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最后一日，我和孙医生赶早起床，出了教堂，高楼遮蔽的街面一片昏暗。我们在冷水管前匆匆洗漱，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早已候在一边，今天由她充当我们的向导。

6点40分，我们用罢简单的早餐，从小吃店钻出来，向郊野走去。夹杂着卡卡电流声的劣质高音喇叭一直弥漫着，《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三朝皇帝赞颂完毕，《新闻联播》才粉墨登场。孙医生叹息道：“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形式上反了一百多年的封建，可眼下，独裁者的阴魂依然不散。”李世珍却灿然一笑：“这儿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听免费广播，耳朵都起老茧了。” 我说：“毛邓江都全了，尚缺当朝皇帝胡的马屁歌，估计过两年会添上吧。不过，这氛围令人回到了童年，我随爸爸下放在一个叫柏梓的乡场，那儿的高音喇叭也是每早6点，必播《东方红》。”孙医生说：“这不是扰民吗？依照法律，大家有权要求精神损失赔偿。”我摇头道：“这些陈年老帐和土地改革一样，没法算。孙医生你看过电影《告别列宁》吗？或许某一天中国的柏林墙突然倒了，我们这些在专制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觉得不适应呢——没有敌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因此被激发出来的悲壮和荣耀。我们将在平庸中虚度光阴，最多只能杵着拐杖，在旧政权留下的遗址周围回忆、感叹，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将令你流泪——原来专制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自己体内扎根了，每一种过去叫人受不了的东西眼下都牵扯着你的神经。”

闲扯之间，头脑清醒了许多。紧贴小镇的是圆馒头一般向高处起伏的红土坡，我们爬了十几分钟，《新闻联播》就销声蹑迹了。回头眺望，我这个著名的懒觉大王终于欣赏到天色初开。对面的群峰如一些牙齿，在开口咀嚼之际，将一团青色的泡沫吐了出来；接着，泡沫在蔓延中变淡了，化作薄雾，沉入弯弯曲曲的山脚。组成则黑的3个村落在薄雾的笼罩下，宛如世外桃源；再接着，一丝腥红在微微摇荡的天幕中央浮现，像是两瓣肉红色的山体留下的唇印。我不禁掏出相机，可只拍了两张，电量不足的红点就出来了，该死，我昨晚竟忘了充电！

继续赶路，穿过一片矮树林与灌木相间的地带，坡度突然陡了起来。此刻再回头一瞥，我们就如三只蚂蚁，跨在巨大的沙发椅的靠背顶端，下面的一切都深不可测。只能向上，汗水出来了，我和孙医生开始宽衣；而我们的向导却连帽子也没揭——这是一位比我小10岁的妇女，浓密的黑发都压在旧军帽的舌头下，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当我们横七竖八地爬过一道又一道坳口，气喘吁吁之际，我顾不上与她搭话；直到1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越过两排城墙般的天然巨石，眼前豁然开朗。

挥袖抹把汗，步履在广大的山顶平川上从容起来。田野和稀稀落落的房顶铺满一层白，而红色的土路，如镶了两道曲曲弯弯的雪花边儿，将人的心情勾得美滋滋的。于是我凑拢向导找话，先问这山顶村庄叫啥？她回答：“鲁嘎，是个彝族村。”我顺势又问：“那你也是彝族人？”她回答：“是啰，可不是则黑这边的人。”“嫁过来的？”“嫁过来十几年，女儿都读小学了。”接着，她反问我是否去过轿子雪山？我记起在来的路上，远远看见一座顶端平展的积雪的山峰，当时我把它想象成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我的脖子之外绕行着。我还记得雪峰之畔的小红点，孙医生说那是十字架。

大约是我的脸部表情鼓励了她，这个比较年轻的母亲开始讲述她家族的故事： 

“我于1968年出生在轿子雪山背面的凳子山乡，海拔比这儿高得多。听父母讲，西方的两位传教士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福音带去了，还建立了教堂。他们在村子里一住好多年，风闻日本鬼子要从缅甸打过来，他们也没跑；可共产党来了，要解放，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他们就不得不撤离。”

“这是一对夫妻吗？”我问。

“是。”

“他们有孩子吗？”

