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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今年为止，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年，迈向了半个世纪的历程；而八九年大规模的学运和其后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也已经十七年。无论四十年还是十七年，都是不短的一段历史进程。因为到文化革命爆发，共产党统治中国也就十七年，而此前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则只有三十八年。
对于这两段历史，笔者认为，重要的、值得思索的是，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八九年专制崩溃，民主胜利，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黑暗一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却没有借着直接对它的反弹和反思，最终推翻专制。
对笔者来说，从文化大革命到八九六四，应该说是中国处于最为有利的转向民主的时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太残酷、太毫无遮拦，涉及面太广了！它的血腥迫害几乎可以说史无前例，下至小民，上至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几乎无人幸免，很多时候整人的人很快又变成整肃的对象，而这个现象甚至重复持续到八九年。在七六年到八九年间，以文化大革命时的同样手法又整肃掉三个党主席。然而，从文革到六四，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直到今天不但又忍受了一个十七年，而且在这个十七年中，再次爆发了和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和残酷相比毫不逊色的镇压法轮功。现象重复，历史循环，中国究竟怎么了？
导致历史变化的有很多偶然因素，笔者认为，造成这个现象重复、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据大陆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影响的知识精英在从文革到六四这段历史中的表现和作用。这些人既包括从三十年代末期就投身共产党，并且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李慎之、于光远，在学界和文化界的刘宾雁、许良英、苏绍智，也包括其后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王军涛等下一代所谓知识精英，一言以蔽之，党、政、知识界中，置身于共产党文化中的精英。
笔者认为不是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太多使得中国实行民主困难，而是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
笔者认为，从文革到六四，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人们在成长中能够自然而然地汲取到这些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那么在五十年代后，在共产党文化中，如果没有经过痛苦地反叛，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结果就是使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产。
我之所以单单把这一批知识精英拿出来分析，是因为从六六年到八九年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经历了五七年反右，大陆社会几乎彻底粉碎了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基础，再经过五七到六六年近十年的闭国再造后，剩下来的只有于光远、李慎之、李泽厚等这一血缘的知识精英。老一代的，如陈寅恪、洪谦、黄万里只剩下苟延残喘，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则由于李慎之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而于光远、李慎之、刘宾雁这一代人，尽管有的人在社会居于要职，有的人已经遭到整肃，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方法，在共产党社会文化、知识生活中的地位却是相同的。他们从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追随极权主义，参与建立了共产党社会和文化，在六六年到八九年，他们的年龄、以及位置，更重要的是整个共产党社会发展到当时的状态，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从文革到八九年中国的弯路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要清楚地描述出这批人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我认为必须澄清的不只是文革到八九这一条历史线索，而且还有他们始终引以为豪，没有任何反省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那就是他们的前半生，从三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他们投身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文化。他们是不是如自己所说的那样，最初置身于民主潮流，最终上当受骗。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他们就更应该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究竟是智力上、精神上出了问题，还是道德上出了问题。
二
李慎之、于光远、刘宾雁等出生于二十年代前后的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投入共产主义运动。那么三十年代中期后，整个世界，以及知识界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阅读历史使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极权主义象一片乌云徘徊在人类上空，马克思的预言不幸言中，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在欧洲上空。这个极权主义的幽灵不仅徘徊在欧洲上空，而且降落到欧洲大地。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苏联建立政权后，极权主义对于欧洲的威胁日渐加剧。二十年代，只有短暂的国家历史的欧洲在已经有的二十八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是极权主义和专制国家。此后墨索里尼、希特勒崛起，到三八年欧洲只剩下十二个民主国家，而到了四零年欧洲则只剩下英国、瑞典、爱尔兰、芬兰和瑞士五个民主国家。就当时的情况，说民主社会已经崩溃绝不为过，把欧洲称为“专制的欧洲”也可谓名副其实。所以，于光远、李慎之、刘宾雁成年时代，是极权主义对人类威胁最严重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自由主义、追求民主人权的知识分子开始忧心忡忡地探索极权主义问题。当代探索极权主义专制问题的几个主要理论概念几乎都是起源于二、三十年代。
极权主义一词，二十年代起源于意大利对于墨索里尼政权的描述，其后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渐成为政治学中描述反思共产党极权社会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概念工具，八九年后，这个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讨论和扩展。
