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光先生，毕读大作，极为赞同。你提出的问题很及时，准确，尖锐和不妥协。文章里呈现的逻辑很凿实，既是理论的证实，也是现时的再现。

  对于你文中提到的那些沉默的前辈如陈寅恪，洪谦等大师，笔者也是心向往之，知道不是圈子中那些弄潮儿。关于洪先生，想得更多一点。因为他所师维也纳实证学派，对于上帝问题的排除，引起我很多想法——勒南在“实证”耶稣的时候说，耶稣……“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尽管一切都应该从实证的角度加以判断”（『耶稣转』）。如果顺此思路思索下去，是不是就会回到胡适的主义，问题说；而毛们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止，而说教——他们在双方向上背弃了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制造伪宗教，用政治实用主义代替逻辑和证明，从而使得国人半个世纪既无神的规范也无理性指导。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是对于宗教和实证主义的双重背叛。而马克思主义，其实就种下这个背叛的恶种。

  我很欣赏你关于李慎之把党文化简单归类到所谓封建专制文化之说的驳斥。

  简单说，文革也好，革命也好，都是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莫大摧残。有作者戏言，如果楚怀王也搞样板戏，离骚和楚辞就被消除于历史了。五千年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封建文化。没有一个文化大国是以批判其文化圭皋和文明主帅为能事的——德国人不会批判歌德和贝多芬——希特勒也没有这样对待之，俄国人不会批判托尔斯泰和普希金，斯大林在纳粹铁蹄驱使城下时，还赞扬了他们——而我们的老蒋，也不会批判孔子或者基督教——而这正是毛的所为，在其游民情结里，可真是当代中国无大师了，除去他欣赏的权术和辩证法，国人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小红书了。

  所有这些批判，是随着苏联式极权主义的到来而到来。早在孙文时代，列宁主义和对资本论的批判，就采纳了孙文式双轨制。这带来了以后中国文化政治走向的扭曲和盲目。

  专制和极权是一样东西，也是两样东西。我们温故而知，在对待革命问题和自由问题的欧洲复辟时代，专制取代革命，是一个事实。但是，专制并未完全取代民主和自由。一批参与专制政体的知识分子，运用其也许可以称得上的变通的手法和观念，把革命逐步逐出历史——同时，在维护有限专制，而非绝对君主制的前提下，使得复辟时代转变成为有着某种新闻自由，写作和出版自由，有着普选权（男人普选和纳税普选——俾斯麦认为，不公开选举和德国人的高贵品质不合），加上私有财产的半民主社会。我的意思是，专制政治和文化的复兴，也许如马克思主义所云，和经济政治并无绝对的关联。该时代同样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年轻的雨果发誓，“不为夏多布里昂，宁为尘土。”所以产生这样的文化复兴，一是，他们梳理和疏离了革命摧毁打倒一切的宗教和文化虚无主义原则，开始重新估价革命和反革命。

  再就是，他们对于革命打倒的天主教，也产生了新一轮的再评价。勒南对于“耶稣是人不是神”的有名观点，说明了革命扼杀宗教和宗教扼杀人文精神的双重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用基督教的回归，排斥了革命神话的卷土重来。

  三是，他们期待政治秩序的重建，其间，固然有神圣同盟的牵制，但是，这种牵制，并未完全阻止主权国家争取独立教权甚至信仰的自主权——他也许先于个人个性的面对上帝之权赋。

  黎塞留的宗教民族化政策，说明神圣同盟中所谓“正统主义”的式微。有作者说，这个宗教主权国家化，是欧洲民主宪政体制的萌芽。其实这起源于梅特涅——

  “在当时的环境下，若换一个不如他的人，可能已经把神圣罗罗马帝国恢复过来。但是这个曾经信仰过伏尔泰的人，无论是在他的思想中，还是就欧洲的大局来看，都找不到被伏尔泰曾经出色地嘲弄过地那个著名地体制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是属于那样一个时代，当时宗教社会理想已经实现，因而文化能够在帝国和教皇两个观念上获得稳固的平衡。

  “……但在王朝复辟的那个时刻，所有宗教给予政治的东西，都不免带有民族感情色彩，并在圣坛和王位的结合中明白表现出来。1814年的那种依据查理曼的思想使欧洲平衡的企图，正和1807年拿破仑依据戴克里先的思想把欧洲重建起来的企图一样，必然徒劳无功。无论是中世纪的或者异教的平衡，当时都不能革命狂热下的那种左右摇摆的欧中大陆的均衡；也无论是防范古老的恺撒主义或者防范心的方式的神权，都不适于这个新世纪的民族崇拜。宗教和政治在它们能再度一起进入欧洲生活之前，彼此之间还得发生某种新的关系。”（『梅特涅』阿·塞希尔著）

