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大陆易帜之际，共产党还没做出什么让民众看好的事情，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太不被看好，国人才把盼好的眼光转移到共产党身上。共军乘时势之良机大获全胜，他们说他们解放了全中国和老百姓，老百姓也就以为获得了解放，连投诚或被俘的国军官兵都在学习文件，接受教育，满以为把旧军装一脱，就都纳入新体制，去跟全国人民共创建国的大业了。哈金在其新作《战废品》中讲述的人和事即从这一可喜的起点开始：那时新社会刚宣布建立，未来似乎充满希望，但时局尚在变化之中，整个的前景并不明朗。讲述者俞元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小时曾就读教会学校，稍通英语，后入黄埔军校受训，还没毕业，又随投诚的国军编入了共军。

从国军投共到共军投台

特设计出这样一个早年就濡染过西方文化的前国民党军人，让他以回忆录的形式来讲述自愿军战俘在韩战中的遭遇，哈金的架构安排可谓用心幽微而意味深远，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限于英文写作，为贴近读者而采取的叙述策略。俞元在从军经历上的二重性显然体现了国军与共军之间某种亦彼亦此的关系。特点出这两支敌对的军队亦彼亦此，盖有两层意思要稍加论说。一是要说明两军在人员组成上相互更替和反复交错的事实。从渊源上看，共军本是从国军中分裂出去的一股反叛势力，随后不断分化和瓦解国军，进而发展壮大起来。内战中解放军接连获胜，一批批投诚或被俘的国军经过改编，又进一步增多了解放军的兵员。俞元的个人经历首先涉及到这些降卒的遭遇。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国军官兵并没在投共后过上安生日子，突发的韩战很快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浓墨重写俞元赴朝参战，很有代表意义，据有关资料记载，韩战初起，共军司令部首先就把华北、东北的国军投降部队连锅一端，统统送过鸭绿江打了前站。

反过来看，共军在整体上是不是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铁板一块，硬铮铮死不投降呢？自愿军在韩战中其实打得很狼狈，撇开巨大的伤亡数字和不知其数的逃兵不说，仅就被美军俘获的人数而论，就有两万二千人之多。这些人的存在及去向从一开始便使中共当局脸面上颇感难堪，因此如何交换和遣返这些战俘，其间的争执到后来就成了中美谈判的主要议题，战俘本身随之也成了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当时的台湾政府出于其持续的反共立场，通过联合国的安排，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在美军战俘营中展开了争取自愿军战俘投奔自由世界的积极行动。争取的结果，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去台湾加入了国军。从当时的实际需要看，这些人员投奔台湾，多少起到了补充国军兵源不足的作用，也给当时的反共宣传造了声势。就《战废品》的叙事效果而言，渲染国共双方争夺战俘的冲突场面，也在故事推进中别添了凶险而富有刺激的情节。对比内战中国军的大批投共，这一次多数战俘奔赴台湾，可以说确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国共两个敌对势力的人员流动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随着那个代表新中国的政权不断推行其不得人心的政策，日益扩大打击面，投诚的目标就单一地转向了海峡那边的台湾。大陆虽地广人多，资源丰厚，名誉上是全体华人的祖国，但由于中共的占领，五十多年来，一直都成了渴望自由的人士时刻想逃离的地方。

高唱牺牲，贱视人命

我还要进一步点出，在长期拼杀中，这两个敌对势力一直在恶性互动，每一方都在施加着反塑对方的作用。最初在黄埔建军，国共尚联合在一起，中心目标是协力北伐。不幸在蒋介石清党后，本来仅限于城市活动的中共势力急剧扩散到边远农村，乘闹土地革命之机搞起了武装斗争。由此拉开剿共与反围剿的互相残杀，经过持续而残酷的军事较量，红军虽备受打击，最终还是得到了淬砺，以其巨大的牺牲代价保存和发展了武装闹革命的实力。就这一后果而言，可以说正是蒋介石激烈而屡受干扰的剿共行动激化出中共的武装斗争方式，并塑造了共军那种险恶的幸存者特质。这就是我在此要强调的反塑作用。蒋之剿共，自以为在为国为民除害，可惜害未能尽除，反把所除之害推上了愈除愈烈之势。这就像用毒药杀虫，虫未杀尽，幸存的妖孽反获得抗药性，更加魔高一丈。红军的生存力此后愈益增强，其蛊惑性和破坏力也更加厉害。