“晓不得。哦，我忘了，那男的没住不久，就得了重感冒，死了。那个时候，那么高的地方，一感冒就得死。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太习惯凳子山的气候，大半年见雪，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女的脂肪厚些，活了下来，还在丈夫的墓前建了两三层楼高的教堂。由于她的坚持，整个村子都信了主，山脚村里的人也赶来听福音，我们家族也不例外。”

“观察你的言谈举止，你的家庭教育应该不错的。”

“我的祖上靠贩牛起家，我的老爹（祖父）继承家业，由于精明强干，又大大地发展了一番，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养牛大户。但是在解放前夕，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共产党、彝汉地方势力的纠缠不清，土匪就猖獗起来。不仅拦路抢，甚至也结伙来村子里杀人越货。有一次，20几个悍匪骑着高头大马进村，先一阵乱枪，把大伙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几声唿哨，直奔我们家，团团围住了大院，架上了柴草，再喊话威胁，要一家老小都举着手出来，或者先将金银财宝扔出来，否则就斩草除根。老爹的脾气倔强，指挥家人用鸟枪抵抗，但几分钟就叫土匪的洋枪压了下去。土匪被惹毛了，在墙外放火，再以原木桩子撞门，一下子就涌了进来。那时，我们家院子很大，关了上百头牛，所以土匪虽然破了门，可还是叫密密匝匝的牛给拦住了。牛群叫烟火一薰，炸了营，牛角将土匪骑的马挑伤了两匹。土匪更毛了，一边开枪，一边指名点姓，要老爹出头，换全家20几口的命。老爹不怕死，先暗中安排家人从地道逃跑，然后站上2楼平台出头。红了眼的土匪根本不讲信用，隔着牛群，枪炮齐发，据说老爹中了几十弹，像个马蜂窝，从头到脚都打烂了。土匪把我们家洗劫一空，老爹那血肉模糊的尸体还被吊在全村最高的柱子上，示众几个小时。待土匪走后，才叫同村人放下来。

“我爸爸说，他没来得及从地道逃跑，就急中生智，埋腰钻入牛肚子。他在比森林还密的牛腿里爬来爬去，那些懂人性的畜生竟没踩过他一蹄。土匪有的马上，有的马下，提着冒烟的枪管四处瞅，也没找到他。当天擦黑，他鬼一般从牛肚子里爬出来，大喊救命时，路过的人几乎认不出他是谁了。”

“后来呢？”

“后来就解放了，我家虽然伤了元气，但与同村大多数相比，还算大户，因此被划为地主。被土匪烧一遍抢一遍的家，又在土地改革时被抄了许多遍。最后全家人还扫地出门。他们将我爸爸抓到乡里，关起来严刑拷打，几十天后，公审公判，我爸爸判了13年有期徒刑。”

“什么罪名？”

“恶霸地主。”

“哪个法院判的？有《判决书》吗？”

“没有法院，也没有《判决书》。那个时候判刑，甚至枪毙人，都由工作组说了算。”

“工作组算哪一级？”

“晓不得。农民协会向工作组检举谁，谁就倒霉了。在那种大形势下，也不敢申辩。”

“你出生得较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能去凳子山拜访你爸爸吗？”

“他已经去世了。”

“哪一年？”

“1979年。”

“就是共产党为全国400多万地富分子揭帽的时候？”

“爸爸他没熬到揭帽就去世了，当时我还不满11岁。临终前，他几乎成了一把枯柴，出气进气，浑身皮肤都如扯风箱一般大鼓大瘪。我们三兄妹被妈妈叫到床边，让他一个一个地摸索手和脸。那个凉那个抖啊，特别是那对眼珠子，定定地落在我们身上，像要从眼眶里爆出来……”

“他给你们留下什么遗言？”

“没有遗言。他啥也说不出，就那么瞪着眼珠子，让人心里发毛。我只好低下头，可妈妈说，好好看着你们爸爸，他也算个读书人啊，在旧社会，你们老爹就送他读完了初中。他一直想当个教师，为家乡做一点贡献，但阶级成分把他给限制死了，还连累你们不能升学，你们可不能怪他，都是时代的原因啰。

“爸爸他听妈妈这么讲，两颗胡豆大的泪珠坠了下来。妈妈忙替他擦了，又说，老汉啊，你放心啰，你的后代不会是文盲嘛。毛主席死了，邓小平上台，形势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这也相当于改朝换代，说不定以后地主子女不仅能读中学，还能读大学啰。”

