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底，我接到美国笔会的公函，及其笔会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盛情邀请我参加4月26至30号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一个重要的作家会议。此前与此后，我的朋友康正果，蔡楚，陈迈平等多次通过各种渠道，与居无定所的我取得联系，强调这次邀请与会议的不同寻常。国际笔会的一位负责人通过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当听出了我的迟疑，就说，廖亦武，你一定要去争取护照！因为你的英译本今年秋天将由一家影响很大的商业出版社推出，他们要花力气做宣传，你的来访也是项目之一。曾倾力推你的《巴黎评论》主编将到会，与你有一个现场对话，你还将就“虚构与非虚构”“中国的见证与文学”等许多话题，接受美国各大媒体的采访。另外，你知道邀请你的是谁？是拉什迪！《撒旦诗篇》的作者，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500万美元，号召全球的穆斯林追杀了十几年的那个人。

我在彼岸的免费代理康正果与我交道密切，熟知我的脾性，就劝解道，耐心一点，尽可能对警察客气一点，你就是一个写字为生的倒霉蛋嘛。虽说六四坐了4年牢，属于有前科无头脑，但毕竟过去17年了。共产党不是提倡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吗？不是讨厌有人揭旧疮疤吗？不给你办护照等于自己还惦着旧疮疤。

虽然我直觉到前景不是太乐观，但文人的名利心还是叫我鼓舞起来；况且这是一个在国际文坛上还原自己作家身份的机会。于是，在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反复考量的同时，我又约会了成都市公安局一处的警察李航，我们在百花潭公园旁边找了个茶楼，由我请茶，双方沟通很顺畅。李航是我近几年的管理者，喜欢读书，熟悉我的《底层访谈录》。我把公私两份邀请函给他看，问他是否将复印件带回去，让省市两级的公安领导都研究研究。李航连说不必了，现在同一两年前相比，出入境的程序更简化了，公民只要提出护照申请，有关方面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就必须办理。他还打了个比方，比喝茶复杂不了多少。我提醒说，本人已第8次申请护照，没获批准，你也是见证人之一嘛。李航充满歉意，说前几次的确不是我不帮忙，而是帮了忙没有结果；这次也一样，一个星期前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向领导汇报了。如今的出国政策的确放宽了，属于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才三四天，厅局两级领导就答复同意。我笑道，既然同意，就出具一个证明，这样也表达了你们的诚意。李航摇头道，这个证明不能出给你，但我们会跟重庆方面联系，你就按照程序去走吧。他还说，你这事情放在成都就好办，涪陵那小地方，真有点不开化。上次我为你的事给那个叫卓树民的科长打电话，他居然要我们担保你出国以后不出问题！这能担保得了吗？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出国，难道公安局都要担保他们出去之后不出问题吗？

文人面软，见别人这么推心置腹，我反而不太好意思，连忙道歉。我记得这是个下午，下着绵绵细雨，我将这个文质彬彬的便衣警察送出茶楼，握了手，还叮嘱他雨天骑自行车要慢点，谨防发生交通事故。

3月28日这天大早，我从故乡和长期居住地成都出发，搭长途客车，去800多公里以外的户口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我转了两趟车，直到下午3点半钟才抵达。涪陵位于长江与乌江的交汇口，是一座以出产榨菜闻名的老旧山城。1984年，我因为第一次婚姻，从省会成都落户于此，在当地的涪陵地区文化馆工作，先后做过编辑与专业创作人员，并得过20多个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学奖，曾经是当地文学艺术界的骄傲。1989年六四凌晨，北京发生大屠杀，我激于义愤，写作、朗诵了长诗《大屠杀》，并与当时在现场的加拿大汉学家一道，把长诗制作成磁带，广为传播；1990年3月，又组织了10多个诗人，编剧和主演了诗歌电影《安魂》，旋即东窗事发，整个剧组全部入狱，其中6人被关押两年以上。我作为首犯，获刑期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由于国际舆论，特别是国际大赦组织和英国前首相梅杰的努力，我于1994年1月，提前43天出狱，并缩减剥夺政治权利2年。我按政府的安排，回到户口所在的原单位，没几天就离婚，成为光棍汉，只能返故乡成都投靠年迈的父母。一晃十多年又过去了，除了匆匆办事兼看望女儿，我再也不愿靠近这噩梦般的山城。

