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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过去了，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面”建成，大坝上再次响起锣鼓声和鞭炮声。只是敲锣鼓和放鞭炮的不是三峡工程的移民，而是大坝建设者自己。
当年那些敲锣鼓放鞭炮的村民今天在哪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5月17日碰到了居住中堡乡的村民陈群，他说：在1993年被迫迁出的时候，当局曾向中堡乡的村民许诺，将给予他们每人450美元的补偿。但是，至今，他们只拿到了三分之一的补偿，其他的都被腐败官员给贪污了。陈群表示，当得知有外国记者要来大坝区采访时，当地居民举起了印有“惩罚腐败官员”以及“还给我们生存空间”的标语，希望北京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很快这些村民就被警察逮捕，监禁数个小时，标语横幅被撕得粉碎。（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5月18日）
时间飞驰，天上人间，变化真大。
一、六四前，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最后一次进攻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第15号文件，决定展开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组成了以钱正英为主（后由杨振环和陆佑楣接替）的论证领导小组，邀请412名专家参加论证。这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本质，是为已经决定、并且已经开始前期工程和移民试点的三峡工程决策提高“科学”的注释，并披上“民主决策程序”的外衣。
1988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进入尾声。一向抱着“文死谏、武死战”的三峡工程反对派，看到在所谓“科学、民主”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他们的意见根本得不到反映和重视，决定走出几十年来对皇帝愚忠的框框，要把三峡工程的问题向社会公开，让老百姓知道这个问题，寻求民间的支持。
在李锐、戴晴等人的策划和组织之下，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在1989年3月出版了，书名为“长江啊长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内容参见附件一）。
三峡工程反对派改变“文死谏、武死战”的模式，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制定、学习民主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和即将发生的天安门运动都是历史长河向前流动时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两朵浪花，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两个事件没有直接的联系。
二、一个没有梦的中国，一个信仰破碎的中国
“长江啊长江”的出版，对中国决策层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三峡工程反对派在民间广泛流传，对未来三峡工程的决策必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的目光和行动集中在之后马上发生的天安门运动上。
杨重庆先生在三峡工程开工十年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三峡工程）十个没有想到”。文章尖锐地指出了三峡工程的十个问题，写得很好。但是题目取得不十分确切。因为这十个问题，不是工程论证前没有想到，没有谈到，而是李锐、陆钦侃、侯学煜等人都有深刻的和精辟的论述，在“长江啊长江”一书中都有收录。只是六四之前大家没有关注，六四之后这本书被禁被焚，很多中国人根本没有看到这本书。
不可否认，“长江啊长江”一书的编辑者、记者和被采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到过天安门广场，支持过北京学生和市民运动，但是他们不是以三峡工程反对派这个组群参与这个活动，而是以个体参与这个活动。
六四之后，每个北京人，都要在单位（没有单位的则在居民委员会）说清楚，是否去过天安门广场，参与过反革命动乱，而且还要检举揭发别人。最后，经单位领导引导之后，几乎人人都说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到底是真是假，只要您说并写上没有去过就行，单位领导也是不追究。追查象一阵风似地过去了，大家都很庆幸。其实，日本人留下的保甲制度，在中国行政管理中一直长盛不衰。臣民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基层领导也相安无事。否则小虾大鱼一起抓，对基层领导来说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更是无稽之谈，我检举你去过天安门广场，前提是我也必须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不是把自己也给卖了？最后查下来，北京城里竟然没有几个人去过天安门广场的！其实这正是上面所希望的。您连天安门广场都没去过，您能说广场上开了枪？死了人？！您连天安门广场都没去过，您能说那不是反革命暴乱？！遗忘六四，正是从这里开始！
有一个叫多多的北京诗人，他说了一句真话。在走出北京到伦敦的飞机时，记者问：“您从北京来吗？”“您到过天安门广场吗？”“您看到杀人了吗？”
这一飞机的人，没有一个敢回答的。多多说了真话。这句真话的代价，却使他失去了作北京人的资格。
六四之后，中国人心涣散，执政党、中央政府、解放军的威信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英雄、理想、前途都似乎被人看破了。一度曾激情浩荡的年轻学生，不是成为“麻”派（麻将桥牌）就是成了“托”派（考托福出国），或成了舞派（跳舞、流行音乐）；全国向“钱”看，金钱成为人们最现实的目标。中国有首歌，歌中唱道：“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梦！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英雄！”六四之后的中国是个没有梦的中国，一个信仰破碎的中国。
三、兴建三峡工程，重振中国
如何给这士气低沉的中国一个美好的梦？
一个名叫李伯宁的政协委员写信给江泽民、给中央领导，要求“兴建长江三峡工程”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展示党中央的领导才能。有人统计过，李伯宁在1990年给中央领导写了570封要求三峡工程上马的信，1991年则高达700多封。
李伯宁曾任水电部办公室主任，水电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经委解散后，原经委副主任朱熔基到上海市当市长，李伯宁就到了三峡省筹备处当主任（相当于正部级）。筹建中的三峡省管辖四川的涪陵、万县两地区和湖北的宜昌地区，外加湖北恩施地区的巴东县。三峡省的省会定在湖北的宜昌市。人们把三峡省筹备处称为“不三（峡）不四（川）”。后来赵紫阳将三峡省筹备处降为国务院三峡经济办公室，李伯宁是怀恨在心。按李伯宁的年龄，三峡工程不上马，他就必须退休。
李伯宁信中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第一、兴建三峡工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峡工程移民一百多万，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一国人口还多。这样规模巨大的工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在世界上其他强国也不可能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实现。
第二、集中财力干几件大工程是现行制度的优势三峡工程投资大，效益高，只有中国现行的制度才可能集中财力干这样的大工程。
第三、振奋民族精神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项目，兴建如此宏伟的项目可以极大振奋民族精神，特别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尤为重要。
