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四月中旬，连公子胜文先生（连战之子，时任国民党中常委）随其父来访大陆，他告诉采访他的中共上海《新民晚报》的记者说，他来上海已不下五十次了！连公子显然是被今日上海华丽的外表给迷住了。他说，台北、上海两座城市太像了！

    的确，“太像了”是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和根据的。首先，这两座城市早先的文明类型属于同一类型，即长江流域东南古越文化类型。到了近代，缘于地理位置，两座城市的所在地又同是较早受到了列强的殖民影响。进入二十世纪，两座城市又有了两次“亲密接触”，一次是二十世纪中叶，即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转迁台北，相当数量的“上海人”变成“台北人”。再一次就是二十世纪下叶，即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台北人”—一台商再往上海，这其中还有十几二十万的“台北人”变成上海的“常住户口”。两座城市不只是“太像了”，而且似乎在彼此“趋同”。

    最引人瞩目的是近十年来，两座城市竟然不约而同地争建起“世界首高”来。先是上海金碧辉煌的金茂大厦，它的高度超过四百二十米，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中心地带。它由美国公司设计，于一九九七年竣工封顶。而就在这一年，在台北世贸中心旁，一座由李祖原先生设计的超高建筑正式动工兴建，它就是七年后高度五百零八米（计入楼顶天线）造型若竹节的“世界首高”——台北一0一。

    台北崛起了“一0一”，上海也要建“一0一”——地上一百零一层——紧临金茂大厦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它的楼层高度和人可达到的高度都将超过“台北一0一”，只是这座“上海一0一”，从一九九七年被审批通过，到之后的停停建建、反复修改，颇为人议论，网上非议、质疑它的贴子不断，乃是它由日本企业、银行联合投资，并由日本公司设计，造型恰似穿地而出的日本军刀，直插入上海的“心脏”——中国大陆的前胸。从风水上来说，它让此地顿生煞气！而从政治上来说，它也犯了大忌，所以，它成了一个“政治事件”，似乎一直名声不佳的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陈良宇和韩正的仕途生涯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二零零六年中共“两会”分组讨论期间，胡锦涛就在上海组的讨论会上，直接批评了陈、韩未能“注意经济安全”。不过，虽然波折不断，上海的“世界首高”——至少与台北并列，看来在这几年内是要当定了。

    从外部看来，今日的上海与台北，很有点像两兄弟间的竞争或两姐妹间的比靓，因此，说它俩“太像了”，似乎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这些只是表面上的相似，相信任何一个有中等思考能力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实质问题：上海与台北毕竟是两座分属不同政治背景的城市，一座在大陆——它是一九四九年后由共产党统治的；一座在台湾——这里是实现了民主政治的中华民国的现在地。在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背景前提下的两座城市，其城市文化与城市灵魂，是根本不可能“很像”的。

    好在来自台北的朋友，并非都若连公子们那般连连道“很像”的，作家龙应台女士就曾目光犀利地说：上海与台北这两座城市刚好“相反”！上海徒具“华丽外貌”，而台北“像含着珍珠的蚌壳，外壳不显眼，内涵却温润美丽”。显然，龙女士是穿过了“橱窗”——建起数百座高楼大厦的貌似繁华的今日上海——由中共官方和银行精心“打造”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的内部，并选择从最深刻而广泛的层面——文化——上来作观察和比较，从人性与人文的视角切入，于是，这就不仅是建筑物的地面高度了。

    上海与台北刚好“相反”的原因，在于台北近半个世纪以来延续了“中国人传统的书生气质”，台北就是一座“读书人加上社会公民的文化气质”的文明之城。这里的市民关心公共政策，关心文物和生态的保护，这里有政党政治、慈善团体，所以，台北是公民社会的台北，是“大我”的台北。而上海呢？这里的市民关心的是个人收入、精明的算计，婚恋买房、时尚穿着，等等，这些低级的——在爱因斯坦眼中是“可鄙的”——私人享乐的事物。当然，上海也有“群体性”争取权益的事发生，比如拆迁户的上访。但这仍然是基于“小我”的利益受到最致命的侵害的时候。当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之后，最应该首先站起来——作为大陆最大的城市——说“不”的时候，可它瘫在了那里！当今天中共暴力机关在各地对法轮功学员施以残酷的镇压之时，上海没有街头的示威，与此同时，包括台北在内的世界上的各大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悉尼、墨尔本、汉城（首尔）、东京、吉隆坡等，那里的市民都在声援中国大陆人民。