共军就是这样一支在血腥围剿下以死难和拼杀哺养壮大起来的队伍。起初，是他们的受害者形象凸现了那反抗的正义性，是国内外众多左倾人士的同情和煽情为他们召唤到广泛的支持。但那时候中共的正义性还只是打出来的旗号，并没有任何事实可证实他们的革命路线对中国社会的改进有效有益。那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之得以璀璨生辉，大都是他们大肆渲染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自我悲壮化的结果。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流血牺牲”的号召便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精神变物质的作用。毛泽东有很多言论都反复强调了牺牲的必要性，他说：“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他还说：“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死亡已被毛表述为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革命者必须承担的使命，所谓“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这样激越的口号，长期以来，已经在共军内部把“流血牺牲”抽象到神圣的高度，后来打垮了国民党，更被夸耀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资本。生命的大量消耗被颂扬为生命的升华，让他人送死，让千千万人像刘胡兰那样“死得伟大”，像董存瑞或黄继光那样人肉炸弹式地与敌人同归于尽，经过反复宣传，最终都以圣像模式被定格为永垂不朽的榜样。四年内战，共军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这种不怕死的蛮干打败了国军，紧接着发动抗美援朝，还是付出了远远多于美军的牺牲，才为金氏王朝保住了三八线以北的领土。

尽管如此，所谓的“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两者在性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共军当初与国军血战，是让解放区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子弟前仆后继送了死，仗虽打得残酷，毕竟还打着解放全中国的旗号，而且最终打垮国军，夺取了政权。就中共自身的利益而言，人死得再多，也可谓死得其所。但共军之参与韩战，则纯出于苏联的唆使。是北韩首先挑起战火，然后美军率联合国军队助南韩抵御，苏联老大哥要做北韩的后盾，却并不打算亲自出兵，结果把流血牺牲的任务摊派到中共头上。这一场仗，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推到了“war trash”的份儿上。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本来很有争议，无奈向来热衷挑衅而贱视人命的毛泽东执意要打，在骁勇如林彪、栗裕者都称病不接军令的情况下，毛只好派彭德怀带上他的光杆儿指挥部，东征西调，纠集起杂牌部队仓促出了征。主战的斯大林连派飞机打掩护送补给都不想干，装备很差的自愿军就只能在完全缺乏准备和部署的情况下跟美帝的坦克、大炮和飞机去拼命了。 

哈金打破中共战争文学老套

那时候共军刚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军的美式装备，中共的宣传报导尚沉浸于“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欢欣鼓舞之中。但眼前的美军装备可大大不同于所谓国军的美式装备，凝固汽油弹引爆的杀伤力乃是任何血肉长城也吃不消的。朝鲜战场实际的惨状如何，自愿军官兵的伤亡情况怎样，只有亲历战争的自愿军官兵最清楚，像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电影《上甘岭》之类的宣传报导作品都是为鼓动老百姓的爱国热情而编出来的，此类作品写敌我双方，总写得黑白分明，“我军”的牺牲总是壮烈的，“敌军”的凶残总是愚蠢的，硝烟弥漫中总有玫瑰色的闪光，战争的宏大叙事纯粹由英雄事迹汇集而成。那是一种专门激发对敌人仇恨的文艺作品，完全模式化，高度戏剧化，热衷制造舞台性质的战争狂欢，只为中共党军的战绩树碑立传，不只无视人的生命的珍贵，对战争的悲剧性和灾难性也缺乏起码的反思，更谈不上在人类生存的广阔视野上审视战争中的暴力、野蛮和荒诞。中国民众至今仍普遍乐道战场上的厮杀，对有朝一日战争的爆发犹跃跃欲试，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中共战争文艺熏染的结果。也许就是因此之故，不少中国人都有好战情绪，而所谓的军旅作家们，大都缺乏战争的罪感和忧患意识。在如此浅薄的战争文学语境中，中共及其政府，包括民众在内，就常显出战争儿戏的浮躁情绪。连身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前不久回答俄国人他受哪一部俄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最深，所提到的书竟是《卓娅和舒拉》。这本苏联作品写的是姐弟俩反抗德军而光荣牺牲的故事，胡的模范共青团趣味明显地反映出他那一代人的革命斗争殉道狂心态。

