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仅有253个字，却反复用到“独立”和“自由”二词，特别是最后一段，与其说是对挚友王国维的评价，不如说是陈老先生的自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尽管，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中，陈寅恪先生没有如梁漱溟先生那样，做出什么仗义直言的惊人之举，但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4年，中共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陈老先生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说：“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因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

在老毛的时代，陈老先生远离社会喧嚣，不参与由郭沫若领衔的御用史学班子，专心做学问，殊为不易。晚年的陈寅恪先生致力于《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后者是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酝酿、写作的时间最长，从1953年动笔到1963年竣稿，八十万字，历时十年。他能够耐住寂寞、顶住压力、克服目盲，通过口述，让助手笔录成书。在学术成为政治婢女、知识分子成为极权者玩物的野蛮时代，能够坚守学术独立的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与郭沫若、冯友兰一般知识名流相比，陈寅恪甚至就是知识人格的奇迹了。

读陈老先生的这本书的一大收获，让我再一次感叹中国历史上的奇女子多出于“青楼”。正如陈老先生在此书的缘起中所言：“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故而，身处扼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极权统治之中的陈老先生，被柳氏的言行所感动，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他甚至从柳如是的“放诞多情”中，发现这位女子的“罕见之独立”，故而才有“奇”的评价。在三纲五常的男权社会中，似乎只有在正统文化的不屑之处，在正人君子的蔑视之地，女人才真的成为女人，才能真情能放荡能风骚能忠诚能刚烈能琴棋书画能深明大义。

在一个三纲五常的男权社会，女人意欲染指权力这一属于男人们的专利，就非要自我男性化才有可能战胜男人们，并按照男权社会之标准独揽朝纲，方能成为绝对独裁者，如武则天与慈禧太后。可以说，手握大权的女人之所以丧失基本的女性妻性母性，很大程度上皆为男权社会的逼迫所致。传统中国对女人的要求，奴性乃为第一，以至于奴性吞噬了女性妻性母性，被皇权所表彰的烈女牌坊，就是奴性的最高境界。正如屈原式的愚忠，乃奴性男人的典范一样。

同样，青楼女子，一当她们幸运地嫁于某男人，为自己漂泊的卖笑生涯找到了安定的归宿，回到正统的社会秩序之中，便又失却了女人的真品质，大多以悲剧告终。“青楼”养育奇女子和真性情，也映衬出男权社会的卑劣和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畸形。像钱谦益这类敢于逆天下之大不韪，明媒正娶柳氏为妻者，实在凤毛麟爪。而柳氏归一于钱氏之后，也失却了自由之身的风彩，反而在事关江山社稷的功名上，变得比男人更男人，柳氏在反清复明的抉择上，就比钱氏更在乎他的一世功名。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讲，在由“三纲五常”统领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可以“妻妾成群”而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良家妇女的别名就是驯顺女奴的身位。尽管如此，在古代中国，似乎古人对妓女的成见，并没有今人这般野蛮。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私奔乃成千古佳话，也大多是出于欣赏二人敢于突破禁忌之举。看来，那年代还是做“青楼女”更幸福，无怪乎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吟咏男女之情的名篇，多出于文人对妓女的欣赏和爱怜。李白的豪放，不在他走仕途济苍生的宏愿中，而在他携妓纵酒和纵情山水的放浪形骸之中，宋代理学家多指责的“李白诗淫”，恰好成就了酒中“诗仙”。白居易的两首最著名的诗篇，皆是爱怜女人和吟咏爱情之作的，《琵琶行》以写艺妓而传世，第一次把落魄文人与流浪艺妓放在平等地位上；《长恨歌》以升华了落魄君王与放荡女子之间的爱情而不朽，也等于用诗歌的方式为杨贵妃的蒙冤翻案——盛唐衰落的主要责任决不应该由杨贵妃来负，而应该由沉迷于女色的君王来负；李商隐的情诗也饱含难言的爱之痛苦，宋代的柳永以写青楼女成名……时至今日，柳永的名词《雨霖铃》仍然让我长读长新：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雨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由此可见，对于失意男人来说，女人才是心灵的家园和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在中国古代，那些才华横溢而又率性天然的男人，青楼不仅是满足性欲之地，更是寻找真女人真性情之处，是他们仕途失意时的情之所寄，如同他们把仕途上的屈辱哀怨转化为对青山绿水的留恋沉浸。“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和“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皆是发自落魄男人的灵魂深处的名句。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走投无路的人世，男人之间争权夺利的龌龊和男女之间饮酒赋诗的清纯，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传统，大概可以从屈原的《九歌》算起。

古代妓女，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妓女之修养远在大多数良家妇女之上。秦淮八大名妓的才貌双全，大概绝少夸张。晚唐杜牧曾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实为文人士大夫的不要脸。在“三从四德”主宰的年代，在女人只有孝敬和忠贞的义务而毫无任何自主权的社会，凭什么要让女人对“亡国”负责！而垄断了社会权力和性别统治权的大男人们，衣冠楚楚且道貌岸然，又有几人知道“亡国恨”呢！

在中国的皇权旧传统和毛泽东的党文化新传统之下，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全是“主奴”二重人格，就是没有人性尊严、人格独立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陈寅恪之赞美柳氏，大概与他1949年后的生活有关。比之于另一些经历过思想改造的名流而言，陈寅恪老先生还是幸运的，他先后得到过陈毅、陶铸、杜国庠、周扬、胡乔木、郭沫若、康生等中共高官的关照，即便在最疯狂的文革时期，陈老先生也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他所有幸运中的最大幸运，就是活在一群智慧而贤淑的女子所营造的温柔氛围里。除了他的妻子唐晓莹之外，还有女助手、女护士、女京剧演员，共同形成了一道人间温情的屏障，抵御着外界的大动乱大野蛮，呵护着陈老先生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如果在文革的外在疯狂之中，一些在大批判中被羞辱的名流，回到自家中能够得到妻子儿女的理解和呵护，也许不至于绝望地自杀。1949年后被中共钦定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之所以在文革的批斗中自杀身亡，就在于社会性羞辱和家庭性划清界线的双重绝望。

1998年6月19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6月9日整理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