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些海外媒体公布了赵紫阳先生于1997年10月13日写给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的一封信。从这封信，可以证实他于同年9月12日写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那封信是真实的。这两封信，勾起了我们的一段回忆。

那年9月，我正居住在江苏老家无锡农村。在十五大召开前的某一天，我接到一家海外媒体的电话，告诉我她们刚刚得到了赵紫阳先生们写给十五大的一封信，向大会提出了重新评价“六四”的问题。这家媒体的记者要我发表看法。对于这个消息，我感到有些突然，而且对消息的可信度抱有怀疑，因为在这之前，也曾有过赵紫阳先生给中央写信的传说，但后来证实纯属谣传。于是，我给路透社驻北京的记者打电话，求证这件事。我得到的答复是这封信绝对是真的。第二天，我从电台里听到了这封信的全文，也使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样的信只有赵紫阳先生写得出来，别人无法假冒。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赵紫阳先生并没有多少了解。我只知道“六四”后他被软禁在家，还听说每过一段时间他会去京郊打一回高尔夫球；偶尔他也去外地走走，但要得到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而且全程有人“陪同”。对于“六四”这件事，当时的说法是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不可能改变。赵作为一位前总书记，会有这个勇气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要求中央重新评价吗？如果不是从外国通讯社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真不敢相信。

当时我马上联想起一件事：1994年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书名为《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在这本书里，我公布了当时已经找到的96位死难者、49位伤残者的名单。书出版后我一直有一个念头，要把书送给赵紫阳先生一本。1989年赵紫阳先生反对实行戒严，反对开枪镇压，结果被罢了官，成了邓小平的阶下囚。我想让他知道，这场劫难造成了怎样惨重的后果，要是当年邓小平能听他一句话，这样的的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记得，也正是在1997年，我辗转托钟凤鸣先生把那本书送给了赵紫阳先生，同时我还托钟老带了一个口信，希望赵紫阳先生能就“六四”问题出来说几句话。过了不长一段时间，我得到了回音，赵紫阳先生托钟老转告我说，“书收到了”。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就我提出的要求作出回答。

那么，他于同一年9月共产党召开十五大时写那封信，明确提出要求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是不是与我的请求有关呢？我们不敢肯定，而且现在也已无法求证。今年紫阳先生一周年忌日，我们与晓波一起去赵家拜祭，在谈到紫阳先生生前的一些逸事时，他的女儿雁南告诉我，我前后送给她父亲的两本书和一些文章，紫阳先生生前一直放得好好的，至今仍保存着。我想，紫阳先生生前一定从我的书里知道了那些惨死在机枪和坦克之下的男女青年，也一定知道了这些死难者的母亲、妻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是怎么苦苦地熬过来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是无法心安的，何况，他曾努力阻止过那场劫难的发生；更何况，他曾因为作出过这样的努力而受到了整肃。从他那封给十五大的信，我觉得他好像就站在我们的身后，我们与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曾作出过努力，希望能见他一面，但这个愿望直到他逝世都未能实现。

然而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我读到他那封公开信时的感受，我曾兴奋地向媒体表示：赵紫阳先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中共前总书记，八年前那个事件的当事者，我一直希望他能站出来讲话，我很想知道他今天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今天他终于站出来了。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我竭诚地表示欢迎。我还曾表示：赵紫阳先生八年来坚持了他当年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这是很不容易的； 他当年提出来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的原则，至今也没有过时，今天我们要解决“六四”问题，同样应该纳入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他的那封信对我们难属群体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正是在那一年，我们在给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八年前的那场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须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纳入民主和法制轨道，依法办事，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在以后的岁月里，只要涉及“六四”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了赵紫阳先生当年提出的这个原则。

现在，赵紫阳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在他逝世的那些日子里，我多么想去他家里拜祭，但始终没有去成。今年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去了，了却了一桩心愿。今天我又看到了他在9年前写给中共中央常委的信，我觉得，对于一位不过是凭良心说了一些真话的老人，不仅不让他说话，而且连他的人身自由都要剥夺，人世间竟有如此的冷酷和残忍。

“我希望能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渡过余年！”我反复沉吟着紫阳先生在信的结尾处写下的这段话，不仅黯然泪下。

于“六四”十七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