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谚是我的贵州的年轻朋友之一，尽管他现在已经并不年轻，而且被许多年轻人视为“张老师”了。我很珍惜和这些贵州朋友的友情：不仅因为这是在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建立起来的“生死之交”，而且这是真正的“心灵之交”：即使相隔千里，平时彼此并不来往，但只要一个电话，一封信，相见时的一个眼神，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立刻达到心灵的勾通。

现在就是这样：嘉谚突然来电话，说他这几年在网络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关于“低诗歌”的文章，要结集成书，希望我写点什么，并且立刻寄来了一堆文稿。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年一直为病魔所缠的嘉谚竟会有如此文字业绩，而“低诗歌”更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概念。但打开文稿，扑面而来的，就是我所熟悉的嘉谚气息，我立刻读“懂”了其中的意思，于是欣然命笔。

不过，说“懂”，还是有点夸张，准确地说，应该是有所懂，又有所不懂。嘉谚的文章，应该属于当代诗歌评论，但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是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二十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而我坚持的学术原则和言说原则，就是对自己读不懂的东西，当然无从说其好，但也绝不说其不好：自己读不懂的东西，不等于其无价值；相反，如果以“不懂”而轻易否认别人的实验，倒反有可能扼杀文学（诗歌）发展的某种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许多教训的。因此，对嘉谚所论述的“低诗歌”，以及他的评论本身，我是说不出什么的，对嘉谚的“诗学”，我只能交一张白卷，这是要请嘉谚和他的朋友原谅的。我能说的是“诗学背后的人学”：当然，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

一点历史的回忆 

而且我要从对和嘉谚交往的历史的回忆说起。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我还在贵州安顺师范教书，住在娄家湾水库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有一天，突然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一位知青写来的，说从别的知青朋友那里知道了我，希望能交个朋友：我和嘉谚就这样结识了，他很快就成了我们那个“民间思想村落”的一个最活跃的成员。那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讨论的是“中国何处去”与“世界何处去”。同时，我们又都是文学、诗歌的爱好者，一起读鲁迅的著作，朗诵诗，也写诗，写小说，彼此交流，讨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在不自由的大环境下享受着小环境里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

文革结束以后，我来到北京大学，当研究生，嘉谚去了贵州大学，其他朋友也各走东西。但我们却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介入了八、九十年代，以至新时期中国变革的各个方面，其实是彼此相互配合的，因此，几次相聚（我每次到贵州，都会有这样的聚会）大家都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嘉谚介入点始终是文学、诗歌，据我看，近三十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在七十年代末，他在贵州大学主编《崛起的一代》，这是当时烽起云涌的民间刊物之一，其所发动的对“大诗人”艾青的挑战，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结果却十分耐人寻味：从表面上看，张嘉谚和他的同伴好象是失败了：刊物被禁不说，嘉谚自己也被迫回到安顺，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事实上，当艾青摆出权威的架势，蔑视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的挑战，并企图利用政治的力量将其扼杀时，他就已经宣告了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诗人的死亡，艾青的诗歌创作就是由此走向下坡路的，这绝非偶然。而这场论战近年来却成了许多诗歌史的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历史毕竟不那么势利，它最终是公平的。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嘉谚以罕见的热情与毅力，把他的诗歌评论集中于中国最具有反叛精神与创造精神的，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底层诗人黄翔一人，竭力对其诗歌进行诗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阐释，成了“黄诗”研究的第一人——不仅因为是最早的研究者，更因为其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张嘉谚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在国内却几乎无人所知，真不知这是谁的悲哀？

现在，嘉谚又通过网络，在同样是底层的，边缘的诗人创造的“低诗歌”这里，找到了他的批判与创造激情的第三个喷发口，依然是这样的锋利与灼人。以至同是创作“低诗歌”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张老师”哪里来的这样的激情与创造力。而我很明白：这正是三十多年前的非常时代的非常青春年华奠定的基础，对张嘉谚是三十年一以贯之，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更是出于对那个时代和自己的反思，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身处底层、边缘的民间言说 

于是，就形成了我所说的张嘉谚“诗学背后的人学”。在我看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写诗先做人。问题是，在这个动荡的，混乱的时代，我们怎样做人，何以存在，哪里立足，如何言说。

嘉谚和他的朋友，首先立足于社会底层，边缘，坚持民间言说的立场。

对张嘉谚而言，这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如前所说，他是“出身”在文革后期的大动荡、大混乱中的“民间思想村落”的；而“民间思想村落”的最大特点，就是“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所谓“身无分文”，即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物质、权利的双重贫困中；而“心忧天下”，却又意味着高远的志向，追求精神的丰富，强烈的社会关怀，有着自觉的承担意识。身陷泥淖，心却高飞着，两者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或许就是这些民间思想者、民间写作者的基本生存状态，也是其特点与价值所在。

