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1日，我收到林嘉明先生从香港寄来的航空挂号信件，打开后得知是对于我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的认真纠错。一本书一旦公共发行，就已经成为公共产品，必须接受读者的批评和时间的检验。出于对读者的感恩和对于林先生的无私教诲的一种答谢，现把来信中的相关内容予以公开，并且承担属于自己的一份罪错。

林嘉明的纠错信件

　林先生的来信写道“六四前夕”，他在信中写道：“张耀杰先生：你好，拜读大作《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我发现有笔误和资料错误之处，现提供资料给张先生参考之用。希望再版时能作[做]出改正。……日前我从友人得知先生大作《历史背后》面世，友人都赞赏先生的治学态度，是位难得人才。尤比国内仍有一些学者以‘党’为主，又常以‘成王败寇’论历史人物。惟张先生没有‘包袱’在文字里。”

　他的第一项纠错，是《历史背后》第9页的“1917年10月21日，李大钊代表前北京政府内政总长孙洪伊前往南京”。据他介绍：“孙洪伊的‘北京政府内政总长’应为内务部长之误。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孙洪伊为内务总长。到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孙洪伊任内政总长。史称广东军政府时期。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政局混乱，政府官员的任命安排和职称等事，容易令后世人混淆不清。就以孙洪伊在1916年为例，黎元洪在6月29日的各部总长的任命安排，原命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则为许世英。但有议员极力反对孙氏的任命，因此黎元洪重新安排孙氏为内务总长。同年11月孙洪伊跟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多次发生冲突。因此孙、徐二人同被免职。有关上述史料，详见附页。另外，《历史背后》页119的‘教育部长汤尔和’，页137的‘教育部部长长黄郛’，页138的‘教育部部长易培基’，上述的‘部长’应是‘总长’之误。”

　林先生的纠错是准确的。不过，据他所提供的秦孝仪总编纂的《中国现代史辞典》（人物部分）第269页的介绍，孙洪伊由教育总长改任内务部长的原因，是“因部分阁员坚持不就”，而不是“有议员极力反对孙氏的任命”。另据郭廷以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黎元洪就任大总统的时间是1916年6月7日。6月29日，黎元洪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废除原有的国务卿官衔。6月30日，黎元洪改组内阁，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兼陆军总长（唐未到前由陈锦涛兼署，张耀曾未到前由张国淦兼署）。7月12日，黎元洪又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廉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

　按照当时的排序，内务总长是内阁第一总长，孙洪伊由教育总长改任内政总长显然不是“有议员极力反对孙氏的任命”。黎元洪、孙洪伊一派在与掌握军政大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一派的政权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加上孙洪伊的前政治盟友、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等人与孙洪伊决裂，直接导致黎元洪被迫于同年11月20日免去孙洪伊的职务，作为政治平衡，徐树铮是于两天后的22日辞职的。李大钊当初是在汤化龙和孙洪伊的共同资助下到日本留学的，在两个人的派系斗争中，他明显倾向于老同乡孙洪伊。

　由于中国大陆几十年来一直根据政治需要进行历史教科书及相关学术著作的改写宣传，这些并不复杂的历史事实已经变得异常混乱和模糊；台湾方面相对真实一些的历史文献，又很难查阅。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作为一名不愿意按照官家规定的统一口径做学问的普通学者，笔者所付出的其实是几倍于海外学者的血泪代价。

《历史背后》的相关错谬

　林先生的第二项纠错，是《历史背后》页21的“林纾……在杭州东文精舍……教书”，和页32的“此时的林纾，恰好是徐树铮创办的北京成达中学”：“林纾在杭州东城讲舍教书，不是东文精舍。1915年徐树铮创办的是正志中学。1920年正志中学易手，王怀庆接办，更名成达。而林纾早已离校。所以‘成达中学’跟徐、林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项是页32的“安福系主要干将、陆军部总长徐树铮”：“正确为陆军部次长。”

　第四项是页45页的“把吴虞推荐给川西民政长陈幼芝任顾问兼内务科长”：“正确为川西道署代理内务科长。另，页47，倒数第1、2、3、4行，皆出现‘徐桐’，实为徐炯。”

　第五项是页78的“中共中央委员宣中华”：“宣中华从未做过中共中央委员。”

　第六项是页99的“驻苏俄特使李家鳌”：“正确为李家鏊（1863-1926）。”

　第七项是页109的“1927年……中国公学……高鲁出任校长”：“系何鲁之误。”

　第八项是页137的“东南大学……教务主任陶知行”：“杨杏佛被辞退的时候，教务主任为陈鹤琴，不是陶行知。”

　第九项是页138的“1924年11月23日……段祺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氏于11月24日宣誓执政的。”

　第十项是页147的“1933年的沈尹默功成名就，担任着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查实，早在1930年11月沈氏已免去省教育厅厅长。”

　第十一项是页148的“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正确为《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第十二项是页155的“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抵达上海，……联络……农矿部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查实，1927年10月鲁迅夫妇联络的是易校长，不是易部长、易院长。因为后至1928年10月易培基才担任部长、院长兼校长三职。”

　第十三项是页226的“神州国光社……1908年由邓实创办……1929年……陈铭枢投资接办”：“陈铭枢的回忆文章，证实神州国光社于1901年成立，陈于1930年接办的。但我仍不明白，为何1929年1月举行二十五周年宴会，同期又出版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功有全中原因，待考。”

