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生长在盲人的世界，我的眼睛却是明亮的。

　　必须对黑暗敏感：一种痛彻心肺的敏感。 

二十二

　　自由与面包。

　　沙皇对大臣们说，老百姓只需要面包，不需要自由。谁要自由，谁就是想造反。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了自由，面包的供应随时可能中断。 

二十三

　　我的幸运——在我幼小的时候便爱上了书籍，这种感情的诞生远远早于爱情。我还清晰地记得童年时代承担了卖废品的使命，然后被允许用获得的零钱去换几本小人书。为此，我对父母深怀感激。

　　茨威格说过：“任何地方，不仅在我们这时代，书籍正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各种科学的开端。一个人和书籍的接触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世界。”热爱书籍的人自觉地扩展着自己生命的长度与密度，他将无数伟人的生命浓缩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二十四

　　朋友从远方寄给我两句诗：“以失败者的名义，我要求光荣的死亡。”

　　这不是中国式的逻辑。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结局。在我们这里，失败就是耻辱，胜利就是光荣。在我们这里，失败者就是流寇，胜利者就是帝王。没有人善待失败者，也没有人置疑胜利者。这一铁律在两千年里一直不容质疑。 

二十五

　　被抽空的“人民”。

　　在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社会，“人民”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各级选举庄严而频繁地进行着，“人民”似乎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几乎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职业都以“人民”的名义来命名：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团体以及人民铁道、人民邮电、人民出版社、人民电台，乃至于人民作家、人民演员、人民教师、人民医生……就连高级官员们也谦虚地自称“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然而，索尔仁尼琴等先知却发现：恰恰正是在这个把“人民”的地位抬得最高的国度里，所有冠着“人民”的旗号的权力机构，所干的都是些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蔑视人民、监视人民、主宰人民和蹂躏人民的事情。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领袖之外，所有的“人民”都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人权。

　　这一荒唐的现象，好像不仅仅发生在苏联的土地上。在纳粹帝国里，“人民”同样是一种沉默的存在、一种缺席的命名。自封的“人民”的“代表者”们，如希特勒和戈培尔，却在各种各样的集会上滔滔不绝。希特勒不就声称自己是“德意志精神”的代表吗？戈培尔不就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吗？

　　其实，民主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不需要其他人来“代表”，每个人都能够自己“代表”自己。哪个地方的民众需要其他人来“代表”，这个地方就必定是一个民主匮乏的地方。 

二十六

　　在粗糙和卑琐的情调泛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让坏的文字污染我们的眼睛，不让坏的音乐污染我们的耳朵。

　　保持敏锐而健康的感觉是极其重要的。 

二十七

　　大学合并。

　　大学的“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今全国各地都在匆匆忙忙地搞大学合并，打造所谓的“航空母舰”——似乎大学的“大”在于规模、在于人数、在于面积等等。有的城市将所有的学校都合并成一所，再这样下去是否可以将全国的学校都合并成一所，创造一个最大的大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其实，蔡元培先生早在七十多年以前就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果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对真理和学问的求索和坚守，合并再多的学校也不可能让大学真正成其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越“大”，学术水准越低。

　　如火如荼的“大学合并”充分说明：中国人很难改变好大喜功的毛病——三个和尚凑成的庙宇，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大家都没有水吃。 

二十八

　　不幸的人们，幸福起来吧，幸福能够让你更长久的强大，更宽容的善良，更慈悲的睿智。

　　从不幸到幸福，有时候往往是一步之遥。 

二十九

　　俄国作家索洛乌欣说过：“纸张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坦率。”

　　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永远欺骗他的读者。 

三十

　　鲁迅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以后，密密麻麻的苍蝇和蚊子黑压压地扑向鲁迅的坟墓。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处财宝。

　　在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当中，鲁迅的文集与“红宝书”一起广泛流传，并被当作“红宝书”的附庸。

　　这一现象的悲剧性大大超过了鲁迅先生的估计。这是比挖掘先生的坟墓还要恶毒无数倍的行径。

　　现在，有的学者名流还在说，鲁迅的心与伟大领袖相通。 

三十一

　　《中国新闻报》曾经发表过一篇署名“祝明”的文章。这篇题为《足协，收起你的架子来》的文章，对中国足协对奥运会预选赛上海赛区假新闻事件的处理进行了批评，同时对足协是否有权处罚媒体和记者、记者的采访权如何体现和保障等问题提出疑问。

