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在《开放》杂志一月号发表后，郑义先生分别在该刊 三月号和《民主中国》发表两篇长文批判（当然，其中相当篇幅是引用刘宾雁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指责我引用的刘宾雁文章“断章取义”、“严重失实”，并 绞尽脑汁地分析了一通曹长青的“动机、目的、使用手法”等等。读完，无法不令我对郑义先生的“精明”和阴谋论心态刮目相看。

    　坦率地说，郑义先生那引号套引号的文章，指名道姓批我的，我都费了很大劲才看下去。因为引文这种东西，稍微一多，读者就不耐烦，以至放弃你的文章。所以我对自己写文章的第一个要求是可读性，否则你无论自认观点有多高明、多正确，根本没人看，意义又在哪里呢？我可不是那种声称只写给自己看的作者。

    　且不说我的文章是给政论杂志，而不是学术刊物，根本没有版面允许你长篇大“引”，仅仅是从可读性这一个角度，对刘宾雁，我也希望尽量少引用，能说明他的基本观点就行了，重要的是，引言是否歪曲他的观点？我的文章主要批评了刘宾雁的两个立场：第一，眷恋社会主义和“好”的共产党；第二，非常亲西方左派，而且是亲西方极左派。

   　 刘宾雁的这两个倾向是任何对他这些年的作品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的。但读郑义先生的文章，好像是我硬要给刘宾雁扣帽子，而且为了这顶红帽子能扣成，不惜“ 使用多种手法”“拼接改写、颠倒原意”（郑义原话）。这真令我既吃惊又惭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刘宾雁先生结下了深仇大恨，硬要诬陷他老人家；更没想到自己居然“恶毒”到要 “ 做手脚” 的地步却全然不知。

    　郑义先生义正辞严地谴责我“歪曲多维长篇专访《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多少有点把我震蒙了。事实上，想说明刘宾雁晚年还在寻找共产党，我用得着像郑义“阴谋论”推断的那般费尽心机吗？还有什么比《多维时报》这篇专访的题目更能说明刘宾雁要寻找共产党呢？而且这篇专访是在刘宾雁活着的时候发表的，也没见他抗议呵。无论他在寻找好的、或坏的共产党，他是在寻找共产党呵。可是看郑义先生那怒气冲冲的文章，好像“晚年还在寻找共产党”是我硬强加到刘宾雁头上的。

    　且不说刘宾雁自己的言论，仅仅是那些回忆、赞美他的文章中，就有很多人提到类似观点。其中，和刘宾雁有过不少交往、现居加拿大的作家古华，在二月号《争鸣》上写得比我更直接：“刘宾雁实实在在是一名共产党的忠贞之徒，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之徒，对党和主义，本着难以割舍的‘第二种忠诚'。”古华并没有说刘宾雁“当时是‘或’ 曾经是共产党的忠贞信徒”，而且他的文章是肯定和歌颂刘宾雁的，也是这么评价的呵，用得着我动用阴谋诡计，“ 拼接改写” “使用多种手法”去诬陷刘宾雁吗？ 说人偷东西可以诬陷，说某个著名人物持什么政治观点是诬陷得了的吗？

   　 郑义先生拿出一些刘宾雁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来说明刘宾雁是反共的。刘宾雁当然有过很多批判共产党的言论，但他是批评他所认为的坏的、腐败堕落的共产党人，而去寻找好的、清廉的共产党人。如果共产党给刘宾雁恢复党籍，恢复作协副主席的职位，让他做党内改革派的吹鼓手，刘宾雁会拒绝吗？我认为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的一系列文章证明，他是要追求一个好的共产党掌权，而不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郑义先生大概也觉得从理论上为刘宾雁辩护不太容易，于是就仔仔细细地从我文章的形式上找毛病，他的确找到了几个。例如在那篇发在《民主中国》的文章中，他找到了一个我 “张冠李戴”的错误：

    　我引了刘宾雁这样一句话：“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敌人。”据郑义先生考证，这句话出自刘宾雁发在《北京之春》1994 年第1 期的《走出幻想》，而并非我文章所说，是出自刘宾雁自传（1990 年出版）。为什么我会这样“张冠李戴”呢？郑义认为，“这可真是一件费思量的事情”，于是推断了一番（大概颇费功夫），得出的结论是：“曹长青引述之目的，是要证明刘宾雁对党的忠诚与幻想，如果注明引文出处是《走出幻想》，说服力恐怕就不太强了。 ”

