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来承担着批判性保存和发展人类知识和价值的传统使命，这价值领域的使命表现为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尤其当社会处于价值激烈震荡的转型时期，大学的这种作用更加突出。然而，当其体制上成政府下属机构，作为大学核心价值和生存之本的学术自由十分边缘，办学宗旨既偏离大学自诞生就坚持的开发人类精神潜力，又割断大学与民主的天然联系，背离现代大学推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正的使命——这样的大学已经灵魂不附，遑论为社会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

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不仅把传统使命抛弃得十分彻底，而且在近一二十年间不断涌起的非理性狂潮中随波逐流。结果，社会患疾，大学无一幸免。最受人诟病之处，是加入腐败的狂欢，特别是当贪欲被受教育机会商品化释放出来后，便无所节制。然而，这象牙塔内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塔外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乏力。

设小金库、回扣、贪污、行贿受贿之类各领域共有的腐败模式，大学一样不少，腐败程度也不逊于别处。可是真正触目惊心的是大学依仗特殊资源发展出来的腐败新途径、新模式，这是渗透一切学术环节的腐败。

在科研立项、评奖，职称评定，硕士、博士授予权的申请和资格评审这类纯学术事务上，学术标准不及关系和金钱，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反常已经常规化。拿教师职称来说，有学术实力而不谙或不屑学术外功夫者往往不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但学术之外功夫十分了得的人；就学校之间在博士硕士授予资格上的竞争而言，不向有关部门“行贿跑点”，不跟投票评委一一勾兑，多半没戏。如此，莫说不少大学的教授头衔当不得真，许多学校的学位授予资格也是当不得真的。

教育部名目繁多的“评估”，则催生了大学有组织地造假作弊的腐败“新气象”。这种造假作弊还依仗校方掌控的权力资源教唆、威逼师生参与。大约一两年前，成都一些高校为应付教育部教学评估，纷纷组织开展了全校性造假。如何使师生在被抽查中按校方统一口径回答问题，如何制造学习空气浓厚的假象，等等，成了这些学校整整一学期的头等大事。虽说正常教学活动大受干扰，师生无端遭受折腾，但对校方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卓有成效的造假使得原本资质平平的学校在教学质量评估中一举夺优。接下来是重奖有功人员。最搞笑的是，被重奖的除一些二级学院的头儿们平时有教学任务，其他的几乎清一色不教不授不做学问但在造假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行政、后勤官员。奖励方式是按这些有功人员行政级别高低，分别组织到国外或国内公费旅游一遭。而这如水般花出去的钱，多半是要打入教育成本的。

本该既保持标准又开风气之先的大学竟然有组织地造假，如此示范，难怪学界作弊成风，难怪诚实、正直这些品质越来越稀缺。不过，为了应付形形色色的“评估”而造假，社会危害性可能稍逊于下面一类造假：每年国家课题中设立了为数不少的偏袒性或对现状辩护性的伪学术课题。这类“课题”需要的不是学术实力而是政治站队，不是学术良知而是见风使舵和善于搁置良心去投权势所好的投机性。伪学术“课题”的课题费十分可观（注）。这钱不仅滋养了大堆学术垃圾，还提供给一些无良学者的发财途径——还在90年代初，学界“先知先觉者”就已经发现，争取国家课题是学者名利双收的一条捷径。

背离了大学精神的高校尤其把久已有之的体制性扭曲、劣变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如今，任何评比、任何一种学术职衔或荣誉设置，都会迅速变成新的分赃途径和分赃机制；而学术上引进任何评价指标，都会迅速发展出足以应对它的新的造假手法。所以，许多在学术上连三脚猫功夫都谈不上的学官可以脚踏几只船，官位、学衔、研究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专家……有多少要多少，一个不拉，统统集于一身。最近有人鼓噪设文科院士，我看，趁早打住。莫说我国文科严重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分科不伦不类，根本不具备设立条件——据悉，中国社科院将建立的学部委员制，可能成为在文科建立院士制的前身。而它要设的五个学部中把作为人类思想探索中出现的众多流派之一的马列主义跟人文、经济、国际问题、法学与民族学相并列。这破坏学科为基础的分类就很让人看不懂，但却提示了：推选学部委员的标准不可能真正从学术出发。据2005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社科院欲设“院士”？》，参加学部委员推选的人“必须有副高以上职称或者是党委委员”。真不知这“党委委员”身份与学术何干？仅此规定，便透露出非学术因素不仅渗入进遴选标准，而且举足轻重。即便搁置意识形态化导致的学科关系混乱，搁置非学术因素支配遴选标准，仅根据这么多年屡试不爽的变形规律，此举也无非增加一个学术上的顶级分赃机制罢了。

至于为克服学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而引进的国际上常用的“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自然》和《科学》论文数”、“SCI论文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等评价指标，命运一点不比学术职衔之类的好。这些指标，比如“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在中国大学作弊造假是轻车熟路。例如，怎样提高论文引用率？就有大学能够发明出如下作弊法来应对：以金钱奖励为诱惑，要求教师在论文中引自己学校刊物上发表的本校教职工的论文。这可是一举多得：既制造出了“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又提高了本校刊物的“论文引用率”。

在作弊常规化、组织化的环境下，作弊是正常态，不作弊倒成了另类、傻冒。

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弊丑闻，人们现今还只盯着抄袭剽窃、篡改试验数据之类个人劣行，对性质更加恶劣的有组织作弊缺乏足够重视。笔者说得上是学界抄袭剽窃劣行的经常性受害者了，对这种或偷鸡摸狗或明火执仗的思想盗窃行为深恶痛绝。但平心而论，无论对学术可信度的破坏，还是败坏学生心灵和加剧社会精神沦丧，个人剽窃行为再怎么层出不穷，再怎么可恶，跟大学有组织作弊这样的集体欺诈行为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何况，有组织的作弊还为大量的个人剽窃行为撑起了保护伞，剽窃者可以有恃无恐。所以，才有如下怪现象：几年前在某名牌大学身居要职者的剽窃丑行已经引来“洋人”兴师问罪，却地位巍然不动；抄袭剽窃劣行最近曝光的“著名法学家”可以对采访记者公然以“某某部会找你”相威胁……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让剽窃者这般气壮如牛。 

注：几年前，课题费上亿元的当代社会阶层变迁研究便属这种“伪学术”。该研究按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官员阶层美化成“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却无视高级官员中变相的世袭性和由此产生的封闭性，无视整个官僚集团中广泛而深刻的腐败，无视利用公权设置私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抵制改革在官僚集团中有相当代表性。事实上，当前中国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官僚阶层。只有罔顾事实，才会把最大阻力封为“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至于所谓“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之说，其实为极端官本位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报告中关于“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断言，则事实上用极为可疑的“不一致说”和“补偿说”为后来广泛发生于官员中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利用公权设置私利提供了合理性辩护。——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