这一次，我也是快步穿过那鸡肠子一样狭窄而混乱的街道，直奔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科。这儿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属四川省涪陵地区公安处的下属单位。我在此来往了多次，也算轻车熟路。接待室非常热闹，有人在询问，有人在填表。我混杂在人堆里，也要了张表来填，并将事先准备好的照片贴上。在填表过程中，出入境科的科长卓树民发现了我，热情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盘问我为啥又要办护照？我客气地掏出公私两份邀请信，卓见是英文，就没仔细看，但比较仔细地听了我讲的大概意思。卓说，按照新规定，不要他国的邀请也可以办护照，因此，你在出国事由栏里填上“旅游”就行了，我回答好。

我交了钱，被叫到电脑摄相头前照了像，我把这次申请的回执要到手，正准备离开，卓科长又将我叫到办公室聊天。卓当年是我们案子专案组的书记员，后来因为办护照，又频频打交道，可谓老熟人了。我们隔着桌子回顾往事，大概都觉得对方的生活没多大意思。他恭维说，自己年轻时就读过我的许多诗，还经常看见我留着大胡子，目中无人，在街上晃来晃去，感到很羡慕。我谦虚说，我的诗没让你灵魂升华，而将你熏陶成了一个抓人的警察，我觉得比较惭愧。卓皱着眉头说，廖亦武，我晓得你恨我，以为是我卡着你不让出去，其实，我也就是个小人物，一个上面精神的执行者。批准不是我的意思，不批准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笑着站起来说，感谢你告诉我真心话，我不会恨你，可是会记住你的。他说那没关系。我说，那你就等着退休吧，没几年了。

从公安局出来，感到极度恶心，我连孩子也不想看了，就乘天色未晚，在公路边搭过路车返重庆，跟着回到成都。

4月20号左右，我收到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的一封平邮公函，里面是正式的回复，这是我2000年以来，8次申请护照所得到的唯一书面答复，大意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8条，对我的出国要求不予批准。其实在这之前，我已打过长途电话给卓树民的科长办公室，卓拒绝通话，却让另一个副科长再次重申，不准我出国的理由是“第8条第5款”，即国保部门通过鉴定认为，我是出国后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的敌对分子。

一件不关系国家和民族，而只关系我个人的好事就这样泡汤了，美国那边开会前夕，我的译者还不甘心地来电话，说美国笔会那边可以给驻华大使馆打招呼，能以最快的速度办理签证。

我只能表示遗憾，并写了一封正式的回复信，托朋友翻译并转交。其中写道：

我虽然得到了美国笔会和脑袋被霍梅尼悬赏500万美元的拉什迪先生的亲自邀请，却依然不能前往参加4月26日在纽约召开的作家盛会，除非偷渡并且成功，而目前，我还没这种打算。

我拜托我的朋友xx将我的音乐光碟《不死的流亡者》送给拉什迪先生和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深深的感谢他们。

事后一个多月，焦虑与愤怒像一窝黑蚂蚁咬蚀着我的心。难道我不是一个中国作家吗？难道我做了贼，杀了人吗？难道我在走私毒品或买卖枪炮吗？难道我是把儿女、金钱、黑箱作业送去西方的银行吗？明明是出国参加文学活动，往国家和民族的脸上贴金，偏偏赖我“有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我在这里要大声告诉公众，正是他们——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在“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正是那个出入境科科长，那个声称自己是“上面精神的执行者”的卓树民，在“对国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他们砸我的饭碗，断我的生财之道，不想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中国作家，这是将人往疯里逼，往绝路上逼。共产党人的红太阳毛泽东说，逼上梁山。可惜我没有信进去，可惜我的爹妈把传统的“饿死不做强盗”的观念扎进了我的根子里，可惜老天照顾我，给了一枝能混生活的笔，否则，我拿不准就会信奉暴力革命，丢下笔来换刀枪，以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为己任了。

我实在希望有关当局长点脑子，不要给西方人这么大的想象空间，不要用这种方式把别人的同情，别人的猜测，别人的照顾都吸引到我头上，否则另一个世界的读者就会戴着有色眼镜买我的英译本或法译本，我的钱包也会莫名其妙地鼓起来，这让我昼夜不安。因为我不是贪官污吏，我讨厌来路不明的财路，我尤其讨厌仅仅因为出不去，作者的身世就成了苦胆加黄连腌制的谜，我的个人银行就在我不熟悉的地方给建起来了——本来我可以当面解释，我远远没西方读者想象的那么苦大仇深，那么万劫不复，我只坐了4年牢，没像好些人，反反复复坐许多次牢。我还会哭和笑，还有性欲和食欲，跟他们一样，没变成被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得变态或五官错位的怪物——这一下好了，人家本来就认为尔等国家是一所大监狱，你们又如此无理地剥夺同胞的基本权利，限制人的进出，不正好授人以大做文章的口实吗？不能让你们四处树敌啊，不能让你们将这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的违法行为再继续下去啊，每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爱共产党的公民都不能让你们这么干啊！所以我委托了与我想法不太接近的律师——滕彪和王怡，把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及出入境科告上法庭。  