   　 郑义 先生的智慧我自然得佩服，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一句刘宾雁的话，说引自他1994 年的一篇文章，其说服力就不如引自他1990 年的自传呢？按我这笨人的想法，即使我真“毒”要刻意调整刘宾雁的说话时间，也应该把他前期说的话，调到后期才对呵，因为越靠近现在说的话才越能证明他最近的思想，才更有说服力嘛。那我到底为什么“张冠李戴”了呢？

    　原因实在很简单。我是在安琪的“ 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一文里看到的这句话，因为我有清楚的印象以前读到过这句话，并在自己的某篇文章里引用过，但不记得是引自哪里了。安琪也没有给出具体出处，只是在文尾参考资料里列有《刘宾雁自传》 等其它一些作品，包括《走出幻想》，因为我 有过《刘宾雁自传》，却没有记忆看过其它作品，所以猜 想我大概也是在那本自传中看到的，但我手里那本刘宾雁自传多年前就被人借走没还，也就懒得再到处去找（而且那几天看有关刘宾雁的东西，看到很心烦），于是就想当然地这么写上了。全部的问题，就是我犯了一个偷懒导致的错误。但不管什么原因，这的确是一个错误，害得郑义先生费那么多心思研究我的动机，真是抱歉。好在被我戴错帽子的下面，都是刘宾雁的脑袋，否则更要害苦郑义先生了。

    　另外郑义还指责我把新唐人电视台对反右时期的刘宾雁的一句评论，说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期待着有一天他的真诚能够得到党的理解”当做结束语，于是我就把刘宾雁几十年前思想，当成现在的来批判了。这倒真是最符合郑义阴谋论的一个“ perfect　crime”（圆满的罪行）了。不过这次我可是真心感谢郑义了，因为他不指出的话，我以后可能还会犯同样的“罪”，因为事实是，我当时在网上浏览了很多刘宾雁本人的和关于刘宾雁的文章，碰到觉得可以引用的句子，就随手copy到自己的文件里备用。经郑义这一检查才意识到，这种做法的最大问题是，你如果 copy下来一堆句子，就可能完全记不清每一句的上下文了。对新唐人那句评论，我就记得是一句结论性的评语，所以使用了“结语”，而不是“结束语”，这并没有错误，因为“结语” 完全可以是就文中某个事 件进行的总结性评语，而未必是全文结尾。

    　这里我的错误是忽略了上下文，没有在自己的文章写完之后再回头查一下原文。因我当时 copy 下来太多，引用哪句最精炼，已经挑得够心烦。而且我的原稿又太长，一压再压，最后改完，连自己再看一遍都觉得累得慌， 更何况已经过了截稿日期四天，所以再次偷懒，没有回头去核对上下文。但如果刘宾雁今天的思想和昨天大相径庭，我绝不可能不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我真如郑义所推论的那样，是故意要违背现实的话，我又怎么可以想象没有读者出来指责呢？退一步说，即使我有误导读者之心，也没有愚弄许多熟悉刘宾雁的人以及郑义这种高手之胆呵！

    　郑义先生可以指责我的引文不够全面，但说我“ 使用多种手法”“ 拼接改写、颠倒原意”等等，实在阴谋论过头了。在网络搜索这么容易、任人都可以随手查到引文源头的今天，我要用“做手脚”的方式耍弄读者？即使我品德低下到那种地步，智商也不至于低到那种水平吧；更何况我自己都注明了出处，这不成了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

    　尽管郑义先生的“阴谋论”让我觉得实在可笑，在上面调侃了几句，但实际上还真挺感激的（虽然他对我用了不少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的形容词），因为他在客观上给我敲了一声警钟：以后引用可不许偷懒，一不小心，可能“引”来大错。这就像吃警察一个罚单，刚拿到时挺不高兴；但转念一想，这张罚单你不吃，下次可能就出个大车祸，于是吹着口哨开支票，那不客气的家伙帮我捡条命。