　　当时，中国足协新闻办公室主任冯剑明看到这篇文章后，傲慢地表示：记者采访比赛，要向中国足协申请办证，这是联赛开始以来一直沿袭的规矩，也是每个新闻单位一直在遵守的规定，中国足协对足球比赛的管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说法，它的理论支持显然来自于老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当然，在一个没有新闻法的国家里，他怎么说都不算错——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和他所代表的足协，是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只要他们维持一天的垄断地位，你们就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他们的“规定”。

　　其实，足协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诚惶诚恐地接受你们的批评，那么我们还算是“特权”吗？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你们的监督，那么我们那些没有边际的、幕后的红利从何而来？

　　近年来的若干事实表明：该机构的腐败令人发指，该机构的专横令人愤怒，该机构的愚昧让人感到好笑，该机构的低能让人叹息。老实说，体育官员们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群官员，中外皆是如此。与他们相比，中国男足的球员们虽然也很无能，但至少还能够装模作样地踢几个臭球。

　　在目前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产生中国足协这样的“怪胎”中的“怪胎”，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与邮电、铁路等行业一样，这也是一个垄断程度几乎为百分之百的行业。

　　对于可怜的老百姓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全都不看球赛。我们不看球赛，他们没钱可赚了，自然就无法腐败、无法专横了，他们的愚昧和低能也就会有所改观了。

　　可惜没有几个人会同意我的这个妙计。

　　于是，足协依然腐败、依然专横、依然愚昧和依然低能。 

三十二

　　没有多少人观看中国足球了。中国足球的“悲惨”命运是它自找的，它配不上中国人民对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同时，这又是一种全球的病症：人们不敢直面生活的悲苦，便把足球当着精神的鸦片。为了足球而笑，为了足球而哭。

　　世界杯从来都与我没有关系。 

三十三

　　我在小区里散步，那么多人牵着小狗散步。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对狗的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其他人的爱。 

三十四

　　我们为什么必须相信？相信是活着的前提。正如匈牙利作家凯尔泰姆·伊姆莱所说：“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完全全的虚无主义者。其实，虚无主义也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一根救命稻草。 

三十五

　　秦始皇与长城。

　　秦始皇不曾为长城增添过一块砖头，长城却成为秦始皇的私有财产。

　　成千上万修建长城的人以及他们当中数量巨大的、为修建长城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在秦始皇心中完全无足轻重。

　　所以，拒绝为长城的“伟大”——也就是秦始皇的“伟大”——添砖加瓦吧。

　　不能拒绝，至少也要消极怠工。 

三十六

　　长城是秦始皇的骄傲，而不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兵马俑也是如此，紫禁城更是如此。今天我们洋洋得意引以为傲的大部分“文化遗产”都是如此。 

三十七

　　圆明园与百姓无关。

　　圆明园被烧掉，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而仅仅是统治者自身的耻辱。统治者没有能力战胜敌人，却善于把自身的耻辱转嫁到全体百姓身上。

　　即使圆明园没有被烧掉，它也决非老百姓的天堂——哪个老百姓一不小心走进去了，他的脑袋立刻就落地了。

　　这样，老百姓为了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园子的毁灭难受得不得了，而统治者却让自己依然保持百分之百的尊严。 

三十八

　　历代为君王流血流汗的“积极分子”们，最后都成了陵墓中陪葬的白骨——有哪个陵墓的设计师，最后不是被杀掉灭口的呢？

　　听听他们受骗后在地狱中无穷无尽的忏悔吧。 

三十九

　　我如此热爱自由，因此不惜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去捍卫自由。

　　这是一个多大的悖论啊。 

四十

　　在任何时代，诗都是应当被禁锢的，如“深水鱼”一般。

　　所以，诗人理应是寂寞的，如一棵旷野中“孤独的枞树”。

　　今天的诗人却与争先恐后地明星们争宠，像是贵妇怀里的巴儿狗——诗人们的诗歌朗诵会选择在房地产商的豪华会所里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