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了，六四冤魂还只能在黑暗中呻吟，我也只能在没有自由的黑暗中独自等待，等待着时针指向六四凌晨，等待着祭日降临。

　　十七年了，丁子霖老师的儿子蒋捷连被罪恶的子弹射杀时，正好十七岁。每当祭日，天安门母亲们都要祭拜儿子的亡灵，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亮起烛光，世界各地也点燃烛火。

　　十七年来，天安门母亲遭遇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但她们却为见证历史和讨还公正始终没有停止过抗争。

　　今年六四，不能不提周国聪的名字。这位年仅十五岁少年，在1989年6月6日被逮捕，关押在成都市宁夏街派出所内，第二天就满身伤痕地死于看守所内并被火化。在我看来，他不是死于街头而是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内，如此暴行甚至比死于戒严部队的枪口下更为残忍。

　　尽管，直到十七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十五岁少年，但周国聪的名字已经刻在历史墓碑上。

　　17年来，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女士从未停止过上访，在黄琦先生和他创办的中国第一家人权维权网站《天网》的帮助下，今年4月25日，她终于得到当地政府给予的一笔七万元的“困难补助”。

　　这个个案，既是唐女士的持之以恒所取得的有限实效，也凸现了政府在六四问题上的投石问路。

一、对民间维权的意义

　　1、在民间维权上，低调坚持和高调抗争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韧性的抗争比一时的慷慨更艰难、也更有效。难属们的人道维权可以低调，但必须具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忍，天安门母亲如此，唐女士亦如此。

　　2、维权要注重实效。比如，在六四问题上，从人道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切入维权活动，既具有更广泛的道义涵盖面，又可以降低政治敏感性，因而能取得一定的实效，未尝不是一条先易后难的道路。对于更广义的民间维权而言，维权者既要坚持不畏风险的道义伦理，也要信守注重实效的责任伦理。固然，当下中国的民间维权，要想取得点可见的成效很不容易，但这并不是只重道义而不重效果的理由。

　　3、多方协同的个案维权。近年来，大陆民间维权的主要模式，是围绕着个案的民间动员、舆论救济和法律援助。其中，各界知名人士、体制内外的媒体和维权律师的参与，助力尤大。刘狄案、孙志刚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程益中案、李柏光案、朱久虎案、冰点案等，皆是证明。

　　4、在官方的意识形态衰落和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统治效力下降和民间维权高涨的今天，官权镇压的残暴性也随之大幅度下降。所以，“勇敢竞赛”是相对容易的维权，而“实效竞赛”才是最有难度的维权。实效的取得不仅需要个人勇敢，还需要群体合作，需要操作智慧、协调能力和韧性。基于民间维权的长远发展的大局考虑，唯有不断地取得实效和成功案例的点滴累积，民间维权方能持续地增强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维权；也才能带来维权经验的累积，推动民间维权走向成熟。

二、政权无法绕过六四问题

　　从政权的角度讲，无论谁当政，六四问题都是躲不过去的，拖得越久、欠债越多，十七年的拖延已经足够漫长，难道还要一拖再拖？！现在，制造六四大屠杀的两个元凶，邓小平已经死了九年，李鹏也已经下台。现政权高层与六四没有直接瓜葛，只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定会考虑着手解决六四问题。谁能主动而稳妥地解开六四之结，谁就会赢得国内外的尊敬，在历史上留下美誉。

　　在此意义上，周国聪案的解决方式颇有点投石问路的意味——如何以最小的政权代价换取最大的政权收益。因为，在六四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如果没有得到高层的允许或授意，四川地方当局是断断不敢为的。在此个案中，我理解并尊重唐女士的选择，但我无法容忍官权对冤魂的亵渎和对难属的胁迫！

　　1、政府选择成都死难者而不是北京死难者，选择死于派出所的周国聪而不是戒严部队枪口下的死者，显然是精心选择后才抛出的试探气球。因为，周国聪之死与大多数六四死难者具有微妙的差别，周之死不属于当街屠杀的罪恶而属于警察机关的罪过。

　　2、政府选择个体性的影响小的唐德英女士，而不选择群体性的影响大的天安门母亲中的某位难属，显然是为了降低这次投石问路的舆论效应。虽然，唐德英女士的诉求与六四难属群体大同小异，但她的人道维权毕竟是个体抗争而不是天安门母亲的群体抗争；虽然，唐女士与天安门母亲一样，也坚持了长达十七年的抗争，但她的曝光率远远低于天安门母亲。在她与当地政府达成此项协议之前，她本人和她的冤死儿子并没有进入公共舆论，也就没有广泛的国内外影响。