它显然不同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统治集团与精英集团，但也不同于安于现状的一般底层民众，实际上与两者都存在着紧张关系，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生存困境与痛苦。但它却由此发出了民间的觉醒的声音，既能感受与反映民间的真实，普通民众的疾苦与要求，又以一个具有“人”的自觉意识的眼光，自下而上地观察社会，提出自己的民间批判：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这就说到了嘉谚的理想与追求：在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还是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是自上而下的；而嘉谚三十年的努力，无论是当年创办《崛起的一代》，高度评价黄翔，今天从事“低诗歌”的理论建设，都集中于一点，就是要推动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诗歌运动，它是民间思想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运动注入精神力量的。这在中国现实中，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但明知其难却偏要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本身就显示了一种精神力量。

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民间思想者，民间诗人的声音是压不住的，因为它的根深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土地上的人民、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鲁迅有言：“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杂感》）。 

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 

嘉谚的“人学”立足于“民间”，而其中心词则是“独立”。并且有了这样的阐释：“独立，意味着返回内心的体征，决不随波逐流。没有独立，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也谈不上尽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其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特立独行”：

“一向官方的权势话语、主流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不胁从于极权政治；二，向社会的商品话语、市场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钱币腐蚀的警惕；三，向民间的盲从话语、庸众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民粹主义的放弃；四，向媒体的媚俗话语、炒作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错误导向的审视；五，向文人的自私话语、软弱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良知道义的担当”。这里所说的“独立的核心，是个体的人格尊严；其独立的支柱，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其精神指向，便是‘为天地立心’，为天下苍生寻求公道与正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的社会理想并体现超拔的人格理想——‘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我懂得这里对“独立”精神的呼唤的份量：它的背后积淀着我们这一代，或许还包括张嘉谚这一代人的血的教训。我们当初组织“民间思想村落”就是意识到自身的奴隶地位，试图挣脱，而获得独立的自觉努力。但这样的挣脱竟是如此的艰难！因为“奴在心中”，要获得精神的真正独立，不但要顶住外在专制体制的压力，更要与内在的渗入骨髓的奴性血战，真是一步一血痕啊。而在此以后的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更是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独立精神竟是如此脆弱，我们是多么容易成为新的奴隶啊，如像鲁迅说的，我们不但随时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帮闲”，还随时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甚至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奴役的危险。随着新科技而带来的媒体（包括网络）的发达，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巨大的言说空间，新的自由，不也同时制造了新的媒俗话语，以至新的网民群体的“多数话语霸权”，对处于少数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形成新的威胁吗？而我们自身，特别是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自身，我们的自私、软弱、贪婪、欲望，名利之心，也会导致自我精神的萎缩与猥琐，这样的自我奴化、异化是更为可怕的。现在嘉谚提出这五个方面的独立，实际是要向五个方面的威胁，从体制到市场，从庸众到媒体，以至自身的全面挑战。这里所表现出的对一切可能导致个体独立的丧失的危险的高度警觉，对个体独立、自由、担当精神的坚守，及其内含的大无畏的气概，大悲悯的情怀，是非常感人，并能够给人以震撼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消解一切的时代是太缺少这样的精神了。

而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从嘉谚对精神独立的呼唤里，看到了对鲁迅当年的呼唤的呼应。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即呼唤“精神界的战士”，在我看来，今天嘉谚所呼唤的“个体先锋”，就是这样的“精神界战士”；而鲁迅所提出的“立人”理想，所谓“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其核心就是个体精神自由。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依然发出这样的呼唤，这一方面说明历史进步的缓慢，使我们感到羞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我们追求的目标的彼岸性。全面、彻底的个体独立与自由，彻底消灭一切人奴役人（包括精神奴役）的现象，这都是一个价值理想，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在此岸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如前所说，会不断产生新的奴役关系，导致独立、自由的不断丧失，因此，反奴役、争独立、自由的斗争，永远也不会停止，我们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也只有在这样的永远的斗争中获得，并显示其意义和价值。

鲁迅的“立人”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强调“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要到自身寻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无须到别处、他者那里寻找根据和理由，自己裁判，自立标准，自己执行，同时也自己负责。嘉谚或许也是受到鲁迅这一思想的启示，在他的文章里也强调：“个体先锋是自己的立法者和执行者”，“不希求他人赞同，不在乎他者首肯。他自己赞同自己，自己完成自己”。

