区。
病犯区还曾关押过一位叫刘云的女性法轮功反抗者，年龄在６０岁左右，北京人。她被指控在天宁寺附近的居民区散发法轮功传单，案子是由宣武区检察院起诉的。看守曾经彻夜捆绑刘云，痛苦的呻吟通宵达旦。另有一位北京老太太，在中秋节前夜被关进了病犯区，连续多天被捆绑在床上。小王经常安慰她们，还给她们唱歌，因此遭到看守的严管。
我相信北京市公安医院掌握着世界上最完备的饥饿症临床资料。绝食反抗者病历的病因一栏填写的都是“重度饥饿症”。获释后，出于体检和治疗的需要，我曾尝试复印自己的病历，但是没有获准。被关进病犯区的法轮功反抗者也有因患重病送来急救的，病犯区和公安医院急诊科是一套班子。我遇到过一位这样的法轮功反抗者，叫马红军，北京人，很年轻。他判７年，妻子判９年。马红军患的是某种“着色性肝脾病”，周身皮肤蜡黄。他不绝食，反而因为病因需要“大量进食”。他曾和张连军同号关押过。
法轮功囚犯中也存在“历史反革命”的情况。有一位７２岁的北京老太太，早年就不再参与法轮功的集体活动了，但是因为和偶遇的前同修攀谈了几句，就被朝阳区国保队关进了看守所。一段时间后国保队决定释放老太太，但是老太太已经被折腾出了一身病。家人要求国保队负责给老人治病，国保队就把老太太锁到病犯区要挟。１１月２６日，无处申冤的老人带着一身病回家了。
到此，我在北京市公安医院病犯区（１０病区）所接触到的１０位法轮功相关囚徒的记述结束了。感谢这些不为外界注意的暴政的反抗者，她／他们前仆后继的反抗给了我坐牢期间最宝贵的收获，这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些不怕坐牢的人，还是有一些不畏死亡的人。遭遇剥夺时敢于表达不满，就是民众为实现法治社会应尽的本分。反抗者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惠及其他人，肯定有中国人不以为然，但是我相信每天经过内森。黑尔雕像的中情局雇员们能够理解这些反抗，每年走进靖国神社的日本人敬重这些反抗。将来，这些反抗者的痛苦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交易筹码。没有人拥有代行他人宽恕权利的资格，哪怕是你的亲人，因为你无法分担他人的痛苦。如果反抗者被折磨致死，凶手就永远不能得到宽恕。
寻找李毅兵先生
３月２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