“政治宗教”概念是遭希特勒迫害，流亡到美国的德国政治学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产物，并用它来剖析希特勒和布尔什维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此后半个多世纪，这个理论在研究当代西方产生的极权主义问题中逐步得到充分的展开，尤其是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
当代科学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卡尔·波普（Karl
Popper）则从三十年代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全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政权，认为极权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波普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民主和极权主义对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生于布拉格，一九三四年移居美国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一九五零年在总结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明确提出，极权主义和革命是二十世纪对民主自由的两个最大威胁。
这些观点、这类倾向、这种忧虑并非只限于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领域，相反，如科学家爱因斯坦、波尔，以及很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有关社会问题的言论和论述中都不断地提醒民众和社会注意这个问题。
生于那个开放年代的李慎之、刘宾雁、于光远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切，感觉不到世界面临的这个威胁。然而他们选择的却是二十世纪对民主和自由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极权主义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或许年轻人由于热血选择错了是可以原谅的，例如波普在一九一六年前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三八年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但是，当波普看到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普通人的生命，当奥维尔看到共产党集团内部那种没有道德约束的相互倾轧，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他们立即都变成了最坚定彻底的反极权主义者。具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作家纪德、凯斯勒等。
同样，李慎之、刘宾雁等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十年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苏联的坦克53年镇压过东德，56年镇压过匈牙利的起义后，乃至他们自己被打成右派后，他们仍然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中国共产党。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人们有理由问他们，是智力、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道德出了问题？
这是第一个历史线索，面对这个历史，面对过去他们批判反对过的那些西方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极权主义的抵抗和探索，他们至少现在应该有一点谦卑和反省吧？
三
第二个历史线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从六六年文革到八九六四。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但是很少有人思索的历史现象。那么愚昧黑暗，并且带有典型的极权主义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不需要太多知识、敏锐的辨别力就能够看到这些。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看到，是因为从我们出生共产党就为我们植入了他们特制的眼睛、嗅觉，乃至大脑。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经历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受过系统教育的李慎之、刘宾雁这一代人，甚至在受到残酷整肃的时候，尽管有时对某个人，某些事有些微怀疑，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党。而尤为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居然在六六年也狂热地跟着搞文化革命。我的一位导师居然进出韶山三次，热泪盈眶。
典检这一批七十年代后被冠之“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从六六文革到八九六四间的作为，实在是让人失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尽管自己受到冲击整肃，但是自觉地紧跟党、紧跟毛泽东。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们稍有改变，开始对毛泽东产生怀疑、转向邓小平。但这也只能称之为改变而不能称之为觉悟。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对党充满了更多的希望。这尤其是在右派平反后，他们大多数人重新回到党内，回到有权有利的地位。例如李慎之先生重新成为党的重要部门领导人，作为邓小平的顾问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在这个最为有利的，有可能从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入手，彻底反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极权主义问题和罪行的时候，他们所作的是“为党”“向前看”。
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此期间的为右派平反可说是一着“恶棋”“险棋”。说它是恶棋，因为它转移了建立在直接伤痕上的，民众对过去三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中共产党罪行的追究。说它是险棋，因为五七年在第一线利用反右镇压了民众不同意见，巩固了专制的正是邓小平，现在利用平反巩固专制难道不会伤及自己？然而结果却是邓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而这批知识精英不但没有人对这种自打自己的嘴巴提出质疑和追究，反而都陶醉于重新回来的风光。他们不但没有反省自己昔日在知识领域、精神领域的所作所为，而且居然在此时又像三十年代末期那样再次以“自由民主派”自居。仔细思索，这其实是和邓小平左也是、右也是血缘相通的一种现象。
对于七十年代末期他们为党的路线服务，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教科书、宣传化的讨论，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要给政治局领导人进行所谓科学启蒙，八十年代中期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英明，人们只要跳出那个共产党所营造的环境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在东欧，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他们类似，没有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如此去做。因此，说到底他们至多是有点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已，但是就这一点，他们自己的解释也是，他们不是不遵守，而是对党的纪律理解不同。
