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夕的4月26日，北京市发改委举行“出租车涨价听证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把“出租车涨价听证会”输入搜索引擎，可以看到高达109,000条的相关信息。听证会过后，我几次外出打车时与司机聊天，没有一个司机赞成涨价。

中国出租车行业乃垄断行业，因而也是暴利行业，在毫无风险的经营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根据成本计算，一辆新车运营寿命为八年，仅用两年时间，投资者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其余六年，一辆车创造的利润相当于三台新车。何况，近几年车价逐年回落，批量购车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对中国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式经营，早已是民怨沸腾，涨价又让损害了太多人的权益。

虽然，出租车行业的政府垄断、特许经营和“份儿钱”太高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社会舆论质疑和抨击的热点，在近些年的人大会议上也有过多次提案，但由于涉及到政府及出租车老板的巨大利益，强烈的民意诉求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回应。

油价疯狂上涨的情况下，迫于压力，政府和出租车公司不得不给出租车司机以一定的“油补”（在北京，1.60元／公里车型的“油补”为700元，政府出300元，公司出400元），但这样的让利却短暂得如昙花一现。最近，政府连这点小利也不再出让，而是通过所谓的涨价听证会来转嫁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利润损失。

举行涨价听证会，似乎也具有倾听并尊重民意的外观；参与听证的25名代表中，包括两名出租车司机代表的16人支持上调，而9人明确反对，似乎也很讲究程序公正。然而，网络调查显示，72％以上公众反对涨价，出租司机的主流意见更是强烈反对，有的出租车司机直言不讳地说：“出租车价格听证会‘祸国殃民’，应该尽快叫停。”

如果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指责公众的反对是短视，也许还叫人一时间有口难辩，但绝大多数出租司机反对涨价，则是行内人的理性判断，他们最了解出租行业的内幕，其反对凸现了中国出租行业的最大弊端。所以，听证会16票赞成的结果与民意要求背道而驰，两名出租车司机代表的赞成更有违于绝大多数司机的意愿。

但在权力至上和权贵利益有限的当下中国，无论有多么强大的民意反对，也无论民意代表的反对声多么有理有据，也奈何不了政权及权贵维护自身利益的涨价意志，听证会不过是实现权贵集团意志的工具而已。

本来，出租车涨价是政府、公司和司机、乘客的四方博弈，听证会应该照顾到四方的利益，即便不得不涨，也应该是四方妥协的结果，每一方都要让点利才说得过去。在垄断性暴利和“份儿钱”过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不涨价，而由政府或公司继续提供“油补”或降低“份儿钱”？即便非涨不可，为什么不能涨幅小一点儿，由1.60元涨到1.80元，而非要一下涨到2.00元？

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听证会必然变成强势集团通吃弱势群体的零和博弈，因为政府及其官员和公司老板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二者在这个行业中共同拥有巨大利益，即便不算上非法的黑箱利益，所谓“合法”的利益就足以让政府坚决站在出租公司一边。所以，面对主流民意的质疑，政府的态度可以蛮横到一个字：“不”！

于是，北京的听证会如期举行，其结果是如愿通过涨价方案：一是把1.60元／公里车型租价标准调整为2.00元／公里；二是建立油价与租价联动机制。

这一结果是强者通吃的游戏，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政府和公司，不但毫毛无损，还获得了取消“油补”的大收益，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司机和乘客，不但毫无收获，反而要承担涨价的所有成本，乘客将付出更高的费用，但消费者毕竟还有用脚投票的消极选择，大不了少打的；最惨是备受歧视的司机，在“份儿钱”不变的情况下，既没了“油补”，又要承担高价和乘客减少的损失。同时，涨价也将使黑车市场更为繁荣。

谁懂知道，跛足改革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化市场经济，行业垄断和准入歧视比比皆是，出租行业就是典型的权力化市场的标本之一：政府垄断下的特许经营，造成出租车行业的官商勾结和绝对不公正。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国内媒体上公开反对出租车涨价的声音，大多数象朗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抨击一样，采取“柿子捡软的捏”的擦边球策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比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童大焕先生的评论《涨价听证会 政府不应被利益集团绑架》。而事实上，出租车行业的根本弊端，不是来自利益集团绑架政府，而是政府垄断对市场规则的践踏，是垄断背后的官商利益的一体化，政府没有理由不在决策时向暴利集团倾斜。

1，行政垄断为官商勾结提供制度性保护。出租车公司特许经营权掌握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手中，这种政府权力象其他一切政府垄断的特许权一样，有着非常高昂的权力租金。正是行政垄断的看得见之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暴利集团，他们甚至可以把所有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劳工阶层和消费者压身上，成为能够左右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在出租车行业里，能够获得出租车公司运营牌照的人，要么是有来头的人物，即具有权力背景的人；要么是向发放牌照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付出超额权力租金的老板，即花大钱购买经营权。而权力租金，无疑是中国式官商勾结的最丰厚的制度土壤。

