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在这个时代，智商最低和人品最差的人都在疯狂地写诗。他们说自己是诗人。　 

四十二

　　我最喜欢的两类人：青春的少女和返璞归真的老顽童。 

四十三

　　苏联崩溃以后，从事尸体保存工作的科学家们失业了。当年他们从事的是无比神圣的工作，现在却一无所有：他们的杰出成果——用高科技保存的领袖的尸体被草草迁走埋葬在荒郊野外。沧海桑田，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随着俄罗斯新贵们的涌现，科学家们又忙忽起来。原来，新贵们在尝遍所有新鲜的刺激之后，也想尝尝“永垂不朽”的滋味，便召来当年为领袖服务的科学家，投入重金将自己亲属的遗体作精密的防腐处理，并希望自己死后也把尸体保存下来，让子孙们“瞻仰”。他们的需要已经发展成为一大潮流。科学家们便成立公司，招揽生意。比起其他冷门专业来，他们又时来运转、富得流油了。看来，再穷困的时代，与尸体相关的行业都不会穷。

　　专家们的重新“上岗”，既是一种停滞，又是一种进步。

　　说它是停滞，因为新贵们的思路还是没有跳出专制时代的阴影，还是想过一把将自己木乃伊化的“领袖瘾”；说它是进步，因为毕竟谁有钱谁就有资格保存自己的尸体，保存尸体不再是领袖的特权。而人们也不必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去瞻仰唯一拥有“不朽”的资格的尸体——只要多花一点钱，在自己的家里就能瞻仰自己已过世的父母了。 

四十四

　　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的争论中，当旧思想发现自己即将失败的时候，它最后的杀手锏必然是求助于权力。在五四论战的高潮中，当林纾被蔡元培驳倒以后，便向军阀徐树铮讨救兵，希望军阀派兵杀人北大。

　　陈独秀充分认识到旧党的罪恶——旧党的罪恶不在于旧思想的蛊惑性，而在于旧党与专制权力的勾结。

　　通过对中国社会透彻的分析，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在中国，几乎就不存在过对问题的“讨论”，而只有压迫和杀戮——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反对我；你反对我，你就只有死路一条。思想的分歧立刻导致了肉体的消灭。于是，谁掌握的权利、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真理。文字和言辞从来就不是枪杆子的对手。旧党对新党的杀手锏就是自己拥有的暴力或者投靠暴力、利用暴力来对付敌人。

　　这些手段，至今依然被新的“旧党”广泛地运用着。 

四十五

　　真正的体育，本质是追求自由和拓展已有的自由。体育的精神在于游戏，在于快乐。然而，现代体育却越来越远离体育精神。

　　当纳粹帝国利用奥运会来体现法西斯的力量的时候，当国际奥委会暴露出贪污巨额金钱的丑闻的时候，体育已经变成了现代专制的一部分、变成了对自由的压制和对个人的蔑视，变成了民族主义的附庸和象征。这样的体育，正是我最厌恶的体育。

　　艾奇伯格认为：“体育在欧洲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体育把个人身体同国家福利联系在一起，是近代史上的一种现象，必须被视为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形成的国民纪律化手段之一。”

　　因此，我远离现代体育，远离所有被狂热的人群包围的比赛。 

四十六

　　在成都，阴雨连绵，阳光来之不易。每天的阳光都像黄金一样。张楚的歌这样唱道：

　　“我们站在大路上，向天空望着，看见太阳照耀着就会快乐。”

　　阳光与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 

四十七

　　甘地在中国绝对成不了“圣雄”甘地。

　　你如此爱这些人，他们却微笑着看着你绝食，微笑着看着你活活饿死。然后，把你的尸体做成木乃伊，扛着去化缘。

　　但是，还是要爱他们，如特蕾莎修女所说：“爱，直到受伤。”这才是真正的爱。 

四十八

　　中国人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鲁迅在《药》中指出，是人血馒头。 

四十九

　　甘地之所以成为甘地，除了有热爱他的人民外，还有尊重他的英国总督蒙巴顿。蒙巴顿说过：“甘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远远比我们高。”