其实，人们就是不跳出这个环境也能够看出他们的因循。北京大学的李德齐教授，同样是四十年代参加共产党，五七年右派，但是平反后拒绝重新回到党内。八九六四期间更直接抨击了共产党的极权专制。
为什么他们不去、甚至也可以说没有能力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问题？因为这一批知识精英和邓小平等共产党高层一样，投鼠忌器，不敢彻底否定反省文化革命的问题。虽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肃，但是，究其一生却是和“文化革命”和共产党血肉相连。
记得八四年，我的一位同学的硕士论文是有关文化革命中对爱因斯坦的大批判，他罗列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资料，然而，却没有也不想去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大批判，这个大批判是从哪里来的。听他答辩的时候，我坐在台下觉得非常滑稽，因为质询的导师恰恰都是五十年代以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对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打棍子的人，是他们奠定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他们对此毫无反省和摈弃，甚至在他们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书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乃至以前的文章。
洪谦先生，中国的唯一一位正宗当代科学哲学学者，当时是维也纳学派仅存的几位成员，是剑桥大学的特聘博士导师。八五年我的一位同学去拜访他，问他如何看待我们的几位导师在所谓思想解放后研究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成果，他只回答了一句话，“还是贴标签！”洪谦先生的这句话让我思索多年，这说明，这批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思想方法没有进行任何反省和改变，他们以为过去给爱因斯坦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是错误的，现在给爱因斯坦贴上列宁所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就是一大进步了。殊不知和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和爱因斯坦科学思想风马牛不相及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是一根棍子，无论你如何抡这根棍子，从上还是从下、这一头还是那一头、轻或重都是打棍子。这种提法的改变就是十多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不过是鸡蛋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变化。
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笔者必须要说的是，笔者对魏京生极为尊敬，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大无畏地以身试法。）至于根本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政治论战和共产党教科书框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辩论也都远远没有达到五十年代在波兰、匈牙利、苏联的发生过的哲学讨论。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华夏丛书，则更都是在有上述共产党干部和知识精英背景下产生的。它们的思想基础、探索方向，对二十世纪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文化和传统的看法，对共产党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没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时候不仅错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对立的。这就是居然到了八四年北大学生还在十一游行中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把向专制者的献媚当作自由和进步的颂歌的思想和社会文化基础！
从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号称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在八九年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运动中，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积极充当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权力斗争的代言人插手学生运动，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则令人惊异地远离运动、远离历史，据说是要保持学生运动纯洁。这也是中国独特的现象，因为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在东欧每一次民众对共产党政府的反抗中，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积极地参与。
保持学生运动纯洁而拒绝介入，拒绝站在对抗共产党政府的第一线，是胆怯，还是由于和共产党统治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在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而事实上，正是这一切造成学生运动的混乱和无力，最终造成学生们在第一线受难！
在这一段历史中，人们常常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被整肃，但是他们却绝对不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决裂，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自由化至多不过是对批评意见宽松一些，而无论怎么宽松，他们都像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绝对不能影响到共产党政权。这就是赵紫阳曾经参与对西藏民众的镇压，胡耀邦在每次运动中也是整人者的原因。至死和至今还歌颂胡耀邦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例如李慎之们，在这一点上也和胡耀邦类似，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思想方法，想到自己曾经积极追随，现在设法改良的共产党政权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极权主义政权。
走笔至此，二零零六年出版的纪念胡耀邦文集中更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和西方社会，或者说一般社会中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关系对比，文集中一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沾沾自喜地描述自己和胡耀邦的关系，评述胡耀邦的语言典型地再现了共产党的文化。不仅东欧的任何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例如哈维尔、康拉德、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就是中国陈寅恪、洪谦、乃至被整肃二十多年，从地狱边缘走过来的黄万里都绝不会如此下笔。
