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实行重经济轻政治的改革战略，正在受到内生的民营企业的合力挑战。据6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基于乡情和地缘，中国大陆民间崛起了著名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其中浙江商帮是公认的第一大商帮，单此一家商帮就掌握着6000亿人民币的投资额。各商帮在许多省份都设有独立的商会，凝聚着成千上万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商业精英。浙商在各地的商会会长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江西的浙江商会现有800家会员企业，其中100多名会员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商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迫使当地政府坐下来与他们进行谈判，强力争取公共政策的话语权。

商帮壮大符合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也非常投合各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扩大政绩的胃口，这就为商业精英提供了政治保障的生长空间。贵州的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说：“许多省份的一把手都很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有地方官员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自己的电话就是浙江商人的119”。商会与被称为“二政府”的所谓“民间社团”的各类行业协会，有很大不同。行业协会都是政府出面操办的。2001年，异地商会被民政部作为试点，首先在新疆和甘肃成立浙江商会。商会的最大特点有四：一，商会会长通过会员企业民主选举产生，按照程序办事；二，内部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没有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员担任职务；三，商会的作用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替会员企业维权；四，商会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而不受制于政府。

商业精英愿意进入人大、政协，出于名誉、经济利益考量，但又不完全如此。在中共专制制度高度自治的政治框架下，商业精英不可能进入中共的官员序列。显然，这些民间商业精英，跟政府指派、捐款、行贿获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截然不同。他们更乐意进行公开化、阳光下的谈判，他们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孱弱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对称，于是，他们主动寻求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这只有通过对当地的公共决策拥有话语权，才能够扩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人大、政协是获得谈判资格的唯一平台。而这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求之不得的。双方各取所需。官员的任期有年限，而商业投资是长期的。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达到局部地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

商业精英开拓了崭新的、更具实效的维权模型，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上访、诉讼、喊冤、暴力、游行、绝食等维权形式，呈现局部和初步的“民主政治”运作准则。商业精英这种符合中共游戏规则、直接参与、迂回式的维权模式，直抵政治改革内核，远远高于文化精英的维权智慧和手段。维权，文化精英很早就有作为，但自身受犬儒病、软弱性等文化传统制约和招安、进谏、谋臣等功利思维局限，目前并不具备如同商业精英那样强势的、独立的力量。文化精英一代接一代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一批批被流放，一个个被投进监狱，甚至被屠杀，结果却使自己的维权路径愈见困仄，效果越加空泛浮躁，虽然文化精英仍在矢志追求权利回归。对公共政策拥有话语权并最大化，是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共同诉求，而知识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化组合，使双方联盟成为可能：减少维权成本和偏差；使维权的层次、质量、高度和涉及面更具社会普遍性。

体制内的文化精英并不足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屁股决定大脑，在中国绝对是真理。体制内文化精英的利益选项，使他们天然具备摇摆性。他们恪于身份、地位、名誉不愿冒很大的风险，不可能与商业精英结盟，依仗自身占据的资源，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名誉和实惠。体制外文化精英（包括海外流亡知识分子）数量稀少，势单力薄，一盘散沙。陷于政治迫害、生存困窘、母语隔绝或资源贫乏的多重困境中，在“诉苦”，“抗议”，“揭露”，“回国”，“免于恐惧”的低等级、低层次进行维权，并且维权路径单一，特别迷思于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集体缺乏对中共流氓、无赖最本质的共识。近年所有政治犯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重判，已经证明法律维权是一条死胡同。维权不是企求权利，而是天赋权利的自然归还。

知识精英圈子化、寡头化、功利化、封闭化，内耗、分散了集体力量。知识分子丧失对信仰和真理誓死捍卫的决绝信心，中共苛酷镇压固然是主要原因，视野窄仄也是一大因素。文化精英应自觉摒弃自私狭隘、个人膨胀、门户利益、优越感等局限，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资源，超越现有法律和道德世俗，站在人性、人道、人权、民主、自由的高度展开维权，否则，将陷于迷宫，重践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悲剧，自生自灭，再为奴隶；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投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奈何不得。话语权、政治和经济资源匮乏，使得体制外知识精英越来越边缘化。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合理、本真状态，他们是自愿边缘化，犹显出对公民社会非常宝贵、不可或缺的批判姿态和独立性，而中国知识精英一则被官方体制自然划分为内外两派，二则是不能见容于独裁政府，遭受排挤和打压。他们是被迫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首先是以发表出版权、个人收入、学术地位、单位、居住地等基本生存要素丧失为表征的，与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边缘化，含义完全不同。

免于恐惧（因言治罪）等同于免于坐牢，可以直接印证邪恶政权是多么的强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共绑架了13亿人民跛足前行，以牺牲国家长久利益，愚民统治来维持所谓的稳定；中国是全球关押政治犯最多的国家，中共建政57年，关押、残杀的持不同政见者，数不胜数；中国是全球流亡海外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文学、音乐、电影、绘画在世界面前却是一片黯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和窝里斗，直接造成让世界解中共罪恶和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机会，这是所有中国人巨大、持久的悲哀！

体制外文化精英中并不乏具备骨气血性、才华横溢、组织领导、品质出众的翘楚。他们的眼光、身姿不该满足于低层次的个人“对抗”中，与商业精英联手维权，首先争取言论自由，是迫切、可行、捷便的选择。商业精英的二代、三代，文化层次和职业水准，再上台阶，他们的个人身份已愈加模糊，商业才干和人文素养兼而有之。这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非常迫切和明确。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的联盟，只是一定时期的优势资源的合力集聚，分道扬镳，将是必然的，不是谁抛弃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公民社会中角色定位的必然聚散过程——回到各自在社会中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去。

这对具有社会责任和民族强盛意识者而言，正当其时。

2006年6月15日于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