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觉醒即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已随着市场化的全面渗透而日渐分解成为个人化的选择，这一方面源于社会中心缺乏驱动个人为之努力的激励机制，另方面则是长期“渎神主义”教化导致的价值分裂，使得人们非但不能从盲目的政治朝圣中找到“甜头”，找到足以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据，反而因过度的积极和热情而领受了太多的权力攻伐对人的羞辱和伤害。依此一路反思追究，人们不仅看透了以往政治全能主义的虚妄，还由此洞穿了空壳化的社会“乌托邦”中不但没有预想中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的人民，甚至连稍具人伦血性的皇帝和“庄家”都没有。透过乖谬的政治臆想回首检索已往的历险记忆，站在生命的伦理高度重新审视不堪承受的历史沦陷处，除了欲火中烧激发的破坏性、颠覆性“空头权利”冒险，渗和着意气化的阶级纷争能满足人性耽于杀伐的“罪感”抒情之外，便是被所谓国家目标和集体主义等不具实体内涵的概念说词所召唤驱策，由着权力中枢挟迫着一路“练习”只见思想立场不见世道温情，只有宏大叙事而无个人体验且常常逆天悖理的败家子社会工程，如此一路反复折腾演出的全民“盲动主义”集体行动和政治参与，不仅无助于国计民生和制度文明建设，反而将人的道德败坏、把人心离散，由此导致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性基础不断坍塌沦陷，维系社会共同体的伦理纲常散架崩盘，从而衍生成当下甚嚣尘上的犬儒化“不相信主义”，最终使得迄今一切通过“公器”传达的主义学说或先进的政策观念，即便是听起来如何动人、如何科学，但只要没有即时兑付还原为现实收益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都难以对人心进行有效的动员和统合。

所以，当我们直面现代化之后个人无所依傍的现实处境时，其实大可不必为一向被公共领域所主导的强制性“精神文明”一路崩析，乃至被人们解构、冷嘲并最终将其弃置而顿首太息，也无需将现代性之下的社会中心解体和信仰式微归咎于所谓的改革开放，抑或迁怒于从来就不在场的“封建主义”和域外异质文明，而是应立足于对个人的看顾和肯定，始终保持理性上的警惕，并重新梳理过去的切身经验和社会累积的负面历史常识，从而在原理上厘清自己奉守的传统与现代普世伦理之间是否有机能上的关联性，是否能将人从罪性的迷误中引领出来以使其获得全新的生活价值。由是观之，那些即使看起来或许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内涵如：隔代遗传的“仁、义、忠、信”等草根道德谱系，其实也渗入了专权文化只重物性不见人性的败血因子，因而常常被无良的政治“务实主义”者将其异质化为钳制臣民的“软性”政策和谋略，从而使得人们面对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以及一切以政治名义抛售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信仰都有一种本能的疑惧和警觉。由是观之，尽管人们也还在沿续着政治全能主义的思维和言说范式搞建设谋发展，权力系统中也还在拿腔拿调、跟风附合大讲特讲“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但那大多属于体制化利害相互挚肘长期形成的策略性糊弄语文，仅仅作为公共领域日常演出的需要而临时性借用而已，全不必劳神费心对其求真辩伪。透过乱轰轰的盛世浮夸和名利场中虚拟的神采直抵所有人的真实心态，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却一例是向个人处境的回归，是对专制公权长期垄断性、计划性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产出与经营的拒斥和反弹。这时候，人们只相信当下，只管专注于自己个人化的体验，只一味的“务实”而不在乎求真，因为一切都在不可掌控、不可确定之中，所以便没有必然，只有或然，致使一切关于人的现世活法和精神救赎都成为个人的事情，随着认知场域的不断扩大，个人所行使的权利也必将成为决定集体目标的终端。

综观以往的历史经验，我们总是避重就轻故意忽视公共领域对个体的侵犯和剥夺，总是自足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和褊狭，只为一己的苟活从策略上绕开无法承受的现实逼问，然后以侥幸“得宠者”的冷血和麻木积极协从专制主义的霸道和蛮横，从而要么心安理得“面对苦难背过身去”，要么争先恐后积极投身于权力中枢贩售的大叙事、大主题，然后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蒸馏灭失殆尽，既缺乏面对现实不公不义的道德声讨和责任问罪，也不会对“公权”之所以专横跋扈的动力基础作原理性的思考，总是逆来顺受任由拥权自重的各路得呈者假托“顺天合道”之名行悖德不义之事，将芸芸众生盘剥肢解从而全数收编织入老谋深算的专权体制与文化网络之中。恰如英国思想家密尔所描述的那样：“垄断性的权力组织越完善，它从群体各等级中为自己吸收并训练服从者的能力就越强，那么它对一切人包括体制内成员的钳制和束缚就愈完备，因为统治者本身也因此而成为其制度与文化的自愿性仆从，这正不亚于被完全剥夺了自由的奴隶一样，居高不下的皇帝和卑贱的农夫一样，在本质上都仅仅是这种权力构成中的工具和祭品”。既已如此，其治下的臣民也就只有数量集合的使用功能，而无鲜活能动的个人主体自觉，这时候，人们就只能匍匐苟且、自轻自贱无为而活，因为无所适从、无路可投，使得人人都只能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得失荣辱完全托付于无所不能的各种专权把头。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总是无法免于恐惧、免于困顿和伤害，从而一次次被扭曲的制度文化引向无人味、无个人主体意识的生存盲区；才迫使我们无法超越等而下之的利害之谋对人的处境进行有深度的追问，从而直抵人性的误区找回迷失于权力威仪之下的个人主观意志。