从文革到八九，走过了二十多年，正是在这批知识精英的影响下，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三十年代他们为中国社会奠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仍然没有打出追求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政治制度，彻底抛弃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旗帜。这本来是从二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奋斗方向，但是，从文革到六四，甚至到今天，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共产党文化。
回顾文革到六四，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四
然而，影响从文化革命到八九六四间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发展，影响八九年学生运动的，除了前所述的这代知识精英自身变化发展的两条历史线索外，还有他们还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隔离了下面两代人和传统与世界的真正接触，有意无意地成为可以为共产党统治所利用的“防火墙”。这道墙在历史的演变中显现出五个特点：
1．切断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和当代世界联系的封闭围墙
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正是于光远、李慎之，乃至李泽厚等这一类知识精英在协助共产党，利用排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建立了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共产党的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墙，无形的文化墙，阻断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联系。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经或者一直在共产党主宰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担任要职，有的人则是文化和科技领域中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无论是在其位，还是受到整肃时，这种封闭、专断、教条的，打棍子的思想方法从来没有改变过。对资产阶级，对其他西方思想文化流派的排斥感情，对共产党的感情，只有起伏，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的颠覆性的改变。
这批人所积极协助共产党建立的共产党文化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一道无形的封闭墙，它使得以后几代人生活在客观和主观双重封闭的世界，不仅不了解世界的其它部分，而且天生地排斥共产党文化外的一切。
2．斩断中国当代和历史传统脐带的绝壁
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伦道夫（R.Dahrendorf）在对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说，这种极权主义的两个显著特点是，一是它反对近代自由人权民主思想传统，二是全面反对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三十年代以后，正是李慎之、于光远这一批知识精英，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社会建立了第二道墙，这道墙屏蔽、隔绝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文化革命”却是于光远、李慎之等这一派知识精英，终生所从事的。
这一道他们所建造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史观的墙，彻底毁灭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道德、伦理和秩序。这个一元史观使得人们相信，无论共产党如何都比过去封建社会，中华民国好、进步。罪行不是共产党固有的，而是中国传统遗留的，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问题，而是中国文化。
达伦道夫所说的极权主义文化的这个特点，这道敌视、隔离传统的墙，至今还禁锢这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领域。
3．转移人们直接认识、批判共产党罪行的防火墙
伴随上述两道墙，还有第三道无形的墙，这就是上述知识精英，以他们貌似公允的批评假象，在从文革到六四，甚至可以说在四九年之后在共产党和对他们产生反感和反弹的民众和青年中间无形中建立了一道防火墙。首先这道墙阻碍了人们对于共产党各种罪行的基本了解和认识，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它对于每一个共产党的罪行，无论大小，首先解释为某个人的失误。他们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一个好的共产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事实上这一切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而这种理论解释一经走出共产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真正的学术领域更经不得任何推敲。
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共产党的罪行，当代极权主义罪行被他们解释为根源于中国传统，而不是共产党制度及其思想。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被某些人吹捧为“自由主义”的李慎之先生，他至死还在宣扬继续反传统，继续文化革命。可以毫不为过地说，正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协助了共产党，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
这一道防火墙造成了中国知识界至今看不到百年来极权主义对于世界民主自由的威胁，看不到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不一样的追求。可以说，所有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大陆出现的、其背后有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共产党官员的所谓文化运动，都具有这种特点。它使得人们对共产党及其罪行的对抗和认识，对二十世纪威胁人类的极权主义和革命的认识整整又推迟了二十多年。使得中国社会直到最近几年，尤其是在法轮功及其“九评”文章出来以后，才形成全面的对于共产党罪行、共产党文化的反省、反抗潮流。而在此又产生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这批与共产党文化能够“相融”的人，和法轮功格格不入！
4．阻隔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传承的断墙