“你们家有大学生？”

“我读完了中学，三兄妹里数我文化最高。但家族的香火不能断，我会培养我的下一代，让他们上大学。我爸爸50多岁就死了，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能亲身经历地富分子揭帽了，虽然这不是平反，也没有一文钱的补偿，但对我们这种要求不高的家庭，这就相当于解放了。”

“真是终身遗憾。”

“爸爸他劳改了13年，在煤矿，每天要挖十几个小时的煤，真是暗无天日啊。我太小，不可能晓得那种日子怎么熬，连妈妈也不是太清楚，因为爸爸不愿意提。劳改期满他只多留了两三年场，就回家了。因为劳累过度，得了矽肺病，丧失劳动力了。

“一个废人叫送了回来，放在生产队也干不了农活。幸好爸爸他还有文化，到了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也搞疲了，队里干部就瞒着公社，把他弄去教村小。教书虽不是干农活，可比农活更费心思。爸爸说，黄土都埋到下巴了，才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得争分夺秒，为家乡多培养几株文化的苗子……

“就这样拼了几年老命，人就差不多油尽灯枯了……”

“按目前的标准，这样的地主可以评教育战线的劳动模范。”

“许多当年斗争过他的贫农下中农的子女都做过他的学生，有些还升到县里读中学，听说还有去昆明读书的。”

“听口气，你还是有遗憾。”

“我们家没出过你这样的文人，这就是最大的遗憾。我是教会的卫生员，按主的旨意，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服务，也不错；可我这辈人没有能力，将家族的血泪史写出来。”

“你们可以写啊，不用担心写不好。就按编年的方法，1949，1950，1951，1952，一直记下去，到你父亲去世，地主揭帽，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尽可能地详细。不用添枝加叶，也不用像个多愁善感的文人，加入那么多文采、观点、议论。只要有心，只要懂得记叙文体，小学生都能做这种事。”

“许多事说说可以，下笔就不太容易。”

“试试吧，你们有家谱吗？先整理一番。”

“小时候听爸爸说，祖上曾传下来一厚本牛皮家谱，土改时，把它埋在地下，后来又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终在文革期间掘出来烧了。因为一旦被查出来，就会成为企图复辟的变天帐，弄得全家遭殃。”

“太可惜！如果中国每家都有变天帐该多好，那将构成一部丰富的民间史，令官方的所谓正史化作废纸一堆。” 

山顶平地如人类的记忆继续延伸着，但有关地主女儿李世珍的家史却在下坡之际中止了。因为她抠了几次脑门，也寻思不出更多的细节。我记住了她爸爸的名字——李光裕，并且暗祷上苍，让多一些土改受害者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孙医生说，其实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都有保存家谱或家史的传统，可经过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政治洗礼，这个传统叫彻底毁坏了。

心情莫名的沉重，我不禁回头望了望那高处的十字架，还有正好闪耀其中的露出云端的太阳。向导说，这山顶村庄鲁嘎全都信主，连党支部书记也信，所以治安秩序也最好。

下坡的路又滑又陡，并且在密林中盘桓了一长段。我们踩着泥泞，与叮叮当当的骡子队伍擦肩而过了几次，精瘦的赶骡人一再冲我们微笑。大约9点钟，我们挟带着若干泥星子从山顶落到一条红泥盘山公路旁，再穿过公路，往更深的渊底俯冲。由于脚掌在小道上刹不住车，我和孙医生的屁股都亲吻了几次地面。而在另两条与这边平行的坡道间，彝族农夫们吆着骡子，悠闲地上下穿梭。

“这坡至少有60度，”我一前一后蹬着腿喘息道，“累死人了。”

“过了这打车村，再往里走，就是金沙江。”向导说，“那坡还要陡，江风刮过来，人都站不住。但是彝族人还要在上面开荒种洋芋呢。”

我打了一个寒战，忙问：“我们要拜访的人在那儿吗？”

向导摇摇头，笑了起来。远处，日头将裸露的万丈峭岩烤得通红，大团大团的蒸气向上弥漫，而金沙江在锅底咆哮着，一边一半划开了云南和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