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70年，我就读的中学来了一批“下放干部”。他们住到最西边的一间教室，打的地铺。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来了，只看到他们经常坐在地铺上开会。有一回，他们忙着往教室西墙上贴大字报，嘻嘻哈哈地发着议论。我至今仍记得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胖子说的话：批判“白专道路”、“分数挂帅”，学习好的来批才有说服力。

这些年的人生阅历，使我经常想起这句话。

我所以要说说“资格”，这句话实在是我个人精神史的榫子。

我从“资格”两个字看到的首先是一些青年的多重苦痛。

我认识几个真正底层的正直青年，当然是现在已经非常稀缺的优秀青年。他们即使什么都缺少，唯独改变黑暗中国的想法不少。每每听到他们痛彻肺腑的诉说，我的心情便格外沉重。底层的青少年就这样，由于家庭教育文化含量极低（我猜几千年没啥长进），也接触不到什么“高人”，即便碰上“比较有头脑的人”，也未必能有缘订交。他们纯朴、急切、苦闷……这些“少年卢骚”大多处于自生自灭、孤独迷茫的境地。“愤怒”于丑恶当然不是这些青年的缺点，正如怀抱理想不是青年的缺点一样。我跟他们交流不可能为了息怒、制怒，因为我自己也还怀着一颗“愤青”的心。我从王朔作品或者互联网知道“愤青”一词，好像都是贬义的。我不明白在如此黑暗的社会，“愤怒的青年”有什么不对劲。在我看来，如果人的概念涵有超出动物的伦理意义，没有了道义激情，便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佛教固消极，唯其消极得彻底才成了佛教。但佛教确实从非制度的层面将世间的险恶说透了。不信教的中国正直青年，是彻底积极的。说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一无所有的苦难者，挫折面前会灰心丧气，但只要不是宗教消极主义的，挫折过后便还会抗争奋斗。这往往意味着终身的内外不宁。我完全通过孤独的摸索才终于知道：现在的人只要基本温饱有所依靠、知识结构大致健全，就能建立多方面的积极平衡。无所谓真相假相的自然界，既平衡着又激烈躁动着；人的非消极平衡则一定建基于对种种真相的认知。

正直青年几乎都是天生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不耐烦甚至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多思索。“做事的资格”便是我漫长摸索之后出于挚爱与责任，（我由此回想到我接触过的兄长）跟青年朋友“说出真相”的主题之一。首先当然是：只有对苦难有充分了解与准备的青年，才有可能炼成丰满的正直品格。

我甚至有些武断、霸道地警告青年朋友说：现在的中国没你们多少可做的事，诸如维护人权等需要做也做不完的事情，首先也不是你们的事情。真想改变中国的话，需要的首先是努力解决好共产党政府不能给予一丝关爱的生存，和尽可能多快好省地知道方方面面的真相。就像没有性生活还想生育的男女一样，我自己因为知道得少耗费了太多的情感心力。“民主自由为什么迟迟不能受孕于中国”，这是青年人首先要弄清楚的。共产党说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我到1996年才终于懂得：如果一个社会的先锋是青年，而不是相对成熟智慧的中年老年，这个社会就是无望的，至少说明了父辈祖辈们不够勇敢，很可能更是不良成人利用或者煽动着青年而已。当然，必须在例如真诚可信的李大钊、陈独秀们与道德低劣、手段残忍的毛泽东们之间作出区分……。

我坚持认为，首先要有道义激情，要有鲜明的爱憎，其次才是力争让自己的知识、技能，与正义感对称平衡起来。正直的青年首先是把这个“其次”做好。我当然看到了，很多青年知道得少的时候还能可爱些；一旦知道得多了就变得圆滑犬儒了，这常常让我想到鲁迅不能因为有人浪费而不种地了的比喻。我不知道，卢梭的科学艺术堕落论，是不是源于对人的日常观察有感而发。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一些人正是在知道多了、能量大了之后变坏了。

但是，科学艺术本身当然没有堕落的酵母，“知道”本身决非坏事，知道得越多越不是坏事。现在的中国大学除了一点专业知识以外，也差不多笼罩在无知愚昧之中了，即便是博导离开专业领域，一开口就叫人听不下去，甚至连普通工人农民的良知都没有了。例如院士政协委员钟南山，作为抗击SARS的专家型英雄之一，很了不起的，可最近自己的手提被抢，就迁怒到废除收容遣送上来，显出了思想上的鄙陋。但鄙陋归鄙陋，钟南山这个名字意味着多种意义上的资格。假如没有SARS，专业之外便言不及义的钟南山，恐怕也享受不到让省委书记、100多警察为他的手提忙活的待遇。钟南山不傻。