从文革到六四，笔者还亲自感受到他们建立的第四道墙。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李泽厚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上一代持有自由主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例如陈寅恪、洪谦和黄万里等人和其后我们这两代人中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墙。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笔者至今深以为憾的是，我在清华园生活了将近十年，其后又经常来往于清华园，居然不知道那里住着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黄万里。笔者在从事科学哲学探索十几年后才知道中国就有一位非常地道的科学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而陈寅恪的独立精神和历史、文学研究笔者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了解到的。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分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而于光远这一知识群体所形成的硕士、博士导师，不仅起不到导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学术领域，而且成为一堵阻断年轻一代和世界，和中国传统接轨的隔离墙。就是在今天，他们还是用极其轻蔑的口吻谈论那些他们曾经参与批判，甚至迫害过的前辈或同辈自由派知识分子。
5．直接或间接响应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回音壁
对于这道横梗在中国社会中的墙，如果从文革到六四的二十年中共政府很多时候是被动地利用了这道防火墙，那么在六四后的十几年中，他们已经学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利用这道防火墙，甚至把它变成一道回音壁，尤其是在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导致法轮功的反抗公开化以后。纵使我们自己还不明白，但是共产党政府已经明白这道墙对他们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这是一道天然的防火墙，最近十年的发展使人们看到，双方都已经非常明白这种关系。对此最典型的是对于所谓“擦边球”的运用。共产党集团也已经学会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擦边球化解社会的不满，并以此损害、乃至摧毁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法轮功等完全与共产党文化不相容的新的追求。他们在严酷打击法轮功等的一切言论、一切活动同时，对这派知识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评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出国，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不仅利用这种方法导引和防止了批评升级，而且还更积极利用这类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对抗打击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很多这类知识精英也非常会利用共产党给与的方便，里外通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现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最近的余杰王怡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排斥郭飞雄事件，也都染有这种性质。
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手法是收买政策，对于所有这类的知识分子从物质上给与各类优惠和照顾，让他们明明也感到未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暂时相对舒服的生活，而更愿自欺欺人地沉溺于安逸。
到今天，文革四十年，八九十七年，特别是在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法轮功对新的文化和知识的追求影响越来越大以后，这类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显著了。
五
从文革到六四，细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二十三年的发展到八九年爆发的学运，应该说还不能称之为是一场真正的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其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于鲁德成等泼污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的处理。整个运动并没有明确提出极权主义专制问题，民主自由问题。如同七六年纪念周恩来所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一样，这个运动仍然只能只是共产党社会内部的一个大规模的不满运动。它不能和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相提并论，因此可以说它仍然没有回到三十年代后被隔绝的，世界范围内、传统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和对极权主义的抵制。
从七十年代初期对此有所感觉，开始努力寻求接续历史和传统的青年知识分子，直到八九年以后，接近九十年代中期，才重新慢慢找到五七年彻底断绝的历史和传统。而真正如东欧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七十年代末期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形成群众性的对于人权、民主、自由的追求，在中国则是在九九年法轮功遭到镇压之后。
在回顾、思索从文革到六四的历史变化情况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这两代共产党，或者其周围渗透着共产党文化的知识分子，而要说的是，他们或许能够使得共产党宽松一些，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特别是把他们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因为套句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臀部带有极权主义的印章。
我们支持他们是因为要利用他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宽松，来发展真正的自由主义。我们承认他们的努力，甚至赞扬他们的努力，但是绝对不能跟着他们。因为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专断的唯物论、共产党的文化中，只有“威胁自由和民主”的“极权主义”和“革命”，而不会产生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
从文革到六四，从六四到今天，笔者以为我们已经有能力摆脱掉共产党文化及其知识精英对我们的禁锢、误导：跨过断代的鸿沟，打破封闭社会、封闭文化、封闭思想对我们的禁锢，接续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精神。
共产党极权主义和革命是二十世纪对民主自由的两大威胁。实际上，九一一后人们已经看到，在二十一世纪，极权主义和革命依然是威胁自由民主的两个主要危险。但是这一次，从文革到六四，我以为我们的教训、我们的觉醒就是，我们终于能够站在他们对面，看清他们，对抗他们，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为真正的自由民主而努力了。
2006-6-5于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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