我以为这样的强调与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种底层的，边缘的民间言说，是很容易产生希望被承认的或显或隐的焦虑的，这虽可以理解，却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它同时孕育着丧失独立性的危险。我们的言说的意义和价值，就在其发自底层的民间性和边缘性，离开这一立足点，就不再是自己：对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基本的自信。——在我看来，嘉谚是清醒的，他不赞同年轻人出于热情而发出的他将“进入中国诗歌史”的预言，其实是看清了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在的。

因此，我对一切希望成为主流的意图同样抱有警惕。于是，对“一个低诗歌时代正在来临”的预言，也持怀疑态度，这不涉及评价问题，而是出于一种隐忧：任何一种探索，一旦成为强势，主流，反而是会孕育一种危险的。嘉谚在他的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正是鲁迅的告诫。他说，反改革者对改革运动，都是先压制，压不住，就布出“无物之阵”，突然变得和你一样，宣布你的“时代”到了，你找不到反对者，你成了一股潮流，人人竞相仿效的时髦，时尚，你似乎胜利了，然而，你真正地失败了，因为你已经变质了，或者说，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最终导致的是仍然是你自我独立性的丧失。难怪嘉谚要冒一身“冷汗”，并且发出这样的“耽心”：民间诗歌运动“会不会在‘无物之阵’中偃旗息鼓，束手无策？劳而无功，废然而返？”：这样的自我剥夺与毁灭是更让人沮丧与难过的。 

还是那句话：要永远保持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是很难很难的啊。  

永远的批判性 

而且我们还要保持永远的批判性。

坚持彻底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彼岸理想，就必然导致对此岸一切精神奴役现象的批判态度。这批判是彻底而全面的：来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精神奴役，都在批判之列。这批判是永远的：因为如前所述，奴役，特别是精神奴役是会不断再生产的，甚至任何一个进步（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包括社会的进步）都会产生新的奴役，于是就产生了鲁迅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的，“不顾任何利害”的永远的批判，鲁迅说坚持这样的立场的知识分子，才是“真的知识阶级”。

我理解，嘉谚所强调的“以下犯上的话语批判”，他所倡导的“针对社会生活中一切权力关系、权力机制与权力话语现象的偏差实行匡正”的“诗性正治”，其实所要坚持的正是这样的站在平民立场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批判精神。

我特别欣赏的，是嘉谚的如下阐释：“所谓‘正治’，不光要对外部世界的不义和公正，作外向性话语的批判，同时还意味着针对内心污秽作内向性的清除”。这是因为一切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如前所说，最可怕的是“奴在心中”。因此，一切真正的批判者必然是如鲁迅那样，无情地“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我甚至认为，能不能无情地解剖自己，是真、假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分与界限。

嘉谚的另一个提醒也很重要。他反复强调“动口不动手”，话语批判的“非暴力”性。如嘉谚所说，这是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的，我们那一代人就受够了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之苦。但我要提醒的是，不仅要警惕以批判为武力镇压的舆论准备的暴力，同时对语言暴力也要保持警惕。这正是鲁迅所告戒我们的：“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的另一个告诫。他提醒年轻人：在饱受“强者的蹂躏”的普通民众中，很容易“蕴蓄”一种“怨愤”；对这样的怨愤，在予以理解的同情以外，还要有所警惕，因为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发泄”和烧毁一切的“愤火”，因此，“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杂忆》）。我想，这不仅是对民众而言，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在这方面，我和嘉谚其实都是有教训的。在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中有许多人都是底层的民间思想者，他们长期受着“强者的蹂躏”，心中早就郁积着巨大的怨愤，文革正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喷发的机会。但他们这样的正当的反抗精神，就是因为缺乏“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而被政治家、阴谋家所利用，结果是把怒火烧向弱者，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走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教训是应该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的。这里我只说一点，就是一定要区分“愤怒”与“怨愤”：愤怒是大怒，是堂堂正气，可以出文学，引发正大光明的反抗；而怨愤，却蕴含着一种怨毒，一股邪气，是很容易被利用，走向邪路的。底层、边缘的民间思想者、写作者，始终处在“强者的蹂躏”下，每个人心中都同时郁积着愤怒与怨愤，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这样的过来人，问题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种清醒，要自觉地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这样才能发扬内在精神中的正气，而压抑、排除内心的邪气。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当我们对社会的邪恶势力，采取“以毒攻毒”的批判策略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批判，是一把双刃剑：在杀伤对手的同时，也会伤害自身。鲁迅说他常苦于内心的“毒气”和“鬼气”，说他“已经憎恶了我自己”，指的就是这样的“自残式”的批判所造成的自我伤害。问题是对这样的内心的毒气和鬼气，持什么态度：欣赏，还是憎恶？这里的关键，是内心有没有更加强大的爱？真正的大怒、大恨，是以大爱作底的。我注意到，嘉谚在他的文章里，多处谈到“诗性正治，它是激情的大悲悯与大爱心的流露与勃发”，“在‘崇低、向下’的写作取向里，隐然有崇高的情感冲动向上的精神渴求”，“要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年轻朋友在阅读时不可一掠而过。 