韩战结束已五十多年，官方至今仍用“英烈传”式的叙事掩盖历史真相，闭口不提毛泽东一伙的决策错误、中国人惨重的伤亡和韩战幸存者的创伤。只是在哈金的《战废品》出版后，翻开该书的一至三章，我们才了解到志愿军在那一场瞎指挥下的行军和会战中极其惨重的伤亡。俞元那时尚带几分书生气，心里还萦绕着才告别未婚妻的柔情，直到被驱上战场，真正出入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后，他才惊恐地发现，“共产党用起人就像用拉套的牲口，就像烧劈柴。”（七十七页）原来被颂扬得那么神圣的“流血牺牲”竟是如此残忍和不负责任地浪费志愿军战士的生命！本是一场不该打的仗，但中共硬是在苏联指使下让自己人白白送了死，此“war trash”一也。以极差的装备硬碰美国的现代化武器，伤亡极其惨重，却还虚美血染的风采，给国民空输悲壮情怀，此“war trash”二也。《战废品》一书率先以文学形式暴露了此一虚妄，姑不论英语读者从中读到什么，仅就其中译本而言，至少使中国读者怵目惊心地感受到被抛入战争漩涡的志愿军实际上显得多么狼狈、盲动、凄惶和寒伧。

战俘营中的恶戏

从第四章以后，随着主人公俞元和他的战友们被俘，小说的叙事即转入战俘营中的国共如何争夺战俘和中朝战俘如何对抗美帝。从哈金已发表的作品可看出，他擅长写“室内剧”和琐碎无聊中的幽默荒诞，尤精于撷取灰色生活中的谐趣，但对广阔空间中更为动荡的局势和人物众多的场面，似乎还没尝试去大笔淋漓地绘制长卷。也许正因如此，他并没走诺曼·梅勒（如《死者和裸者》）或巴别尔（如《骑兵军》）的路子，没有在持久的激战或疲劳的行军等大场景上多费笔墨，没有致力写美式武器制造的大恐怖（horror）及其轰然一击的大规模灭绝性杀伤，而是让叙述者俞元夹在国共的争夺之间，在双重威胁的折磨下渐渐走向觉醒。俞元出身国军，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操作及其陈词滥调，自然洞悉其流弊，怀有极大的反感。同时，哈金本人出身解放军，有关国民党反共的阴暗面，想必保留了很多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写台湾派来的国民党恶棍如何逼迫志愿军战俘投奔蒋帮，如何在美国人的纵容下逞凶，在小说中就占了相当的篇幅，也对极其血腥的场面尽可能作了渲染。需要指出的是，《战废品》被一致认为，以虚构的回忆录叙述方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纪实效果，而哈金本人也强调，他这部虚构作品主要是在谋篇布局上用了虚构手法，“书中很多的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都有事实依据，所以在书后特别附录了参考资料的来源。比如，有关国民党恶棍持刀杀人剜心那一场恶戏，就是取材幸存者的回忆录，绘声绘色铺叙出来的。再加上血淋淋刺字和刮皮，殴打与辱骂，所有这些戏剧化的场景都明显给读者造成这样的效果：在美军的战俘营中，自愿军战俘受台湾方面胁迫的情况非常严重，而在赴台的一万四千多“反共义士”中，其自愿投奔的成分反显得淡薄多了。如上所述，哈金这部小说在取材上多依据当事人所写的回忆，特别是归国战俘的回忆。我要争辩的是，在情节安排上过分依赖了回忆录提供的事实，是否能全景式地揭示出战俘的真实处境，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因为，回忆录对事实的叙述有显有隐，有加盐添醋，也有断裂和空缺，有时候，我们琢磨了回忆录所强调的某一个方面，正好会看出叙述者竭力回避的事情。