　　3、政府在投石问路的方式上也颇为狡猾，七万元的付出，不是以“补偿”或“赔偿”的名义而是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显然是为了避免“补偿”和“赔偿”所蕴含的罪错意义。而“困难补助”的名义，意在凸现这笔钱的“救济性质”，而非政府因犯有罪错而必须给予受害者的赔偿。

　　4、政府开出了给钱的先决条件——“立据保证息诉”，显然是为了花钱封口。这种签署正式协议的方式，就是为了让唐女士保证不再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追诉。

　　综合以上四点，政府选择以“困难补助”的方式了结周国聪案，可以大大弱化此案的政治象征意义；如果试探的连锁效应是许多六四难属的跟进，政府很可能私下里推广这一模式。因为，这一模式最符合现政权六四以来形成的危机处理方式：花钱买稳定、以经济代价换取政治利益。而且，如果这一模式作为六四问题的第一步能够推广开来，也就达到了“以最小的政权代价换取最大的政权收益”的目的。

三、六四问题上的赔偿正义 

　　在我看来，政权处理周国聪案的方式太不人道、太不公正。因为，采取这种方式，是企图利用自身的绝对强势地位来投机取巧，既不公布周国聪的死亡真相，也没有向难属公开认错和表达歉意，反而仅以七万元“困难补助”换取难属的签字画押保证不再追诉，等于要难属放弃依法索赔权，也就是用金钱来“封口”。所以，政府这次投石问路，根本的出发点与正义无关，而仅仅基于政权利益。如果政府只想以周国聪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而没有基于普世道义的政治性和法律性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一模式的意义，也就仅止于投石问路而已，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难属和社会舆论的认同，也就无法作为解决六四问题和达成官民和解的最初步骤。

　　1、太廉价的经济付出。即便从六四难属的最低要求——只求经济赔偿而不求罪责追究——来讲，七万元买断一个冤魂也是过于便宜，绝大多数难属决不会接受。1995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已经拖延了17年的六四赔偿，即便放弃十七年追诉所付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赔偿，起码应该按照今天的工资标准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告》2006年第3号公布：2005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405元，赔偿费是36万元。即便再降低标准，比照矿难死者的国赔偿标准，政府现在已经把矿难死者的赔偿标准提高到了20万元。而一个冤死于政府屠杀下的生命却只值七万元，未免太不公平了。

　　2、封口费全无正义。假定政府具有解决六四问题的诚意，而且是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而采取先易后难的处理方式，那么，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难属进行经济补偿，政府都不应该附加任何先决条件。静悄悄的赔偿可以接受，但把“立据保证息诉”作为给予补偿的先决条件，完全有违起码的赔偿正义。中共政权至今还维持对八九运动的错误定性，已经是错上加错和罪上加罪。如果政府连迟到了十七年的赔偿正义都不准备兑现，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3、生命无价，特别是被政府屠杀的生命，只要政府不公开承担罪责并还死者以公正，那么，经济补偿无论多高，哪怕大大高于七万元，六四问题也不可能以“金钱换真相，补偿换正义”的私了方式解决。因为，六四作为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巨大公共灾难，受害者对真相和公正的诉求高于对经济补偿的诉求。

　　六四作为转型时期中国无法摆脱的重负，也越来越构成中共政权的沉重包袱，太需要基于和解善意和政治远见的渐进而务实的解决。只要政府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谁也不会天真地要求一步到位的解决。比如，天安门母亲的长期抗争，完全是本着爱的善意和法治精神，本着温和、渐进、宽容，她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而是以文明驯服野蛮。所以，解决六四问题，无论如何渐进、务实和灵活，政府最终也绕不过下列公开程序：

　　A，与六四受害者推选的代表进行平等的对话；

　　B，独立调查并公布六四真相；

　　C，公开表达知错认罪和道歉正名；

　　D，依法追究罪责和进行国家赔偿。

　　十七年了，每年的这个日子，中国都会陷于恐怖政治的笼罩之下，六四难属无法公开祭奠亲人的亡灵，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士”都会被警察站岗；全中国的所有媒体都会禁止“六四”一词的出现。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一直处在六四的阴影之下。所以，与其在每年的六四祭日里陷于严加防范的恐惧之中，延续老罪恶并制造新罪恶，不如通过尽快解决六四问题的明智决策，解脱恐惧，打破僵局，开创历史——开启社会和解的局面，进而让世界看到一个消除了恐怖的中国。

2006年5月2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