  最后，也是我们尤其感到兴趣的是，复辟时代的欧洲，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参与的政权及其政治大佬，都在排除所谓“人民主权”论的诱惑，以期杜绝暴力和民粹历史的重演。这个反革命的共识，几乎遍布所有有识之士，如塔列朗，梅特涅和俾斯麦，如基佐，贡斯当和夏多布里昂。他们排除人民主权论和人民革命论的基础和要以所在，是因为民粹暴动和民主游戏带来的不确定性，致使文明在文化变更期冒有全军覆没之险。 

  我们只是援引俾斯麦的人民观，以观其念——希特勒和德国人民最终嘲笑了他们的前辈——

  “任何一个国家共同体，如果没有来自有产者的物质和或精神的谨慎的有抑止作用的影响，那么就会像第一次法国革命那样飞速发展，以致使得国家这辆车被颠得分碎。

  “由于长期的渗透，由于人多势众，贪婪之辈就会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为了这些民众本身的利益，希望这种渗透避免造成危机四伏的急速发展和国家这辆大车的碎裂。但是如果这种事态竟然发生，那么历史的演变将在较短的时期内回到专制，暴力统治，绝对君权上去，因为民众最终时会顺从一种制度的。”（『回忆与思考——俾斯麦回忆录』）

  而时过近百年，卡尔·波普关于民主危险和民主不是“人民当家做主”一类论述，想维光是很熟悉的（见其『二十世纪的教训』）。

  总之，革命时代的拿破仑，正好成为后革命时代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一种反证和悖论。而法典和基督，正好开辟了后拿破仑时代的文化政治特征。

  简单而言，革命，“在欧洲”（！）已经成为过去。

  自由，在有限专制环境中产生良性的和平演变——民主，正在排除革命的意义上施行费边式演化。

  这个历史教训，正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特丽思当主义和圣西门主义的渐次式微和破产。

  这段历史的温习，我以为正好填补了历史避免民粹和暴力的空缺（其间，当然也包括批判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的恐怖主义——巴黎公社），以比较健康的方式，重建政治文化和历史文明。

  一百年来，欧洲人在一个比较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得以产生他们的文化观念，文学主见，哲理判断，皆源于他们对暴力和非暴力的反思。虽然，不尽人意之处在在难免。一本『恶之花』，要等到1949年才被解禁。暴力和非暴力都是一个过程。是的，他们思考革命，传统，自由，文明之事，毕竟转化成为他们的经典。换言之，他们对于二十世纪出现的革命乌托邦试验，早已具备比较完备的比照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他们对于法国革命及其复辟时代的反思。他们具备的反革命正面经验，大大超过革命经验。

  从古希腊政治学出现以来，几种政治体制的轮番表演，也对西方知识分子勇于蔑视和面对二十世纪的纳粹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借鉴。古代和近代，用贡斯当的话讲，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自由；古代之自由和近现代之自由。所有这些使得他们对付专制极权，心有成竹，不为所动。固然，希特勒的巨大魔力，一时间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掉入陷阱，但是，就像法国1968年人一样，他们那些觉悟也是值得期待和很快复位的。

  于是，我们回到我们中国的事情上来。

  和维光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专制和极权的选择，成为国人在蒋介石和毛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就是，李慎之等人的“两头真”的选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选择。用我的话说，他们在考量上述专制，革命和极权问题上的选择，究竟如何！

  坦率而言，蒋介石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但是，这个专制社会还是一个社会。社会的各种形态还是存在的，大学，报纸，企业，社团，鲁迅和胡适。民国文化的存在也是极其明确的事实。其建筑，其城市，其人物，其主义信仰（蒋介石本人就是例证）。固然，蒋介石是一个反共专家，他屠杀这些以后屠杀了更多人的党。在这个基础上，共党的推翻之的选择，就多少类似是不是要在法国再行一次1792年的大屠杀。欧众否定之，而国人，却选择了后者。

  李慎之们，胡风们，没有面对这个历史思考——就像德国人没有来得及思索，何以俾斯麦的均衡政策之失败，最终演绎了德国的膨胀，崛起和覆灭——李们不知道，革命选择，其实就是纳粹对于俾斯麦的悖反和背叛。这个革命，一言蔽之，就是辜鸿铭说的民主变成“民贼”。李们关于专制文化和文化专制的辨析不清楚，就是他们也许研究了民主，但是他们未研究民粹，未研究民主转化为民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反革命，这些诸如此类的价值取向。

  他们走向毛式政权，左右于周恩来甚至胡乔木一类人，说明他们没有了解拿破仑，塔列朗和俾斯麦。他们不知道，早在这些专制大佬思考革命的时代，革命，多少已经被欧人排斥和拒绝了——纳粹是一个偶然——李其实翻译了第三帝国，他对神圣罗马帝国和恺撒，应该有些了解——他们短视地只是看到了苏联，十月革命。而这个十月革命，其实是对于所有关于革命思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思考的反动——这个思考，早就呈现于世人（如纪德）。但是，李们没有顾及纪德。他们只知道法捷耶夫。