不傻甚至很有些精明的胡适，其实不傻甚至也有些精明的鲁迅，都曾赞美过“傻子”。但中国人内心里都盼着别人做“傻子”，很少有人愿意做“傻子”。偶有几个傻子活着，所有的“社会资格”被褫夺光了，以至最无知的看客都敢吐几口痰水以示非我族类。

我喜爱的一些青年无一不是“傻子”。中国也真正太需要有些生气，这生气当然主要通过道义实践才能开发出来。但是，正直的青年的确不太可能充当实践的主体。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成长为“不傻的傻子”。

不傻不是世故，但肯定包含了了解世故。就世故的“基因”而言，我相信中南海决不比乡村更文化更高级，是一样的，否则，那些谈不上有多少学识智慧的人物不可能成为党政国家领导人。

中国人的世故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我以为就在：即便是崇尚道义，也要使道义的人生比重缩到最小。这个秘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存在了。儒家讲不讲道义？讲的，但一定不能讲得太多，即便讲道义，也要包裹在宗法秩序或者干脆说皇权秩序中来讲。今天的官场（广义的，不限于官员）开明派，骨子里都以“维护党国秩序”为重，只是希望压迫剥削得轻一点，并非真正在意民众的苦难，决意要造成新国家。这个“不逾矩”的本领在孔子那里就有了。在存在论意义上，中国是一个官民对立极为严重的社会，但在诸子百家及其徒子徒孙们那里，站在民的立场上的言说实在太少，即便说到了爱民、恤民，那意思还在为官着想——我的概括就是：中国其实一直没有左的政治传统，有的只是右的传统。请不要跟我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扶助农工”、“瑞金苏维埃”等等，我是说“中国政治”（或者同样语义不清的“华夏政治”？）。今日所谓政治精英（在道德的意义上念成政治痞子亦无不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狼狈为奸，哪一个朝代不如此？“不合礼度”的一律是“贼”，大盗贼反可以称王。昔日慈禧党骂革命党的话今又成时尚新论了，值此官民矛盾尖锐年头，不奇怪的。当然欧美也只是到了现代普选与广庇型福利制度实行，才开始有了左翼政治——说明迄今人类有光的历史实在不是从耶稣教开始的，更说明如今的中国在政治上还相当于中世纪末期。

中国的“体制内精英”历来的本领之一就是只有道义表演而无道义冲动。内心深处的冲动是有的，那是因为人有良知本能。但到了社会表现的层面就被压抑住了，而只有明眼人一望即知的空洞词句。不是因为精英了才如此，而是因为不如此便不能成为精英。“一成 ‘人物’便无足观”确实是中国入彀、吸纳、招安、隐逸、挤压、逍遥等传统共同作用下的一大奇观。

我活在世上看到了，许多人即便崇尚质朴的道义，也要从道义之外挣一些“资格”来。东林党、维新党人要是没有著书立说，谁还记得他们？要是平民家庭的瓦文萨身陷中国，歇着吧。我观察到，许多人物的精力主要用在努力表现自己有学问识时务甚至很有古文化功底会写古诗会唱京剧很尊重权力因此宁肯上书也不肯撕破脸皮……更多的则愿意在权力者面前，尽量表现自己的“懂事”；若能在权力者眼前奚落、虐待几下“傻子”，简直就是“机运”了。有智慧鉴别家破解说：显示学问、见识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否则连发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了。有道理，你看现在共产党对普通工农下手就比对知识分子狠多了，对一般知识分子又比对“高级”知识分子狠多了。也没道理，只要想想毛泽东时代就够了。中国是怪物，有太多的颠倒错乱。

中国是一个混乱无规矩的社会。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充满怪异规矩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凶险规矩的社会。这个“规矩”当然不在课堂书本上，而在人们的日常言行中，很多其实是千年不变一直存活着的。按照一些社会理论，欲使老规矩改变甚至非得指靠“灾变”的恩赐了。

天才是极少极少的，通常成为精英的道路也是一条漫长的煎熬之路。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话包含的种种意味，对各类精英都适用的。熬到省部级甚至国家级容易吗？熬到手了华发已生，人上人的滋味才开始，怎么肯解构“婆媳规矩”？“学术带头人”、“国务院津贴奖”、“跨世纪人才”等等等等，都是要经受官场式的煎熬的。拿发财来说，无论索贿行贿，都有一个“门槛资格关”要过的。抛开价值评判不谈，就算是黑社会头目，混到手也是要些本领的。

也抛开价值评判不谈，真正的“民运领袖”是要付出种种人生大代价的，可没有那些多少赚了点“国际声誉”的“作家”们幸运。一般底层青年并不能知道代价的丰富社会意味。我多少旁观到了一些，当然在多种意义上有责任告诉他们，以免他们多了种种不谙世事的迷失。有些兄长辈对青年人不甚负责，客观上把热血青年当成了工具。