有关本人护照的链接 

1、2000年5月，我因与今天派著名诗人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龙影公司投资拍摄的电影《飞呀飞》，而接到该公司和日中人类学会访问日本的书面邀请。6月，我从成都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我当时所在的单位——重庆市涪陵区文化馆签的意见是：“该同志长期不在单位上班，所以只要公安机关同意该同志出国，我们也无异议。”所辖的荔枝派出所一位杨姓指导员也在表格栏里签署了意见：“该同志没有5种行为，同意出国。”并盖了派出所的公章。可当我拿着这合理合法的《申请表》返回出入境办公室，当即被副科长卓树民认出，二话不说，就表示不同意，并当场强行没收了我的《申请表》。幸好我已留下了复印件。

2、2000年底，因我主演的日本电影《飞呀飞》准备参加次年的柏林电影节，在东京的龙影公司再次发出邀请，安排的行程是2001年8-9月，从日本到德国。2001年3月，我在约见了成都市国安局的赵江林科长，征得同意后，从成都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结果连表格也没让填，就当场被拒；

3、2002年6月，当时在美国的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和《倾向》杂志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我“倾向文学奖”，此前的2月，我在与成都公安和国安两家分别商量，征得同意后，我以领奖为由，前往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护照，被拒绝。结果在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只能由我的朋友，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康正果代替领奖并致答词；

4、2002年5月，台湾麦田出版社隆重出版我的3卷全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在彼岸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该年11月，我在涪陵看望女儿时，以“按照与出版方达成的意向，准备去台湾访问并宣传”为由，到老地方老单位碰护照运气，当场被拒，还遭到卓树民的挖苦；

5、2003年，我的《中国底层》法译本由巴黎中国蓝出版社推出，刚好这一年是法中文化年，法国文化部准备在地中海边的城市蒙佩利耶举办书市，以及盛大的文化活动。我的翻译者为玛丽.侯芷明，法国顶级汉学家之一，她和出版方，还有我的代理人都先后多次来电话，要我一定想办法弄到护照，并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中性活动，中国体制内的作家王蒙、余华、韩少功、刘心武等都将出席。2月，法国文化部和法中文化活动的总干事菲力浦先生从蒙佩利耶市寄来邀请，还说明他们承担全部费用。3月，我与成都市公安局一处的七、八个警察进行了很多次斡旋，拜托他们一定与重庆涪陵方面沟通。我还写了一封致两地公安部门的言辞恳切的长信，拜托他们改变老观念老看法，不要老是敌对，给祖国和人民的形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我满怀信心地在成都和重庆、涪陵之间穿梭若干次，路费损失若干，口水损失若干。但两地公安机关都互相推委，这边说已发了公函，那边说没收到，如此过去了近半年，法国的书市就已开场了。举办方以“萨斯”为理由，取消了对所有中国作家的邀请，而只有我的委托人康正果先生从美国前往，在开幕式上代表我出席了宴会，并致辞答谢。随后，法国《世界报》与法国电视一台都先后来成都，在我家里进行了文字、电视的“作家专访”；

6、从2002年到2003年，我的前妻宋玉也先后两次向四川省江油市长钢公安局申请护照，被很快拒绝。警察甚至说，除非你和廖亦武离婚，否则不可能出国。为此，宋玉哭了不止一次。我除了对她的愧疚之外，再也想不出该怎样安慰她。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是造成我们稍后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我，这种心灵的重创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7、2003年春天，我与一位老朋友相遇，他当时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中共许多高官认识，极有影响力。他慨然答应帮我搞定护照。我记得这年从春到夏，我在这位老朋友的一次次电话鼓励下，打起精神奔波。我曾站在涪陵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窗外与朋友的朋友打了很多电话，卓树民也给他的上级的上级通了很多电话。但是，经过曲曲折折的周旋，卓树民最后吐了口长气，对我说，不会给护照，你走吧，没有商量的余地。

8、2005年，公民出入境的新政策出台，按规定，不需要任何邀请和证明，公民都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申请护照，这成了一项基本权利。于是我在这年夏天，再次约会成都市公安局一处警察李航，彼此沟通没任何问题。李航又找来另两位同事一道喝茶，沟通也没问题。李航还说，我都晓得你不可能跑，你的亲人朋友在国内，创作土壤也在国内嘛。他答应尽全力“与涪陵那个姓卓的打交道”，还安慰我，会去争取让领导出面。但是，当我再再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户口所在地涪陵申请护照，等来的最终答复依旧是——你是5种人，不准出境。