自我警戒的边界意识 

嘉谚在为本书写的《自序》里说，他写作这些文章，“有时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原因是所要讨论的对象是一种边缘化的，被压抑的民间话语，自己理所当然地要为之辩护，充分肯定其价值，理直气壮地为其争取话语权，但又确实担心会因此而掩饰其可能导致的负面的“恶果”，“产生误导式的激丑扬恶”。我很理解嘉谚写作时所感到的内在的紧张，并为此而感动：因为我自己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写作困境。

这或许也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致。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摆脱不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对即错，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简单、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言说方式，这样说话、做事固然痛快，却容易被利用，也伤害了许多不该伤害的人，并且把自己本来具有相当合理性的思想与追求，推到极端，就变成了荒谬，产生了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即“从这个房间走进，却从相反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的言说，就不能不更加谨慎，而要求自己有一种更加复杂的言说姿态与方式。但这同样会使我们陷入新的言说困境，我就经常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而且也会有一种担心：言说的复杂化，会不会丧失了倾向性，陷入相对主义，以至乡愿主义呢？——嘉谚大概不会如此，他是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倾向性的。

我在嘉谚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成熟，至少比起我所熟悉的那个嘉谚，是成熟多了。这首先是一种责任感，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写作心态，“其中亦有自己对自己的言说必须负责的一份苦心”，因此，“责任”也成为嘉谚“人学”里的核心概念了。

但在我看来，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显示了对自己的选择与追求的有限性的一种自觉体认，我把它叫做“边界意识”。这就是说，任何一种选择和追求，任何一种理论，一个观念与方法，以至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都有一个边界，在边界内，它具有合理性，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超出了边界，就失去了合理性，就可能无效也无价值，甚至变成荒谬了。对此，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清醒：当我们做出了某种选择，在获得某种价值的同时，也就有了某种局限，甚至预伏着某些危险，存在着某些陷阱。于是，就有了自觉的自我警戒，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局限，警惕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不要落入陷阱。我以为，有还是没有这样的边界意识，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因此而十分高兴地注意到，嘉谚在充分肯定“审丑写作”的合理性、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审丑写作’的负效应”的问题，并且不无忧虑地指出：低诗潮“会不会像一只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造成赃、鄙、流、俗、粗的话语失控？！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提醒：“审丑写作向诗人们提出的，是比审美诗写更高得多的要求，没有对丑恶的切骨感受与锥性透视，没有转化丑恶的大悲悯心与大魄力、大手腕，审丑写作就会变成‘丑陋写作’而自坏名节”，“对丑恶进行‘对治’和‘化解’，而不是真的与丑恶同流合污，真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同时，又提出了“适度”、“节制”、“净化”、“创造性转化”等原则，强调“网络话语自身的调节机能”和“网络话语走向现实话语时的过漉机制”：这都用心良苦，表现了“清醒的头脑和明智的思维”，这是年轻的读者一定要细心体察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谚在他的前述五大独立原则时，特意强调了“对民粹主义的放弃”，而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提出要吸取“激进主义的历史教训”，尽管他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但其重要性是显然的。特别是我们这样的过来人，更是深切地感受到，“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这正是受压抑的民间思想者、写作者，和我、嘉谚这样的同情者、支持者，最容易落入的两大陷阱，是需要时刻保持警戒的。

人们为了给民间思想者、写作者提供合法性，常常会引述“卑贱者最聪明”

这句话，但这却是应该警惕的，因为这一命题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他同时提出的还有一个命题：“高贵者最愚蠢”，这两个命题是一个统一体。问题也正在这里：孤立地看，“卑贱者最聪明”这一命题当然有道理，而且它打破了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可以起到破除迷信，增强自信的作用；但毛泽东却进一步将“卑贱者”与“高贵者”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立，如“学问多的名人”和“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足的”普通人，“内行”和“外行”，“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 ”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青年人”，“东方”和“西方”，不但将二者绝对对立，甚至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而且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并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都“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之）”，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就超出了边界，由一个破除迷信的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变成了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荒谬的命题，并且成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煽动群众，特别是底层年轻人起来造“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反的理论根据，文革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我和嘉谚这些亲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有责任将这样的历史教训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合法地位时，绝不能走“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的老路，要知道压迫他人者，自己也是不自由、不独立的。

