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命题——我们在纪念耀邦时期说，这个命题是一个伪命题。这个命题的所谓历史意义，就是摒弃或者极为有限地摒弃毛的顶峰和绝对真理说，以便把毛拉到一个比较文革时期相对低下的地位，以提升邓的地位；并且对胡耀邦实行大清官的“平反冤假错案”予以褒扬。其间，实践的主体究竟是谁，该概念炮制者没有说。我们说，这个主体就是邓，胡，和那个时期的党及其政策。这个政策是不是真理？当然不是。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那时的真理，是有人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民主。在邓逮捕了魏京生以后，整个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就显得十分明显了。

    　这个错误一直延续至今，甚至要延续几代人；且提出一种全球化时代，世界中国化的问题。世界的中国化是什么真理呢？就是经济决定论；这个经济决定论，是不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带有人性化发展的经济呢？否。这个经济发展的“真理”，实在是一种畸形的极权主义，类似斯托雷平时代经济增长和政治奴役，农工奴役的经济发展。其后续结果，除去经济的巨大呆帐，泡沫和环境破坏，没有其他前途。

    　这个有限的前途，就是国际资本贪婪地与之沆瀣一气，对国人和国土实行空前的涂炭，掠夺和压榨。有人称之为“开放的奴役制度”。试问，这个从实践检验开始的实践和真理，究竟是不是真理呢？世人一目了然。

    　毛时期，实践检验也很流行。这个流行，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实践，中国特色相结合。

    　这个实践，一，来自苏俄的实践。苏俄的实践是什么样子的实践呢？就是苏俄民粹派转向列宁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从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开始，继而反对真理的传统和现代意义，并从无政府主义迅速转型为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间的蹊跷何在？何以反权威变成极端独裁，终其意义，就是因为极权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好，都没有给出人们可以尊奉的一种普世价值，普世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的核心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有人，规定真理是什么，也就是说，宣称真理导师者，没有权利宣称他本人就是真理。这个规则，就是亚历世多德的“陶片放逐法”。亚历世多德遵循一种多数原则，用反对精英统治的方式，避免从精英发展到独裁的任何可能性。无政府主义的要害就是，他们宣称没有权威，无视秩序，贬斥真理，但是，他们和实践真理者一样，没有说明，是谁说出，有权利说，有继承之可能性说，他，是可以怀疑一切的——这个人，就是隐形的强人。

    　人类像蜜蜂一样，是可以自我结合帮助和提携的——他们说。但是，其实，蜜蜂，也是有蜂王的。在这个历史争执中，西方自由主义反对柏拉图的导师真理论。这个导师真理论，规定了精英领袖的精神，知识和信仰领导地位，以至于遭之批判于二十世纪，如哈耶克，卡尔。波普，柏林等人的批判。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甚至对于自由就是知识的说法予以批驳。他的意思是，人，这个偌大深刻的存在，几乎是不可知的。人类无法穷尽对于所有人的个人和个性的认知，唯一的办法是，要制定一种规则，承认这个不可知论的合理性，合法性。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以不可知达到对人尊严的维护，否则，任何穷尽人之认知的可能性，最大的祸害就是对人加以凌辱的所谓教导，洗脑和宣传。

    　二，来自苏俄的革命实践，其实，恰恰是针对反柏拉图主义者。其中，在思想争论之层面上杜撰一种意识形态真理论，是他们欺骗民众，以控制真理话语权的普遍做法。这个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掏空哈耶克的人之个性化存在，并借用宗教话语权，炮制一种准信仰意志，以期民众成为准教徒，并由此排除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分析—— 因为人们熟悉了圣经等宗教语言的不解释不怀疑只是信奉这样一种服从之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他们像崇拜诗歌一样对文本不加以分析，只加以崇拜，加以信任，并留下巨大的领悟和非解释余地。任何具体的诉求，在这个宗教驱动面前，都被否定。而最为要紧的是，这个宗教解释的权利，来自伪教宗，来自列宁和毛等革命领导者。于是，我们熟悉的人民，政党，领袖的三位一体，代替了耶稣的三位一体，成为整个人民意志的倒金字塔结构。