　　蒙巴顿在利益上是甘地的敌人，但他在品格上配得上是甘地的朋友。所以，甘地应当感激蒙巴顿——试想甘地如果遇上斯大林，他早就灰飞烟灭了，还能当什么“圣雄”呢？ 

五十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蒙与王朔构成了两大奇观：前者本是奴才却以喜欢以君王的姿态出现，后者则洋洋得意地以过街老鼠的面貌招摇过市。

　　因此，“二王”之间乃是“英雄”惺惺相惜。 

五十一

　　我记得当年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最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刘少奇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那是一九七八年。我看过的所有小人书的扉页上都有毛主席的语录，上面说，刘少奇是工贼、叛徒。

　　而我又模模糊糊地听大人说，刘少奇是冤枉的。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远远超过了一个五岁小孩的能力。 

五十二

　　冰心被奉为“文学大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共同的悲哀——她的“老”便得比她的作品变得更重要了。而更伟大的天才都英年早逝了，如朱生豪、梁遇春。

　　同样是因为“老”，活了一百零四岁的苏雪林在去世的时候也获得了崇高的评价。她的作品，我读过一些，发现很平庸。知道她的大名，还是因为她谩骂过鲁迅。

　　作为老人，我尊重她；作为作家，虽然活了一百零四岁，我还是认为她的文章不怎么样。鲁迅只活了她的将近一半的年纪，然而，在高山般的鲁迅面前，苏雪林只是一个小土包。 

五十三

　　勿忘“我”。

　　不久前，中国乒乓球总教练蔡振华在评价乒坛两位后起之秀王楠和李菊时说，她们中任何一人也不能取代邓亚萍的位置，因为她们在个人成绩和内在精神上都没有超越邓亚萍。个人成绩摆在那里，人人都看得见，自然不用说了；那么，什么是“内在精神”呢？蔡教练说，“特别是邓亚萍的那种拼劲儿，那种为祖国争光的忘我精神，是值得中国乒乓球队所有队员学习的。”蔡教练的前半句话我倒是赞成，但是后半句话我听了很不是滋味。什么叫“为祖国争光的忘我精神”？

　　我想，体育首先是体育，其次才是“为祖国争光”。体育所表现的恰恰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是对个人的天赋、个人的能力、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毅力的极度张扬。因此，在体育运动和比赛中，不仅不能“忘我”，而且应当把自我的意识发扬到顶点。现代体育最重视的就是个人的荣誉感和功利心。连“我”都忘记了，还比什么赛？

　　蔡教练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的思想毕竟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时代是没有真正的体育精神的。就拿中国人为之骄傲的乒乓球来说，它曾经被作为外交活动的一层遮羞布来使用。而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进行的比赛中，上级往往会下一纸“让球”的命令。为了对方的面子，也为了兄弟国家的友谊，你必须让球。对于铁的命令，球员们无一例外地坚决执行，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高于体育精神。我认为，这是对体育精神最厚颜无耻的侮辱。

　　“为祖国争光”决不是体育的目的。更何况，祖国的光荣难道落到只有在体育比赛中才能显现了吗？那么，这种“光荣”我宁可不“享受”。

　　我所梦想的、所引以为自豪的“祖国”，并不是拥有国际比赛金牌最多的祖国，而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的、富强而民主的祖国。在这样的“祖国”里，公民至少不会被要求“忘我”——一个要求公民忘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利益的“祖国”，是值得怀疑的“祖国”。在这样的“祖国”里，每个公民都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和设施，进而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完善的精神。

　　我坚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的话：“唯有个人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除了权利以外，任何权力都不能视为绝对；惟其如此，所有的人才能具有绝对的权利，去拒绝从事非人的行为，而不论他们是被什么权力所统治。” 

五十四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衰落，虽然也有外部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内因在起作用。

　　勃兰兑斯说过：“在现代，文学的生长，是以它所提供的问题决定的。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就会逐渐丧失它的一切意义。”可不可以这样说，文学用审美和抒情的方式，不断地向社会认可的道德和人生价值提出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世俗法则中止之处就是文学法则开始之处。

　　然而，九十年代大大小小的作家们，曾经走红和刚刚走红的作家们，完全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已经无法提出问题来了，而他在八十年代，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不断地以王朔自己的方式提问。现在，是他看不到问题了，还是感觉不到问题了，或者是不敢面对问题了？

　　在对既定秩序和人生形式的质疑已经成为世纪末最夺目的时代性的今天，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同时失去了质疑和提问的能力。他们安安稳稳地充当着权力机器上的螺丝钉，并享有作为螺丝钉的种种优待。