第四、建设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这个保持多个世界第一的三峡工程可以成为中国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五、显示中共领导的雄才伟略三峡工程是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国几代伟人的梦想，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正体现了当代中共领导的雄才伟略。三峡工程利在千秋，但功在当代。三峡工程将和万里长城一样，永载史册。三峡工程的建造者也将千古留名。
第六、考验地方政府对中央领导十分忠诚三峡工程投资大，移民多，需要地方政府和各部委的支持。三峡工程是试金石，考验地方政府对新任中央领导是否忠诚。
第七、拉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三峡工程属于基本建设，需要的原材料、机电设备多。上三峡工程，可以激活中国经济。
李伯宁写道：“三峡工程是举世瞩目的关系到我国四化大业的特大战略工程。在当前国际风云变换的形势下，我们若能抓住我国政治稳定、经济上升的大好形式，敢于兴建这样伟大的工程，必将大大振奋民族精神，显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威力，其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意义，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兴建三峡工程，需要库区和全国人民团结协作，各方面支持才能做好。希望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一个建设三峡工程的强调舆论，象支持亚运会和1991年抗洪救灾那样，全国上下，各尽所能，大家都为三峡工程的兴建，创造更好的条件。”
李鹏在三峡工程日记一书的前言中，就三峡工程的上马建设对五个人表示感谢，他们是“李伯宁、萧秧、郭树言、陆佑楣、甘宇平”，其中李伯宁名列前茅。可见，三峡工程的上马建设，李伯宁“功不可没”。三峡工程上马后，李伯宁出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鹏任主任）。
四、三峡工程的“ 正面宣传”
李伯宁的信通过王任重转到了江泽民的手中。1991年3月江泽民在李伯宁的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请李鹏、家华同志酌。”
李瑞环表示：“百分之一百赞成总书记的意见。”
李鹏批示：“在纲要中已有表述，请袁木同志酌处。”
江泽民决定要上三峡工程，就要先做舆论准备，李鹏请来袁木负责。中宣部立即将江泽民正面宣传三峡工程的指示通报全国新闻界，在中国刮起了一场狂风暴雨，新闻界自称是“三峡旋风”，报刊、杂志、电视、电台均推出三峡工程专栏。所谓的正面宣传，就是片面宣传，只讲三峡工程的所谓效益，不讲三峡工程的危害，一句话，只讲好的不讲坏的。
袁木关于六四的讲话不可信，谎言连篇。袁木负责的三峡工程宣传就可信吗？
“盖新房，取新娘，上学堂，制高档，存银行，富就富在柑桔上，发展柑桔全靠三峡工程移民帮。”
“政府给每个移民安置费三万元，如果把这三万元存入银行，什么也不要干，每年的利息就是1500元，比现在人均收入高出好几倍。”
“三峡工程创造许多工作位置，农村移民可以进城当工人。”……
在铺天盖地的“ 正面宣传”下，三峡工程的移民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在1989年6月到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中国新闻媒介上总共只发表过一篇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这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先生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海湾战争的启示〉〉。当时的背景是1991年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充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打败了侯赛因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而侯赛因曾威胁支持美国的埃及，要用导弹袭击阿斯旺大坝。钱伟长先生在文章中谈了海湾战争的电子战，巡航导弹、飞毛腿导弹、爱国者导弹的比赛，地毯式的轰炸，然后谈到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安全，再谈到黄河花园口的决口。钱伟长认为，“（三峡工程）一旦失误，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为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这也是战略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花了几百亿或机千亿人民币来修世界上最大的大坝，给我们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榨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但是不知出自何种原因，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先生在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亲自到三峡坝址，为这篇文章表示道歉。
五、结束语
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在神州大地上又一次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这是六四枪声之后的第一次锣鼓声、鞭炮声。受儒家教育的中国人似乎不应该这么感情冲动，但是中国人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表现得特别烦躁，动不动就要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仔细想来，大多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的喜事，最后都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
写在2006年6月4日星期天，德国
图一来源：中国三峡出版社：三峡百万大移民——一期移民工程纪实
附录：
“长江啊长江”，主编：戴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
周培源致中共领导同志的信：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孙越崎等十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中央：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陆
钦侃：三峡工程十大争议概述
附：李伯宁：我对三峡工程争论的看法和建议
李锐答戴晴：三峡工程二十一世纪再定
周培源、林华答钱刚：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
孙越崎答张爱平：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
乔培新答李树喜：三峡工程总投资预算的埋伏太大
彭德答方向明、李伟中：斩断了“黄金水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
王兴个答陈鹰：三峡工程移民和淹没土地是生产力的最大破坏
陆钦侃答陈可雄：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侯学煜答朱剑虹：
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
罗西北答吴锦才：追求发电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选择
陈绍明答刚建：治理长江应“先支后干”
田方、林发棠答张胜友：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杨浪：高坝──悬顶之剑
千家驹：三峡工程缓建，资金用于教育
茅于轼：水库退役后的状况和后果为什么不见论证
吴稼祥：当前的经济和体制条件难以支撑三峡工程
姜洪：我们现在尚无能力开发长江资源
景军：三峡工程应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参与论证
戴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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