嘉谚在他的文章里，对网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很大的期待，他这样描述：

“在文学为市场经济迫向边缘化时，诗人们忽然发现，互联网是诗歌重新繁荣的新大陆！网络为诗歌提供了纵情想象的极大便利，网络的即时互动性、临屏读写的快感性与诗歌天然的精短性一拍即合！”或许更重要的是，网络写作打破了话语垄断，给底层、边缘的民间写作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相互支持的广阔天地，为促进话语权的平等，思想与文学的民主、自由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嘉谚一再说“没有网络，就没有低诗歌”，这都表现了嘉谚对网络所引发的思想、文化、文学、学术、教育，言说环境、方式，以至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的敏感和巨大热情，在这方面，我就要迟钝得多。但同时，嘉谚也是清醒的，他对网络的负面效应，及可能存在的陷阱，仍然保持着警惕。他在读鲁迅的《失掉的好地狱》时甚至“发了一个冷噤：我真怕那些新出现的神呀魔呀人呀兽呀鬼呀什么的，为争夺所谓话语权力，以‘任我行’的内力和武功，在如今的网场上将对手的论坛网站黑来又黑去，说不定再冒出‘新的人类’或‘新新人类’出来，以‘东方不败’战绩削平天下而‘一统江湖’”，“如今在网络上纷纷开着的‘蔓陀罗’们，又要怀念‘失掉的好地狱’了”。在我的感觉中，网络很像文革中的大字报，它是既能冲破文网，推动言论自由与民主，又可能形成新的“多数专政”，新的“话语霸权”和“流氓文化”。对网络的两面性，必须有一个更复杂的分析。

我还注意到嘉谚对自己的角色，也有一种清醒，这或许是更加难得的。他强调“君子不党”，不妨相互支持，却绝对以个人独立为前提，他这样给自己的写作定位：“试行在网络写作中避免拉帮结伙，只求自我觉醒，以个体式努力同众多的个体和群体呼应。因此，我只对自己的说法负责，并不在乎别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主张”，并且这样“言志”：“我本淡薄名利，只愿做一自由爱诗者，以独立游走姿态，为健全中国诗歌尽点责任与道义”。我很欣赏他的这一“个体式努力”的思想行为方式和“独立游走姿态”，其实这也是我的选择；因此，我也很能体会他的“仍难避免为他人挟持”的苦恼，所谓“一入江湖，身不由己，悲哉！”但嘉谚说得很好：我们“现在尽力做的，不过因缘遇合，也可能因其他缘由随时转向的”，前面已经说过，嘉谚的关注点已有多次转向，真说不定那一天，他又会由“低诗歌”转向哪里呢。不过，有一点是没有也不会变的，就是他自己说的，“为健全中国诗歌尽点责任和道义”，或者借用鲁迅的话：“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为人为文，为的就是这一点，聊以自慰的，也是这一点。 

坚守和宽容 

我们讲“边界意识”，是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的：一是坚信自己所做的选择自有价值，于是需要“坚守”；一是看到自己的选择的有限性，于是就有对不同于己的他人的选择的“宽容”。在我看来，嘉谚于这两方面都是自觉的。他给“个体先锋”（如前所说类似鲁迅的“精神界战士”）定的“诗学目标”是：“履行话语职责”、“争取话语权力”、“创造优性话语”，这就是“坚守”。他指明，“诗性正治”所要造就的，是“特立独行并尊重他人之个体人格与独立个性的自由个体”，因此，必然奉行“包容不同意见，理解不同观点的多元价值观”，于是郑重声明：“低诗歌并不企图反对以‘真’为本的其他诗歌写作”。我们的反抗、争取、坚守，说到底，就是要追求这样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以达到思想、文化、文学、学术发展生态平衡，让不同的思想、文化、文学、学术都各得其所，而我们自己也就在这样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生存空间里，得到健全、健康的发展。

不过是想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大概就是嘉谚的“人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这说起来，都是常识，并没有多么高深的学术性，可以称为“普通平民的人学”

吧。但因为经常被忘却，而且认真做起来也并不容易，于是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价值。这价值本身，就能给人以悲怆感。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鲁迅语）

2006年5月30日——6月 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