正是基于对以上负面传统的清理和反诉，我们便理所当然承认目标明确而又富有担当的个体主义，承认任何特定的人都会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故而虽处在同一社会中却有不同的命运感和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也理解并尊重每个人基于自身的处境作出符合其意愿的价值选择。因此，务实的社会批评也应当立足于承认客观存在的各种不均势、不守恒实态，以此构建一种符合社会实际境况的表述方法和干涉机制，从而对人的生活目的与权利表达不作规范性的要求。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公共权力基于统摄目的，随意滥用各种理由对社会“差序格局”进行不让度、不宽容的制度化 “规训”和暴力修剪。唯其如此，个人才能在无法掌控的现代处境之中把持和经营好自己，才能在抵御价值虚无主义和一切外在的干预势力如：专制公权、极端宗教迷狂和现实中强势的个人或集团对个体的殖民性侵犯，才能远离权力威风挟利益诱惑对人的良心收购和道义肢解。至此，即使我们依然面对政治全能主义所向披靡的整肃和围堵，基于人性的懦弱和理性的利害比较，我们或许不得以要策略性绕开直接的抗争以规避硬性对决博弈的风险，但我们可以秉持消极的自由选择不合作、不参与，不被一朝得势的妄念所蛊惑然后将自己灭失在众声喧哗之中。所以，随着传统体制硬度的消解松弛和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我们其实只需保持自我判断、自负其责的信心和定力，也就并非一定要什么大智大勇，也并非一定要反对什么，而是应在多大程度上拒绝什么，比如来自压迫性力量的收买和依附；比如远离对集体的盲从，远离对个体和“不具有抗辩能力者”的羞辱和伤害、以及对主流庸俗趣味的教唆和诱惑的抵制……，有了这种抗体和免疫力，我们便有可能重塑健康的人性和尊严，找回独立、自由而又富有荣誉感和责任担当的社会属性。

只要我们都能秉持以上共识，依此路径而生成的社会正义、自由表达和人的权利诉求等，一切关乎人的公共难题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指向，也就不必仅仅局限于已经“过气的政治”和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纠缠，更不能仅仅将制度性罪愆完全归咎于某一特定的当事主体，然后以牙还牙进行单纯的意气指骂和道德问责，而是应该返求诸己，立足于由向外的指控回归到每个人自身，以一种内省的分析理性判定我们在置身其间的共同体中是否有勇气作出良心选择，是否有能力判断何所当为何所不当为。为此，我们在理性上不但要能认清“不均衡”和冲突是一种的客观实在，而且还明知承认并尊重这一切不仅能体现自己的胸怀和眼光，也是测度我们是否有健康的心智和文明的道德素养，是否有足够的气量和自信力应对公共生活的“情商”标尺。由于多元相互依存属于有机界自动演生的伦理构成，其现象本身就具有自足的客观属性而且无法改变，因此你就不能寻求刻意的调和，只能适应它、接受它在你的生活中真实的存在，并退而以宽容的姿态欣然直面世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感，以此充分体味众生平等、互助共荣的人世喧哗。依据这一思维路径，我们就可以尽力规避和消解公权组织包揽一切的刚性威权，有足够的心理空间求同存异并坚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能“秉持着自己的理智和上帝对话”。

正如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所言：“只有先进的人再辅之以先进的交往方式和观念，才是确保社会制度趋向文明的前提条件”，由此，我们只有始终秉承着对人的罪性的领悟和警惕，在个人化的维度确定好自己作为社会人的权利边界和责任原则，方能由内而外促成自我的完善以达于反对伤害自己也不及他人的道德升华，最终使得人人都能通过自主性、建设性的努力将人心导向正义的光明前景，以此就能最大限度地培育出不跟风、不协从进而消除公众无意识的盲目性，从而在根本上瓦解极权主义制度和文化赖以存活与滋长的人性基础。

二0 0六年六月五日完稿于麻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