    毫无疑问，以反文化反人类为特征的共产专制制度，不仅捆绑住了人们的手脚，更窒息了人们的心灵，因此，在上海，就最缺少了台北那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彬彬有礼，带着人性的温暖”（龙应台语），普遍的状态是只顾自己，麻木不仁，如网名“大道向东”的外地在沪者所观察到的：“我到上海工作两年了，没有看见一次让座的现象（我不是说没有，只是我没有看见），坐在车上的学生都戴着耳机闭着眼睛听音乐，中年人冷漠的看着窗外。”（见《新民晚报》，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令人唏嘘感叹的是，一九三零年代的上海，大学生们十有八九读过《红楼梦》（据当时赵景琛在复旦大学所做调查），而今天的上海年轻人竟十有八九没有读过名著，他们喜欢看的是《哈里波特》这种娱乐时尚的东西；而台北的读者，几十年来一直把《红楼梦》推举在文学图书喜爱程度的榜首。《红楼梦》正是一部培育审美情趣，丰富个人修养，提高人文素质的教科书。是以，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台北能够成为一座“书香之城”，而上海在一九九零年代之后则由“文化沙漠”变成了“铜臭之地”。

    龙应台女士指出，台北可以马上出版“六四”后居留法国的高行健的获奖作品，但上海却不能，尽管高行健是上海附近的江西省人。“台北，不同于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没有不能出版的书，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画，不能发表的言论，不能演奏的音乐，她是华语世界中创作最自由的城市！”今日的上海呢？它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愚弄人民的宣传工具，它没有一家私人办的报纸、电台和出版社。它有时也会出版一些来自海外的作品，但往往从题目到内容都给改得面目全非，它也向市民出售短波收音机，但党的安全机关时时刻刻对外国包括来自台北的短波广播施以强大功率的噪音干扰。它的互联网，也是时时刻刻被网警们监控、监视、删贴、封网站。

    如此可见，台北与上海的不同，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是根本上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灵魂的不同。台北是中西文化融合后实现了三民主义理想的自由的、多元的、人文的台北；而上海则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割裂中华文化之后政治上继续专制经济上权贵垄断的抛弃了人性的畸形繁荣的上海。如果说台北是争自由的林黛玉，那么，上海就是维护专制贪图荣华富贵的薛宝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九四九年后的上海，其实已经不是“城市”了，它成为专制统治者手中的政治工具。而最近十几年来，上海又成为中共专制统治者有意策划的一场“实现现代化”假戏的前台布景，那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那“世界首高”的非争不可，就是这出“假戏”的高潮部分。它向外展示着专制统治者的——“改革成就”——实质上的傲慢与无知，它掩盖着自由的被禁锢与民主的被阉割！它更掩盖着被剥夺与被驱逐的原住民的血泪滂沱甚至生命代价！

    今天，民主的台北根本没有必要去与专制下的上海争什么“世界首高”，比什么地面上的高度，今天的台北已经达到了目前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政治上的最高度——民主的高度！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比“民主”更高的高度吗？现代化城市者，非高楼大厦也，乃民主与自由也！

    在民主的台北面前，专制下的上海只能是个没有高度的“矮子”，尽管它体积庞大！今天台北人所要做的，不应该是只与上海比“经济”方面的高度，而应该是积极促进专制的上海（和全大陆）的政治转型，让自由之光照射进这块尚阴暗的“海滩”，让民主的南方之风吹进这块专制的荒地，让它长出民主之树，开出自由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