对俞元来说，最感到懊恼的就是被恶棍打昏后，肚皮上给刺上了“反共”（FUCK COMMUNISM）二字。俞元之执意要返回大陆，倒不是他铁杆地反蒋拥共，其实他早已强烈地感觉出身在共军中所受的严厉控制，对他们把人命当物品消耗的斗争方式，尤其反感。俞元之所以甘冒凶险回大陆，只因那里是他的家园，有老母需他奉养，有未婚妻等他成婚。这是他的人生大事，远高于政治选择，就是刀山火海，他也得闯过去与亲人团聚。直到最后一刻，连去第三国的机会都断然放弃，明知回国凶多吉少，俞元还是转向共军阵营。究其根本，皆因无比眷恋故国厚土。这一选择的可悲性在于，祖国已在中共劫持下，千千万无法和那块土地分开的华人只因生长在那里，要回到那里，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进野兽的腹腔，去过忍辱含垢的生活。在这样一种自投罗网的情况下，留在肚皮上的刺青就成了魔咒的烙印，从身体上标志了他的前国军身份，强加给他了一种类似毁容手术的耻辱。从象征的意义看，这“反共”的刺青，正是他被国民党反共意识形态从精神上鸡奸的可耻印记。但拒绝去台，并非俞元不向往自由世界，除他原先就对那一边印象不良，拽他回国的还是亲情和乡情。小说一再强调这一点，显然是要表明，俞元力图摆脱国共两方面的政治控制，在漫长的痛苦挣扎中，唯一能支撑他抗拒政治压力的就是模糊的伦理感情。这一觉醒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但只能说仅仅有了起点。在几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国共两个敌对的势力仍投下亦彼亦此的阴影，它牵动着个人的是非恩怨，搅扰着人们的良知和判断，真要把被颠倒的价值彻底颠倒过来，恐怕还经历相当恼人的情意清洗过程。所以，俞元的超越，最终所能到达的高度也仅为赞美医生的工作，鼓励他孙子选择这一不论敌我，只管救护生命的职业。他的向往尽管很真诚，但却显得微弱无力。

恼人的问题：反共还是反美

在写俞元讲述共军的情况时，小说既强调他基本的爱国立场和应有的军人尊严，也一步步点染出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如何产生了疑虑。与此同时，还详叙俘虏营这个封闭空间在美军的外圈控制下，中共党组织如何在其紧紧掌握的内圈中发挥控制作用，写中共的洗脑机制如何把人变成被利用的“trash”。按照利夫顿（Robert Lifton）关于洗脑机制的描述，环境控制、语言加码和分裂存在是组织控制个人的要点。俘虏营本身已隔绝战俘和外界的交流，为抗拒蒋帮的拉拢，为不断给美军制造麻烦，以裴政委为核心的党组织更进一步上紧螺丝，加强了战俘间的互相监视。为逃避惩罚，凡想回国的战俘便拼命表现自己对党多么忠诚。于是，由裴政委严控的集体高高在上，神秘威严，远比个人重要，他们所推行的处罚也使每一个俘虏觉得，服从组织，才有安全，违抗组织，必遭灭亡。就这样，做了战俘本来已是战废品了，组织还要对他们废物利用，接连不断指挥他们闹事：今天搞升国旗行动，明天闹扣押美军将军事件。战俘们每惹一次祸，就换来一次镇压，白死一批人。面对一次次无谓的流血牺牲，俞元开始了反省：他发现裴政委根本不关心手下人的死活，他完全处于“我斗故我在”的状态，他就是要通过不断制造事件向他的上级邀功和表态，而对于受他支配的下级，总是滥发纸币一样地信口记功。结果是每死一批战士，就在联合国制造出一起有利于中共而有损于美国的新闻，战俘营中死的人越多，毛泽东金日成的威信就越高，美国领导人背负的压力就越重。