    　这个倒金字塔结构的核心和最上层，是毛。于是，所有分析的，疑问的和反权威的理性质疑，被意识形态取消。我们看到，在四人帮倒台的党的最好时期，这个意识形态的妖魔，一点也没有退场，他，反而变得成为全民拥戴的一种宣传——没有人质疑党抓住江青的手段之合法性，没有质疑国家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存在，没有人否定实践只能是在党的意志推行下的实践，包括平反，正名和反思。

    　迄今为止，人们在一叶障目的前提阻碍下，讨论各种可能性 ——如，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政治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推行民主宪政，在党的领导下（欲）实行土地私有化，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新闻法，开始新闻改革……这个和邓时期的做法如出一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经济改革，实行财产权利再分配——加上在党的领导下，和美国和欧日大资本结合，实行一种前所未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真理的“开放的奴役”。

    　三是，这个实践，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极权主义性质的实践。这个实践，在上述意识形态和精英统治的前提下，杜绝了人民——这个为统治者任意涂抹的，空洞群落的实际缺席者——实际上的参与权，创造权。也就是说，在制度改变以前的人民，是一种无法参与真正政治实践的人民。他们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可悲的代名词，并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他们个人以为正确的种种倒行逆施，甚者，可以以人民的名义，镇压和屠杀人民。在这个屠杀中，实践，成为一种血腥的真理和信仰，并无法在当时加以任何检验——比如民主和饥荒的双重课题，就无法有效地加以检验。因为，就连人民自身，也是同意并且加以参与的罪人和帮凶。这个实践，就像纳粹的实践和文革的实践一样，无法加以检验，无法加以杜绝和制止。在极权主义的政治奴役之下，真理，是实践的帮凶，是屠杀和欺骗的帮凶，真理，是邪恶和残暴的代名词。没有任何诡辩可以宣称，在不改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得到真理，并受到其保护。

    　重复而言，在四人帮倒台的日子里，国人继续受到这种真理的侵犯——这个侵犯的最明显例子是，无人可以追究毛对于文革的罪责。只是，相对毛的侵犯和镇压，这个侵犯的程度较为微弱，较为不明显，表面上，是在实践真理之意志之下，实行党的某种“大赦”，而不是 “罪己诏”，对党的合法性实行检验。而实践是检验真理——这个伪命题，为那个时期的伪善，提供最大的辩护。那个时期的伪善究竟是什么，历史发展了二三十年，现在看来，人们比较明确了。

    　改革初期发展的逻辑，从其后续发展的诉求而言，是建立在党的意志上，完成新一轮党的财产权利的更新，如此而已。现在，这个实践的虚伪性越来越暴露无遗——现在，这个暴露已经在新一轮的类似强盗的劫掠中达到极致。毛不会想到，四人帮不会想到，批判和打倒他们的实践，成为党的统治日益坚固的实践——这个实践，甚至可以以坦克的车轮碾碎任何真理！

    　从理论上看，实践说的提出，是西方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对于形而上宗教哲学的反叛。这个反叛，源于人们，西方的人们质疑上帝存在和教会腐败黑暗的反抗。这个经验主义的另一端，就是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著名论断——这个尼采，在刚刚宣称上帝死掉的与此同时，就说，上帝是杀不死的，他，简直就像无法擦干的大海，等等。

    　于是，我们看见，欧洲世界出现对于真理的另类理解。这个理解，从上帝的层面开始下降。这个下降的趋势是，他们一方面回避上帝，一方面对于回避之，开始产生焦虑——维特根斯坦就佷焦虑。他和卡尔纳普说过这个事情；虽然罗素也好，穆勒也好，就连一些政治家如俾斯麦等人也好，对宗教势力的干政，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见俾斯麦回忆录）。穆勒提出，他不知道上帝之外的第一推动者在哪里（穆勒自传）；罗素认为，上帝问题，是要回避之的问题，因为上帝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前提——而讨论前提不确的问题，是无意义的。等等。以后，是卡尔。波普提出对经验主义实践论的反拨。他的观念是，上帝的真理和实证主义的真理，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上帝的真理是一个绝对，而经验主义的真理，则是一种试错——经验主义无法只是由归纳，演绎等方式，达致真理。于是，在维也纳学派日益式微以后，西方世界没有出现任何以为上帝的真理对，还是逻辑的真理对的任何绝对判断。人们回到争论以前，并对此争执进行一种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融合。