    　在心存感激之余，也未免在有一点上替郑义先生遗憾，他大概也是被我气糊涂了，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自己的陷阱。例如，如 果他能想象出，我是刻意要把刘宾雁以前的思想拿出来当现在的批，如果他认为这是很缺德的事，那么他自己则是明知缺德，硬是要做了。他拿出一段我 12 年前（94 年）的文章里引用的《深圳青年报》20 年前赞美刘宾雁的报道，来攻击今天我对刘宾雁的批评。他可真是以毒攻毒呵！

   　 郑义要表明的是，“你说刘宾雁 脸上有个麻点，你曹长青脸上还有天花呢。”我只好苦笑三声：首先，按郑义的逻辑，大家都得等自己像耶稣那么完美了，才可以去做牧师布道，否则就会被质问，你自己是小耶稣吗？其次，这不是在讨论曹长青（我死了欢迎所有人鞭尸，只恐怕我没那么重要）；第三，我的思想可从来没有像刘宾雁同志的思想那么有前后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仅仅是过去这十几年，我已经转了好几个大弯了。从模糊地倾向西方左派，到清晰地走向美国右派；从无神论到有神论，我一直在不断地调整、矫正着昨天的自己，而且早已撰文表示这种变化。

    　在这种前提下， 郑义去找我十几年前的文字又能说明什么呢？即使是对几年前发表的文章，我都有不少重大的认识上的改变，有的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例如十年前我曾在《世界日报》发表长篇报导和评论，对同性恋完全持同情态度。但近几年已经撰文改变这种立场，在最近关于李安《断背山》的影评中，我就基本上全部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我认为，人的思想和心灵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

   　 一位从左派转向保守派的美国学者（David　Horowitz ）说，“我从自己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可有些人从自己一生的教训中什么也没学到。”我也无法理解刘宾雁这类老一代共产党人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共产专制之后，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念。有意思的是，郑义先生在列数刘宾雁对（坏）共产党的批判言论之后说， “再具体到刘宾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认为'自己年轻时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又没有撒谎习惯，你叫他'承认'什么？”说得好，郑义不等于也完全认为刘宾雁的思想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吗？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怀和对共产党的情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中国人民这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灾难不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吗？难道《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写的？难道不是最愚蠢的那类人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实践分开吗？当全世界的和尚都把那个“经”念成了暴力之后，刘宾雁还认为那是个好经，还在一篇又一篇文章地继续推崇那个“经”所主张的道路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抨击吗？我已经过于顾及友情，如果这些年来刘宾雁写的那些文章署的是另外一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我起码写十篇文章痛斥！（刘宾雁去世前不久曾撰文热烈推崇极左的美国民主党主席迪恩 [ Howard　Dean] ，和迪恩一样极左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 [Edward　Kennedy] 在 2005年 12月 22日《波士顿环球报》的文章中说，《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写的。难道刘宾雁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就如肯尼迪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

    　我一直以为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郑义先生和我的观点更接近，而和刘宾雁的大相径庭，没想到郑义先生如此不满我对刘宾雁“恋共”的批评。难道郑义先生是“吾爱真理，更爱吾师？”不至于吧。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在给《开放》四月号的文章中也如郑义般阴谋论了一句：大概是郑义先生不满我的台湾观点（他自己说的），找个理由发泄一下。

    　文章刚发出去，于是轻松一下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那篇文章和我的推测。“才不是呢，”朋友反对说，“人家郑义老兄刚说完 ' 这个躺在花丛中的人这么完美'，刚为他张罗完' 国丧，世纪之丧'，你就出来损一大篇儿。这就像人家刚把媳妇娶到家，正等着大伙夸呢，你却当众甩出一句，那媳妇脸上有块疤，能不把人气昏头吗？”

    　一句话呛得我哑口无言，只好叹息：我这不识时务者，永远成不了俊杰了。这倒是小事儿，只是觉得对我这种被人认为“头脑简单、非黑即白”的人（连郑义本人不也推论我都蠢到和 “此地无银三百两”者入伍了嘛），费这么大的心思去阴谋论实在不值，头脑简单点，活得不那么累。 我只愿郑义先生轻松、快乐！

    2006 年3 月27 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