我，一个作家，永远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形象”的第5种人吗？难道我真要像我们的老祖宗老子所说的，除了逃跑，就与外面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吗？

2006年6月21-24日，星期六，于北京。 

出境护照申请书

成都市公安局

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

这是我自1994年以来，第四次正式申请出境护照，其理由如下：

邀请方系法国蒙佩利耶市书展总干事，您们从我所提供的邀请信（中法文对照）中可以分析出，此活动无政治背景，亦无敏感的意识形态干系。况且，蒙佩利耶与本人出生、成长、居住的故乡成都早已结为友好城市，该地的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都怀着较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我受邀的理由是出席书展，与读者见面，因为我近年来的文学作品结集已翻译成法文，即将由巴黎的安博兰出版社推出。此出版机构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极有影响，并以出版文学、学术著作而闻名。按照中外惯例，作家出席有关自己作品的首发式是必须的，即使万不得已不能出席，也应当委托代理人，并当众致歉，说明理由；

这次推出的法文版，系2001年由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发行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之选译，其中大部分作品亦在《当代》《中华文学选刊》《报告文学》《南方周末》《人民文学》《四川文学》《黄河》等国内40余家报刊发表过；早在199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也曾推出同类不同名的《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且深受专家和读者好评；

此次邀请，是西方读书界对一个中国作家文学成就的肯定，而没有其它色彩，所以我深感荣幸和骄傲。据我所知，中国作家协会的好几位主流作家均将前往。而作为非主流的民间作家，能与他们一道站在西方读者跟前，阐释各自不同的文学/文化观念，也算是一件为民族增光的美事；

若蒙准出，我将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只谈文化、文学所包含的范畴。因为我的母亲、妻子及家产均在国内，我创作的源泉与根基也在汉语和这块土地上，我不想因自己一时的激烈言行而造成遗恨；

我对自己的定位永远是作家，是关注社会和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但由于历史原因，由于1989年的事件，我坐过牢。出狱后，我一直居住在成都，从事写作，经过万般艰辛的思考和努力，终于成家立业，重新融入社会，再度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比较畅销的作家。可惜的是，近10年来，成都市主管我的公安（一度曾是国安）人员由于体制内换届而不断更替，缺乏一种连续的互相沟通的日常渠道。加之每一届新任主管班子因不熟悉情况，固守陈见，带有较强烈的一概排斥异己之心理，所以总有摩擦。事实证明，公安局近几年来多次对我的传唤都是轻率的，事先和事后都没有任何证据。这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的伤害很深——比如2002年12月18日对我的传唤、审讯和搜查；1999年2月26日，绵阳市国安局在我和妻子的回门婚宴前抓走了新郎，突审毫无结果，在我数次交涉和抗议之下，又由成都市国安局两次出面道歉——我希望能通过这次西方文化界带来的友好契机，我们双方能逐渐消除隔阂，开始普通的、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不愿意仇恨，因为人心的裂痕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我曾对主管过我的警员宋旻峰表示：但愿三十年后，我们还能见面，坐一块喝一杯茶，谈谈往事；主管过我的曹建科长不幸病逝，我也数次传达过我的悼念之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愿超越意识形态，以一种更长远更人性化的目光来看待国家机构中的个体。我愿意不断思索，与时俱进地了解人心的种种变化，而不是人的概念化的职业；

我的户口至今在重庆市涪陵区；而长期的实际主管部门又属成都市公安局一处，2000年6月，当我按正常渠道到户口所在地申请办护照，准备前往日本参加“日中民间文化交流会议”时，有关部门回答：鉴于我的“特殊身份”，必须由“暂住地”成都开出“合法表现”或“不属于国家法定不准出境的五种人”的证明，方可办理妥当。所以我切望两地公安部门互相通气，按程序依法办事；

蒙城书展是欧美读书界的盛事之一，如果作为非主流作家的我受邀而不能出席自己作品的首发式，势必引起种种不利于国家和公安形象的猜测，甚至谣言。因此，法国方面多次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催问护照办理情况，行与不行，何种原因，我都应当诚实作答。为了避免西方新闻界借此炒作，切望各位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着眼，明智而行；

最后我强调，我的申请是正当的，符合法律的，这是一个中国公民最起码的权利。我之所以列举这么多出境理由，还是在于人与人的沟通、了解。公安局毕竟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机构。

祝诸位工作顺利，全家幸福。并请求您们在法定的期限内以明确的理由给予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中国作家：廖亦武

家住四川成都黄忠小区益民苑4栋1单元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