2，行政垄断为单方定价的霸道提供权力支撑。由于是垄断性特许经营，“份儿钱”，如同强制性土地开发中的补偿费，必定是“宰你没商量”的单方定价。对这种高昂的“一口价”，因为独裁政府不允许独立的行业工会，司机群体无法通过自组织方式进行讨价还价。所以，司机群体只能接受而不能拒绝，甚至连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有。不接受你就走人，反正现在的剩余劳动力及其充裕。现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绝大部分已经不是北京市人，而是远郊各县和外地的农民。

3，行政垄断的暴利特征必然制造悬殊的社会不公。政府垄断性特许使出租车行业变成暴利行业，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出租车行业大概是垄断利润最高的了。但这暴利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得到官方特许经营权的老板，以及签发特许证的官权及其官员。特许经营权导致了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赤裸裸歧视，居高不下的“份儿钱”就是司机必须上交给公司的“买路钱”。

在此情况下，强行张开“涨价”听证，预先就把主流民意置于非常不利的守势地位，而让政府和出租车公司处于非常有利的攻势地位，因为，这一听证预先排除了民意最为关心的问题，比如，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公司的垄断利润，份儿钱太高，消费者和司机的权益匮乏。所以，涨价听证本身就是强势集团意志的体现，已预先注定了弱势民意的失败。在只涨车价而取消“油补”、油价车价联动和“份儿钱”不减的情况下，涨价的全部代价都要由消费者和司机承担，而政府的权力租金和公司的垄断利润却得到相对的提高。
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必须通过立法来反垄断（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而完全的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却是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全面垄断，权力化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利用立法来进行暴利行业的垄断。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中共用“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野蛮方式，对所有个人资产实施了暴力抢劫，对所有公共资源实施了暴力独占，而且抢得干净、占得彻底。

改革以来，独裁政权用霸王条款和特许经营权，保证了权贵阶层对暴利行业的垄断，即把那些薄利产业交给市场，而把暴利行业控制在政府手中，比如，那些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价格的行业（如土地开发、能源、电信、金融、交通等）被政府垄断或设置特许经营。同时，网络调查显示，消费者最不满意的是“霸王条款”严重的十大行业，要么是政府垄断，要么是特许经营。依次为电信、房地产／物业、保险、电力、教育、医疗、银行、铁路、交通、超市。调查显示：选择电信的占87.6％，房地产／物业占54.4％，保险占51.3％，电力占48.7％，教育占38％，医疗占29.8％，银行占22.5％，铁路占19.8％，交通占17.1％，超市占15.7％。（见《深圳特区报》2004年12月21日文章《十大行业霸王现象突出》）

借用吴思先生的“合法伤害权”概念，经济领域的立法垄断或特许经营，就是官权对民间资产的“合法抢劫”。曾几何时，垄断的电信行业使中国的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即便今天，尽管民意对手机双向收费越来越不满，但垄断使双向收费岿然不动。

自由主义所信奉的法治社会，法律应该根据自然法（保障人权）和公益（多数同意）来制定，由此形成对官权的制度化限制，这也是普世公认的文明法则。而独裁主义信奉的法制，法律是根据权力偏好和统治者意志制定的，由此形成对官权至上的制度化保证。当下中国的法律正是独裁主义法制，民众没有法律担保的制度化权利，也就没有能力制衡、监督、限制官权，从而导致官权太大太强且不受制约而民权太小太软且备受歧视，其法律也大都是违反自然法和公益恶法。一方面，法律变成统治阶层实现其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赋予了权贵阶层以“合法腐败”的特许权；另一方面，法律变成政府及其权贵对民众和公益的“合法伤害权”，独裁税收是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榨取”，暴利行业的垄断和特许经营是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抢劫”。

在此意义上，北京出租车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更重要的是，这种“合法榨取”和“合法抢劫”，其恶劣甚至超过“潜规则”式的黑箱抢劫。因为，后者毕竟摆不到台面上，还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非法腐败的风险再小，也不是全无风险，迫于民意压力，官方也要表演“反腐秀”，每年都要办几个贪官；而前者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抢劫而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中国式腐败是“合法腐败”远甚于“非法腐败”，（请参见我的文章《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首发《民主中国》2005年6月），中国式剥夺是“合法抢劫”远甚于“非法盗窃”。再大的贪官所侵吞的黑钱也远远少于独裁财政的合法挥霍（比如，在内政上，动辄划拨数百亿来填补银行坏账；在对外方面，动辄拿出数亿美元援助无赖国家），再贪婪的“非法盗窃”所掠夺的财富也远远少于政府垄断所获得的暴利（比如，党权及其权贵从电信、能源、金融、土地开发、交通、歧视性股市等行业所获得的暴利）。也就是说，中国式独裁体制不变，权力主导的跛足改革也不会改变，行政垄断下的“合法抢劫”也就无法消除。

2006年5月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