俞元能看穿这些闹剧，当然和他通英语，有机会读到美国报纸有关。信息的获取，使他有可能逸出洗脑机制。他在《星条报》上读到：“美国在板门店的谈判代表把战俘当作最优先的问题，而北朝鲜和中国代表却拒绝首先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领土之争上。”（一五七页）他还举出另一个人的看法：“李奇微将军说：美国军队绝对可以把共产党军队赶过鸭绿江，可他不会那么干的，因为他不想牺牲几万士兵。想想吧：要是志愿军可以把美军赶入太平洋，他们会怎么做？毛泽东难道在乎所有的志愿军都牺牲了，来达到那个目标吗？他肯定不在乎的。”（三一七页）藉插入这些议论，小说也触及到共军和美军的比较，特别是写美军虐囚的细节，也都为今日美国媒体和公众所喜闻乐见，正好赢得了卖点。而这一点也愈加突出了中美社会之差异：中共政府一直都荫庇在新闻封锁下，掩盖事实就是他们的工作与活路。而在言论自由的西方，正是有媒体大胆揭丑，才得以置政府于社会监督之下，使政策的偏失不断得到批评纠正。当然，哈金并不是为耸人听闻而写那一切的，通过俞元之口讲述出来的美方情况，也都尽量表现出避免政治偏见的意图，比如对格林医生那种人道态度的深情记叙，对战俘营中美方物质待遇比较优厚的如实记录，无不以西方价值中更尊重个人和生命的一面对比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反人性本质。

所有回国战俘的下场都很悲惨，出了战俘营，他们被废物利用的价值已完全耗竭，彻底报废，最后成了百分之百的战废品。这六千多忠于党的战士全部被开除军籍，然后给予了轻重不同的发落，连费尽心思邀功的裴政委和积极表现的常明也未能幸免，一并打入另册，穷愁潦倒至死。相比之下，被小说描述为受胁迫去了台湾的战俘就要幸运多了，他们的结局在叙述上构成了某种反讽意味：有很多人都在国军中混出了资历，改革开放后，他们衣锦还乡，在当地竟被奉为贵宾。

命运对俞元的的嘲弄最辛辣，他本为行孝和完婚而回国，回来后母亲已死，未婚妻嫌跟他不光彩，立即和他断了关系。更为懊恼的是，肚皮上那个“反共”的刺青被医生稍加剔除，变成了“反美”（去掉“COMMUNISM”一词中几个字母，便成“FUCK… U…S…”）。从此以后，他精神上又让中共的意识形态操了几十年后路，直到来美探亲，才请医生用雷射手术把那污迹剔除干净。

余论：关于刺青

在此，我要从中译本读者的角度对刺青的细节稍作议论。因为本书的原文是英文，用英文写中国人的事情，有时不得不在行文构思上削足适履。按说，俞元肚皮上那刺青，是中国人刺给中国人看的，刺上中文，才合情合理。但作者囿于其英文行文，独出心裁，玩了个“COMMUNISM”被消减成“… U…S…”的巧合，再加上表示轻蔑的“FUCK”，这样一来，便和中文语境中表示强烈否定语气的“反”字有了一定的差异。据作者所参照的回忆录材料，给归国自愿军身上刺青反共口号，是有好些案例，但我还是要在此补充强调小说叙事所忽视的一面：据有关资料记载，更有大量投奔台湾的战俘自发地在身上刺青反共口号，既显示他们与共军决绝，也向国民党表忠，其用意及方式，恰如岳母给岳飞背上刺字，是以身体上的铭刻来显示志向的坚定。尽管在今天看来，此举已因时过境迁而显得陈腐，但在原发的场合下，刺字者的态度多少还是挺认真的。比如《荣民历史文化网》上说：“战俘营内完全自治，有共推的自治干部维持秩序，罗化忠说，为坚定争取回台湾的决心，凝聚团结力量，大家在联军战俘营中歃血、刺青，决心唾弃共产主义，也因此受到国际的瞩目和重视。”另有中央社记者罗广仁台北报导：“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五位参战同胞在联军战俘营中歃血、刺青，决心唾弃共产政权，选择民主自由。”可见非强迫、非侮辱的刺青普遍存在于反共义士群中。《战废品》一书却只突出了一个方面的事实，如果要就小说的情节依据偏重事实这一特点而论，对台湾方面诸多情况的遗漏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不管怎么说，哈金的黑色幽默想象毕竟值得欣赏，那刺青从刺上俞元的肚皮到完全消除的过程也富有寓意而耐人寻味。但也可能因此而给英语读者造成以偏概全的效果，这恐怕就是用洋文讲中国故事的未达一间之憾了。这确实是两种语言转换上踫到的一个难题，走笔至此，顺便指出，聊发疑义相析之论，实无求全责备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