　　所以，文学的衰落是必然的。

　　除了怪自己以外，我们无话可说。 

五十五

　　李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台湾的新人类们不再知道他、也不再尊敬他了。李敖与当年的读者一样，都衰老了。十年前，我想对他说，不用搞出什么诺贝尔奖之类的新闻来让民众记住你，你已经进入了历史。

　　然而，这些年来，曾经被我尊重的李敖不断地自己给自己抹黑，这个太过自恋的人最终还是耐不住寂寞。当李敖开口“毛主席”闭口“毛主席”地在凤凰卫视上胡说八道的时候，已然从昔日的战士堕落为今日的小丑。他堕落的速度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李敖一直不明白这样一个最简单不多的道理：一个人怎么可能永远站在聚光灯的中心呢？

　　李敖的悲剧在于：没有确定性的信仰和价值皈依。

　　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从民主斗士到专制帮凶，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五十六

    每一扇窗户的里面都有一个忧伤的灵魂——就那样寂寞着，度过整个通宵。 

五十七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英国外交大臣与伊朗外长会晤，伊朗表示撤消对英国作家拉什迪的追杀令。

　　自从拉什迪的小说《撒旦的诗篇》出版后，先后有四十五人为之丧命。拉什迪因此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死亡的阴影时时刻刻笼罩着他，他的妻子受不了这样担惊受怕的生活而离开了他。

　　然而，回首往事，拉什迪并不后悔写了一部《撒旦的诗篇》。他表示，自己决不会因此而道歉，也不会要求书店收回这本书。他说：“如果在最后一刻放弃的话，便难以争取言论自由。……我生命中将近十年的时间被这件事情丑化了。我朋友的生命受到威吓，我的家庭也由此弄得一团糟，我关心的人差点被射杀。我本可要求人家道歉，但我没有这样做。世界正在改变，让我们继续生活吧。”

　　这段话感人肺腑。拉什迪把自己个人的立场与整个人类的基本理念紧紧联系起来——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保卫言论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职责。他拉开的是一个人与一个世界的战争。他的生命可能会被剥夺，但他所捍卫的理念将永存。我深信，最后的胜利者绝不是那些杀人者，而终将是勇敢的拉什迪。

　　与那些剥夺人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的邪恶力量对抗到底，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职责。所有的现代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当有为捍卫言论自由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思想准备。满脸胡须的拉什迪，承担了这一伟大的使命，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骄傲。

　　文学的本质是拓展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拉什迪作出了巨大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他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撒旦的诗篇》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它深深的轨迹。

　　虽然伊朗政府取消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民间宗教极端主义团体依然不甘心就此放过他，他们对拉什迪的巨额悬赏依然有效。在拉什迪的声明发表以后，这些组织更是咬牙切齿，表示要与“邪恶的异教徒”周旋到底，不惜任何代价取其人头。因此，拉什迪的生命依然笼罩在危险之中。也许这种折磨将伴随他度过整个余生。但他没有屈服，如果他屈服了，一种理念也就崩溃了。我理解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段“雪上加霜”的讲话——拉什迪的心中除了求生的欲望外，还有一种更高尚的理念存在。

　　我一想起那些发出追杀令的宗教领袖们，我就掩饰不住对他们的轻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达到了如此愚昧的程度。宗教的实质是与人为善，而不是为了保卫某种抽象的教条而剥夺他人的生命。

　　一本小说是不可能让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覆灭的，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问题不在小说而在这一宗教本身。

　　一本小说同样也不会成为反党的武器，真能够“利用小说反党”吗？

　　一个党派、一种教义或者一个国家居然害怕一部小说，不正说明这个党派、这种教义或者这个国家的病症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吗？ 

五十八

    一九四九年初，诗人柳亚子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听说毛主席会早已见了傅作义和李济深等人，自己却遭到冷落，便在私下里发牢骚说：“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济深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作义在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柳亚子不知道，政治是不问对错的，他的牢骚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羞辱。自视甚高的柳氏在诗人之中是世故者，但在政客之中却是孩子。 

五十九

    通常而言，越接近真理便让人越痛苦。 

六十

    一个高中生在来信中对我说：北大很好，北京不好，北大要是不在北京就好了。