    　一般而言，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经验主义和形而上主义的证伪。因为，当你说这个句话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你是形而上的，还是逻辑实证的。因为，如果按照逻辑实证主义，你根本就无法定义上帝这个概念——继而，你也无法定义上帝“的”，是一些什么——这本身，是无法定义的。

    　比如，你无法定义耶稣的水，面包，彼得的鱼和别的圣经神物，因为，首先，他们不是鱼，不是水，不是面包——但是同时，他们也是水，是鱼，是面包——上帝那里没有逻辑——上帝“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就是什么。

    　二来，如果你是形而上主义的，恺撒的东西，最后也要上升为上帝的东西。就像一些客观唯心主义者期待的那样达致绝对。于是，在此难题面前，西方出现了一种政与教合与离的悖论。这个悖论，出现了一百五十年——法国刚刚纪念了政教分离一百五十年。人们解决之的办法：既然无法规定上帝和恺撒，就回避这个规定吧！

    　这两个完全不同一的概念导致完全不同一的概念指涉——这个两个概念无法用经验主义或者形而上学来加以合并。

    　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任何政治考量。自由主义者，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位，都是接近经验主义者，而不是信徒，因为，自由主义的根本是要解构真理，维持“知之为无知”——这样一个苏格拉底的真理论。苏格拉底的真理论，其实，就是我不认为我掌握真理— —这个真理。这个意思是，社会中人，他们认知真理的成份，与其说是要终结真理，不如说，要开启真理。所以，规定和炮制一种游戏规则，一种制度框架，一种法律保护，以期人们可以争论而非强制真理，是民主的理论自由的前提。其真谛是，保证人们不以自身的真理为真理，不以他人的真理为错误，为罪恶；更不是枪杆子里出真理。

    　真理的人性，恰恰是因为人们不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才显得人性俱存 ——这个美德来自希腊，也来自中国。只是中国人将其带入伦理范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个消极自由就是真理，中国人的真理。

    　从哲学上讲，甚至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在「实践论」里，也说，没有绝对真理；又说，人无法事事实践。但是，他的实践和理论是分离的。在革命中，文革中，他的实践就是国人的真理，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反对他本人，就要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这一点尽人皆知。于是，在这个既无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也无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毛式认知实践中，最坏的上帝和最坏的实用主义合为一股，成就了他们一直以来灌输给国人的见识——真理啊，实践啊就是党，就是毛。这个实践真理之相对积极意义——如果说他尚有一点点积极意义的话——就是文革粉碎四人帮时期的断章取义的经验主义逻辑（他包括恢复社会，恢复生产，恢复教育等等）。

    　但是，在这个非常不健全的实证主义后面，则是邓的绝对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我们说过，就是邓检验——这个检验和毛检验，无私毫不同。改变这个情形，就是要全面整顿我们的思路（整顿——这个词，是邓语言，我们借用一下），回到如何确立普世真理和实践的道路上来。这个普世之实践——真理的法则就是，保证没有人，没有党派，没有领导者可以说，只是他们掌握了真理，其他人，都只是错误和无知者，是被引导者，是愚民。我们还要说，民主自由，与其说是某种真理，不如说，是规定真理可以讨论，质疑，反对的一种框架结构，一种框架解构——因为，解构哲学，比起经验主义，在更高的一个界面上规定，任何结构，都是其解构的结果，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当绝对真理出现的时候，他只是面临一种解构的命运，而非其他。

    　在此意义上说，只有少数人在那里发现真理，而多数人，大众，人民，没有先行掌控真理的可能性。这个悖论是，事情是多数决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广告，电视，报纸，网络决定的，而少数人，他们可以不受影响，有独立见解，于是，历史就是少数和多数，精英和大众的冲突和龃无。但是，我们回到前述说法，精英，是不是独裁的土壤呢？

    　因为历史还告诉我们，民主不是严丝合缝的，希特勒和俾斯麦都可以利用之，列宁和毛，也可以利用之。他们一说出“真理”，可怕的实践相继而来——这个时候，上帝是根本就不管的。

    　于是，我们读到德国人和欧洲人开始争执希特勒是不是上帝之鞭！我们中国人该争执什么呢？毛，是不是上帝之鞭呢？这个课题好像有一点走样，就像我们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一样，有点走样。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尊重那种没有上帝的逻辑实证主义，就像我们尊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只是要说，更大的文化背景的确立，是我们考验真理和实践的前提。没有文化的宗教，没有文化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正好是专制真理和独裁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