“资格”往往是一张无形而坚硬的资源凭证。例如同样一句话，讲还是不讲、由谁来讲，大有讲究。很多小人物一直试图发起一些事情，不灵光，没人接你的茬，由此知道不光在官场，规矩都一样厉害。同样一句话，讲的人不同影响效果不同；同一个想法提出来的人不同，变成实际的可能便不同。有“鸡毛成令箭”、“放屁也香”，更有人微言轻、心血白费、一动不如一静的。等等等等。一般悟性不够天才的底层青年哪里知道这些呢！

抛开权力霸权、话语有无霸权不谈，例如福科所做的学问肯定有中国人也容易理解的生活内容，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与一些青年一样，不服气很多规矩，但我自己就是一路被“规矩”折磨过来的。我不希望善良青年因为善良而格外多吃苦头，因为不懂“中国规矩”而格外多碰壁。这个苦头不光吃的是共产党的，还吃的是成了风俗的“人情世故”的。我跟青年朋友说：例如我们的很多想法谭嗣同一代甚至更早些的王韬、郭嵩焘们都说到了，但因为不是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或者现在的胡锦涛们说的、想的，即使是治国（省、县）的良方，也差不多只能是无影无踪的意念随风而逝。不要说芸芸众生和痞子党及其官僚们了，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也是有很多“潜规矩”的。我自己因为全靠自个儿摸索，到1996年才对方方面面有了大致健全的了解。我希望青年人成长得快一些、顺当一些。我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知道的说给青年！

现在的我也还不服“规矩”，但“服不服”与“行不行”自古以来就是两回事。

“中国规矩”依然是现中国的主要规矩。往深里说，这个“规矩”是每天都在吃人、杀人的！这个“规矩”的核心是“名分”。遇罗克们或死或伤，就栽在这个“名分”而不是所谓的“血统”上。同样的红卫兵或者自由化分子，“名分”不同命运也不同。更不用说同名不同实的红卫兵与自由化分子了。腐败集团及其“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不也是一种“自由化势力”吗？

这些年舆论批评“应试教育”，没看到有谁说：只有学习好的才有批评“应试教育”的资格。抛开中国各种“应试教育”都有许多弊端，尤其党校教育、官场文凭大跃进、硕士博士招生弊端丛生不说，的确也有很多人希望回到变相“推荐上大学”的荒唐时代。但是，无论什么人，不论愿意不愿意批评、有没有批评的能力，倒是似乎都不面对批评“应试教育”的资格门槛的。可无论人们对“党化教育”、“垄断教育”、“工具教育”、“应试教育”如何批评，改变或者维持中国教育的资格却只攥在少数统治者那里。1970年过去30多年了，人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远远超出了当年对“白专道路”、“分数挂帅”批判的水准，但有关“资格”的格局，依然如故。

到人世活过几十年，自以为看到人世的大概了，不妨多一些自己的判断，而不必到处打听“权威看法”了——没有资格是一件紧要的事情，没有权威紧要么？真正的权威实际上是一种多维信用支票，往往需要几十年来验其真假。私域多见于友谊，公域呢？学术、制度……我个人经历过三阶段，先是从众的，1979年刚进入大学，还处在谁批评毛泽东就跟谁急的阶段；后来拒绝权威主义（不必翻译为威权政治并以为有了区别）政治，但认为象征着一种资格的权威还是难免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精神无政府主义；最后觉得将权威与人格联系起来是非理性的，认理不认人虽然难，但是对的，也已经足够。一些青年喜欢到处跑拜见权威，不这样视野开展得慢，但害处是多了认人不认理的危险。我个人现在的处置办法是：尽可能少一些私人交往，保持对非人格信息的了解，以便对任何人都没有为其隐、为其辩的羁绊。这样做人需要经历“虽生犹死”般的孤寂——“设若一孤魂，游戏人世间。”

抛开具体是非善恶不论，实际上人一生下来，就入了资格的藩篱。人家就是人家不是自己家；别人的喜怒哀乐不是我的……归根到底，资格只能是个人的资格，夫妻共家的资格，说到底还是要分摊到男女各方。欧美社会讲资格其实更普遍，除了人们之间权界清晰且直接交易不容易出岔子的，和上帝也说不清道理的（例如文学艺术），几乎所有职业都实行准入证制度。要紧的是，除了国家机密，所有的准入信息都是透明的。中国呢，很多应当规范的资格没有规范，很多应当公开的资格信息没有公开，越是要紧的、人们普遍关心的，越是要交给黑箱。所以，各种与共产党进行各种合作的人，都似乎有了成为“不明身份者的”的嫌疑。当然，共产党秘密培养的合作者，资格标准就更见不得人了，我猜是两条：有才能；人品差。

由资历深、资格老的来打破旧格局是改革；由普通民众来打破旧格局是革命。中国有史以来未有大变的格局，太需要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