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兵役期间，我看到了中国社会最真实的一面，思想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我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以外的任何知识，所以我自己也不敢确定我的背叛是否正确。当时，我真的以为我已经成为了一个罪人。心理上的犯罪感使我变得自卑，做起事来小心谨慎。精神上我承受巨大压力，不知如何释放，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我经常利用自己已有的那点理性进行思考，思考的结果基本是：毛泽东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当时的年岁还不足二十岁，我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我带着负罪心理回到了社会，巨大的精神压力迫使我寻找释放的途径。与部队不同的是：在社会上你很容易找到对社会不满的人。我的工作性质（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又给了我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机会。

我发现：最公开最直接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是那些“犯过罪”或“预备犯罪”的人。我当时很奇怪，我对这样一群“社会渣子”竟有一种同情与亲密感，与他们在一起时我竟感觉到了久违的真诚。我们可以纵情地唱那些被当局禁止唱的“黄色歌曲”，可以放纵的谈论女人，还可以口无遮拦的大骂贪官污吏。我的精神压力在此得到了释放，我的尊严在此得到了回归。我意识到：我完全可以不必去做那种衣冠楚楚的伪君子。为了说几句真话，我宁愿与这些社会渣子为伍。其实，就中国的法律而言，我原本就与他们一样是个罪犯。

从此，我远离了主流社会，远离了正人君子，远离了一切善良的人群。不是说我没有了善良，仅仅是我隐隐的感到：我的善良中夹杂着一种别人不习惯接受的东西。

我的一生中，真正爱过的只有一人，那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我从十二岁时就深深的爱上了她，我追逐她的身影，模仿她的字迹，分别几十年后我在监狱中依然无数次的梦到了与她的再次相逢，与她相恋，与她做夫妻的场景我们在小学时经常假扮夫妻，我多么希望我们可以扮假成真。梦中的她样子一点没变，依旧那么清纯，那么美丽。然而，自从我意识到了我已成为一个罪犯，我就将这种爱彻底的埋藏在了心底，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留给自己。我不敢去爱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我不配。其二，她太善良了，我没有权利毁了她的一生。

就这样，我放弃了一生中的真爱，得到了我的自由。可这是许多人不齿的自由，像我们的许多学者评论卢梭那样：混迹于下流社会，自然要沾染上一些坏的习气与毛病。我是否也染上了那？这要看从什么角度上，对什么人来下这个结论。从严格的道德意义上，对一位伟人来讲，我的确染上了许多坏的习气。可我的解释是：我一直不屑于严格意义上的道德约束，也从来没想做“伟人”。我为一个自由可以牺牲真爱，同样也可以为了自由不理睬那些所谓的道德和“伟人”理想所带给我的约束。我不是正人君子，我就是我，一个小小草民。有人说我堕落了，是的，我的回答是：选择堕落远比选择虚伪来得爽快些。如果我晚生二十年，我不会选择堕落，我可以在互联网上尽情的发泄不满。可当年，我只有在下流社会中找到发泄的机会。我选择了发泄，拒绝了虚伪。

我选择了堕落，但是我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虽然那时的思考依旧没有摆脱马克思的束缚，但我已通过细致的观察许多社会现象，感受到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清楚的懂得了：毛泽东是一个暴君，共产党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他们不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利推翻他。这是一个升华，由模糊而不敢确定自己思想的正确与否升华为：我是对的。

我应当为我的正确作些什么？我当时想，通过暴力夺取的政权也只有通过暴力来推翻。在如何使用暴力上，我延续了毛泽东的思路：在农村，在最艰苦最贫困的地区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巧合的是，我们还有着相同的信念与理想，在当时他是我唯一的知己。我们经常在深夜漫步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谈论政治，谈论经济，谈论诗歌，谈论人生。当然，我们也谈论家长里短，谈论女人。我们甚至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去发展自己的武装。可惜的是，他像我一样的选择了堕落却无法自拔，最终我们分道扬镳。但我还是很感激他，刚从部队回到社会的我，对知识对社会的了解都不如他。他借给了我许多禁书，他帮我剖析了我不能深刻理解的社会现象。没有他，我会继续一段迷茫。

没有了爱情生活的我并没有拒绝女人。仅从这一点上看，我就做不来英雄。一个女人对我讲：“如果你选择你所从事的事业就该放弃家庭。”我对此淡淡一笑，对她讲：“我爱江山也爱美人。”（原话不是这样，意思相同。）她骂我：“想的倒美，哪个女人愿意？”还真有个愿意的，我对她讲：“你不了解我，我是恨共产党的，我要推翻他们，我要去农村打游击。”（从我的记忆中我只与这个女人说过这样的话。真不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她的回答令我意外：“不管你做什么，也不管你走到哪，我都跟着你。”也许她以为我是考验她才说了这样的话，可万一她说的话是真的，我可把她害了，吓的我再也没敢理她。她还误解了我，见到我的车就啐吐沫。我当时也找女朋友，随便什么都行，可以认为是纯粹的生理需要，也可以认为是履行一种义务，但一定不是为了爱情。直到现在我才后悔：我的一生难道真的没有爱情？

思想上我有了强烈的革命愿望，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愿望却一筹莫展。我需要等待，等待一个机会，伟大的事件与伟大的人物都是机会创造的，把毛泽东放到今天搞革命，有八条命他也玩儿完了。这么优秀的的人尚且取决于命运，我这么一个小民更不敢强出头了，有点耐心吧。我的命不错，没等他们识破我的狼子野心，机会就来了。一九七九年的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热闹了起来，为的是周恩来，为的是邓小平，管他是谁那，矛头先对准当时的统治者是真。我去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挽起了我的胳膊，我们与许许多多的人共同唱响了国际歌。一度我以为，我没有资格唱这首歌，那天我唱了，唱的热血沸腾。

 200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