　需要说明的是：第十三项的神州国光社的资料，《历史背后》所采用的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14卷第16页的注释。在《鲁迅全集》第5卷第398页的注释中，又有“该社在一九三一年后曾接受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的投资”的说法。另查郭廷以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早在1928年2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已经通过如下任命：薛笃弼为内政部长，赵丕廉为次长，代理部务，易培基为农矿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于右任为审计院长。1928年10月19日，易培基由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重新任命或者说是正式追认为农矿部长。这其实是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的一种常态。

以人为本的历史记忆

　2006年6月26日，林先生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又追加了四处错误：“第一处：页134的‘郭秉文……20年代曾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会长’。……1923年6月28日至7月6日，美国教育学会在旧金山（今称三藩市）召开世界教育会议，郭秉文率代表团出席，并当选副会长。以后连任了三届，即是郭秉文当了四届副会长，不是三届。……第二处：页135的‘郭秉文……礼聘……任鸿隽……等十三人组成校董会’。查《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第116页，十三人是‘推举名单’，不是‘礼聘名单’。十三人为张謇、蔡元培、王正廷、袁希涛、聂云台、穆湘玥、陈光甫、余日章、严家炽、江谦、沈恩孚、黄炎培、蒋梦麟十三人。任鸿隽不在十三人之列。后加推钱新之、荣宗敬二人。上述十五人由教育部礼聘（时称函聘）为校董，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的任鸿隽奉教育部委为校董会当然校董。（一如惯例，教育部派部员加入国立大学为校董、校务委员等职）加上校长郭秉文组成十七人的首届校董会。……另《历史背后》页135的‘郭秉文在任内聘任的著名教授……李玛……王琏……’李玛应为李玛利（英文系），王琏应为王琎（化学系）。第三处：页182的‘注释1法日派与英美派……没有党籍的……李四光’。李四光是1905年同盟会创建党（会）员，时年十六成为年纪最幼的党（会）员。按党[龄]论比老蒋更深。1911年湖北省同盟会支部成立，李四光任书记，石瑛为支部长，后历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实业部部长（实业部后改为实业司，任司长），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中研院地质所所长，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1912年，同盟会由宋教仁领导下改组为国民党，李四光正式转为党员。……李四光是有党籍的，只是‘党性’不及同辈的朱家骅、李石曾、王世杰等人。风头不及汪精卫、吴稚晖、蒋梦麟等人。……第四处：页199的‘第三国际又叫共产国际……全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19年3月成立于莫斯科’，张先生混淆了上述两个组织，误将二合为一。‘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亦称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简称Comintern。中共于1922年成为支部。1943年6月10日正式解散。至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Informatio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简称Cominform，是欧洲九国（苏、波、匈、罗、保、南、捷、法、意）共产党组成，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中共没有派员[参]加开幕大会，更连贺电也没有！中共也不是支部。”

　接下来，林先生写道：“早在今年年初，先生一篇论吴虞的文章，刊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张耀杰’的名字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春节后先生大作《历史背后》面世，小弟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听书店店主说，大作销量很好。我希望大作再版时能更正有关错误。今在香港的书店购国内书刊，大都以书价一元人民币兑一元港币（俗称一兑一）。免却以往乘火车到深圳书城，拉大包书去迫火车之苦，又可省回一笔车资，真可乐也。香港报刊真的百花齐放，反共的有，亲共的更多，香港的报纸东主，十九是全国政协委员。共产党不会白吃白喝的，报刊东主更不是省油灯。最[苦]的是读者，上错贼船仍懵懵闭。我辈香港人活在自由的国度，一切来得太容易，反躬自省，真的要珍惜一切，包括身边的人和物。”

　林先生所说的香港与大陆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差异，令我想起2004年10月29日游美期间，郑义先生冒着小雨开车带丁东老师和我到葛提斯堡参观南北战争旧战场的情景。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朱学勤先生的《书斋里的革命》中读到如下文字：“那个战场保留着当时双方军队对峙的所有工事，战壕、铁丝网、宿营地、指挥部，还有一排排的铜炮，就在路边排列。……与北方一样，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县、各个小镇，寻找到他们当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们的团队番号、上校姓名、战死者名单。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记忆版本？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没有教育部，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从北方分裂出去的关键原因。”

　在南方军队一直强攻不下的一个并不高大壮观的圆形山顶上，郑义先生感慨说：在战场形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南方的一位将军对他的士兵说：“你们已经尽力了，撤退吧。”我们中国人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六四”之前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站出来劝告学生：“你们已经尽力了，离开吧。”从而导致开枪事件的发生，整个中国社会为此倒退了几十年。

　返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迄今为止能够看得到的只有反复轮回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汉贼不两立”、“杀身成仁”之类的血腥教条。个人的生命及其价值，最后留下来的只是好与坏、善与恶、功与罪、伟大与奸恶、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之类的极端符号。假如说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与不自由，那么，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的根本性区别，除了自由与不自由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以人为本的宽容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宽容。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中，除了自由和宽容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公平公正的程序正义。没有强力监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公平公正的程序正义及其制度规则的充分尊重，所谓的人权、宽容、自由、民主，终将是一句空话。

　单就我自己来说，由于人生经历中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和仇恨，严重影响了相关文本中的理性思索。这些年我一直在通读胡适中努力克服自己的人性缺陷，但是又会时不时地冲出理性的阀限，从而暴露出自己并不宽容的另一面。鉴于自己公开出版或发表的相关文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和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真诚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以胡适式的“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的“不惑之光”，给我以严正的监督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