  重复言之，人民革命和独裁专制，是一个事务的两面。走向宪政民主的暴力方式，也许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必须，但是，并不是全部条件——全部条件，是美国不成文法和经济结构的配置和预设——这一点许多人说过。换言之，李们的革命选择，缺乏波普和阿论特的学养和提示；正像维光所说，三十年代，正好是波普批判极权主义的年代，也刚好是李们后来（四十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年代——这个选择当然是罔顾真理的选择。

  这样说，所谓的“一头真”，起码没有了。

  两头之尾巴，存在吗？这一点维光说得很多。主要是他们和苏俄反对派的出身不同——这是关键（他们甚至没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主义者的纯粹；因为毕竟，特丽思当和普鲁东，空想主义者没有官方背景），而李们的背景和资源，诚如维光所讲，是党文化，党人缘和党意志——也许其间有反戈一击之可能性。

  总之，李们在选择蒋介石的社会和毛的社会毁灭方面，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反蒋的正确性。这个正确性就是如何看待我们上述所言，如何对待有限专制，是革命还是演化。反之，期待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加以改造，就像你要改造一所未盖之房，这个结构之前的解构是很好笑的。

  我们一再说过，民主其实是文化的一个形态。世间没有没有文化的民主，只有没有民主的文化膺品。这个膺品文化，正在国中大行其道，究其原委，实在有几种原因——

  一是，革命文化，毛文化，甚至蒋文化的某种负面因素，正好是消除文化的一种势力。相对而言，军阀政治也消灭肉体，消灭异己，消灭报人，但是他们不消灭报纸本身。我们在撰写大公报历史时充分理解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说明了蒋专制和毛极权的本质之非。这个没有报纸的国体，究竟要塑造什么样子的文化，这个新文化和旧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不是很清楚吗？

  我们没有看见李们，原人民日报，新华社诸公，批判此类文化。这个事情不是偶然。

  二是，李们懂得，用民主做为批判手段，是可以打击老蒋政权的合法性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如何对比大公报名存实亡以后的媒体和民主的绝对隔绝呢？

  这是一个悖论，用民主作为武器，消灭相对的自由，以致完全消灭自由——这是党文化之一大奇观。

  三是，上述外国革命和反革命，之所以对照中国事务不无意义，就是中国革命本身，也不是纯粹的国产，是苏俄革命产物。以俄为师的人们之所以视野狭窄，就是他们看不到改良或者保守，费边主义等等尝试于国中，也许比较尝试毛，要有价值得多——虽然，我们确实不知道，究竟是统治者的野蛮，还是被统治者的愚昧，造就了所有者一切。

  四，现在的人们，知识分子们，发明了一种新的与专制（其实是极权）和解说。这个和解说很有些意思。远而论之，他们可以把我们上述讲过的，变为和中国的梅特涅，俾斯麦的妥协，称之为新的选择，说，这个和解，就是“告别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要与之和解的人，第一不是梅特涅，不是俾斯麦；二是，这些人不普选，不支持出版，新闻自由，也不支持夏多布里昂和基佐。

  维光说，你很尊重的学人都在沉默。

  是啊，可是，我们看看民国吧！我们想到的大名鼎鼎者就有许多，他们和上述基佐们，勒南们，都是一种文化风景。如，康，梁，辜鸿铭，马相伯，吴稚晖，胡适，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吴宓，牟宗三……数不过来。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老蒋的社会之存在，存在得有价值。毛社会，一切皆无。这是李们出现的前提。

  这个前提还在指导国人。国人现在只好看看后生小子如余杰等人之文章了。岂不太惨了一点吗！

  总之，正确的选择，不是消灭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哪怕其为封建文化，专制文化，而是要改造和结构/解构之——解构的德理达式涵义是，我们不是解构主义者——这让人想起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噱头——其中课题甚大，要义是继承，批判继承吧！

  “弑君者”，在复辟时代是一个贬称。现在，我看，革命者，很像弑君者。他切断了所有皇帝延续的道统和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无知无畏者——造就了汲取外来列宁主义糟粕者——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之罪。

  无论是贡斯当还是贡古尔，阿克顿还是波普，都不厌其烦地宣称尊重历史传统的严重性和必要性，声称历史进步性的虚妄和人民革命的徒然。他们的言论正在成为，或者业已成为欧人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对共产党知识分子们的去魅，成为国人之必要——我们应该回到那些民国知识分子风格和思维中去——他们探讨的一系列的问题，应成为国人拾遗补缺之课。

  就像北京，应该是梁思成的北京，而不是彭真的北京——固然，这个亡羊补牢简直就是梦想。但是，事情总是从梦想开始的。

  一时想起这些。与维光共识，同勉。

  敬祝笔安。

  自立

  06 6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